在生命面前我們沒有解答:只有問題,以及各種面對問題的故事

在生命面前我們沒有解答:只有問題,以及各種面對問題的故事
Photo Credit: Gustave Caillebotte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班雅明認為,與故事相比,小說所代表的是交流經驗的不復可能,而到了新聞,則真正的標誌了經驗的貶值。

經驗告訴我們,說故事的藝術行將消逝,要遇到一個能夠道道地地說好一個故事的人,機會越來越少。倘若有人表達願意聽故事或說故事,十之八九會弄得大家一片尷尬。似乎一種原本在我們身上必不可少的東西,從我們身上被剝奪了,這個被剝奪的東西就是經驗交流的能力。這種現象標明了現代社會的一個結構因素:經驗貶值。

這是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1936年一篇題名為〈說故事的人〉的開頭。有時候,你會覺得哲學家這種生物似乎活在另一座銀河太空,很脫離現實生活的講一些沒人聽得懂的獨白;但在有些時候,你也會真的很驚訝他們的哲學話語,就像希臘悲劇裡瘋言瘋語的謬斯,總是過早的預言未來世界的氣數。

當然,人們總是隨時能說故事。但是,任何事情都有情境。經驗與意義,無法獨立情境條件而存在。

班雅明考察,說故事的藝術是一種介於古代史詩與現代小說之間的文化傳統,而說故事者的典型是土地上扎根的農夫與大海上漂泊的水手。世代相傳的故事以至於傳說,透過農夫之口流傳給後代子孫,一代一代的人從中學習與土地相處的智慧,也在講述中增補自我的生命經驗於其中;而來自大海另一邊的水手,道出了終生居於一地的農人,未曾到過的國度與未曾經驗的經歷。

不論是源自於在這塊土地上祖輩的權威與智慧;抑或來自於遙遠他方的異國想像,兩種類型的故事都為聽故事的人帶來某種「靈暈」(aura)。靈暈是一種能將日常經驗隔絕在外的氛圍,事實上唯有暫時拋開日常實用的生計,人們才在講述的過程中進入故事的情境氛圍裡,而一個人唯有進入故事,才能從故事中獲得。在中世紀時代,說故事的場景就在商人行旅之中,在旅行中、在路途上,農人與水手的故事會聚一塊,在這裡,那種見多識廣之人所帶來的遠方傳說,與當地人熟悉的地方掌故交織在一起。

說故事,聽故事,在故事中總帶有某種指點功能的知識與智慧,故事並不是生活之外的一個娛樂,相反的,故事中的訓誡、倫理、人物……總指導著人們如何過活。聽故事,說故事,是一個世代相傳編織意義的活動。

指點生活的旨趣,是許多天生說故事好手的特點,在故事的交流關係中,講故事者是對聽者有所指點的人,而一個聆聽故事的人,乃是對說故事者有所請益之人。然而在故事實際的進行過程之中,聽故事與說故事的界線總是模糊的,因為故事的進行總是依著不同的具體情境而具有意義的開放性,而說故事者也總會在不同的情境條件下,因為聽故事者的有所請益而有所指點。

聽者所寄予說者的,不是原封不斷的重述一個過去的故事,而是重構一個有所意義、有所指點的故事。說故事,聽故事,給與受,有所請益之人與有所指點之人,在一種共在關係中共織故事,故事如此轉進實質生活的血肉中。

有所請益,看似一種請求答案的需求,而有所指點,看似一種給出答案的能力。然而在講述故事經驗中,有所請益與有所指點都是一種關於如何讓故事繼續下去的對話。這是因為無論是講述故事或聆聽故事時,我們並不是在歸結教訓或進行推理,而是渴求進入一種講述的樂趣之中,我們所渴求於故事的是一種對話的遊戲。人們會因為遊戲有所啟發,卻不會為了啟發而進行遊戲。一個想原封不動講述故事或記住故事的人,恰恰是破壞故事的人。

講故事的人取材於自身經歷或風聞而來的經驗,然後把這種經驗轉化作聽故事的人的骨血。人們說著故事也聆聽故事,隨著聽與說一道而來的將故事繼續編寫、流傳下去。故事像塊海綿,將講述者個人的經歷,以及聽聞者個人的生命經驗一塊吸納進來。如此,在故事中的諸多細節、縫隙中,往往蜇伏參與聽說故事之人彼此交錯的經驗、智慧、甚至是價值與想望。也因此,古典時代說故事的經驗,能夠跳脫獨白、個體的經驗層次,而帶有著某個意義上客觀的社會內涵。

隨著古典時代的結束,文藝復興時代印刷術的物質條件發生,講述者與聆聽者依於口語的對話經驗被文字書寫取代。與講述故事的經驗衰弱,相應的是現代小說的興起。小說的好壞,取決於作者的書寫技巧。不同於故事仰賴聽與說之間的經驗交流,現代小說誕生於孤獨的個體,由孤獨的個人書寫,由孤獨的心靈閱讀。

如此,不同於前現代的「故事」流傳經驗中,「有所請益」與「有所指點」的交流,班雅明認為,現代小說所體現的是「無可奉告」的現代都會經驗。

一方面,故事與小說的差別是結構形式的問題,因為對於任何一個故事而言,繼續說下去乃是天經地義的;然而小說家則必須止步於書寫的最後一頁,小說家的故事結束了,讀者沒有繼續編寫下去的權力。而從另一方面分析,故事與小說的差別也由於社會情境的轉變,故事流傳在傳統社會的群體行動中,群體編寫著故事,使之成為共同社群的精神資產;然而小說家面對的是,群體生活被打散後,個人獨對的是現代工業發展後的現代都會生活,因此生活意義整體的破碎,往往成為現代小說的主題。

在此,從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唐吉訶德》(Don Quijote)到卡夫卡(Franz Kafka)筆下的人物,都展現了獨對世界時,個體整合意義世界整體的挫敗。在這個意義上,歸類在現代主義文學經典的一系列作家,例如吳爾芙(Virginia Woolf)、康拉德、貝克特(Joseph Conrad)與喬伊斯(James Joyce)所體現的現代絕美,盡是一座又一座空燒的百年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