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宛如專欄】托育專業化,縮短職場和育兒之間的距離

【余宛如專欄】托育專業化,縮短職場和育兒之間的距離
Photo Credit: 余宛如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政府一方面善用政策槓桿,撬動市場力量來共同發展托育專業化,承接現代社會的新需求。另一方面,面對商業機制的多樣可能性,政府也應該保留開放態度,讓民間有發展解決方案的空間。

年金改革的議題炒得火熱,即將上路的長照2.0,也有各種困難需要克服。年金制度的無法永續、長照需求的膨脹,都是伴隨著社會高齡化必然湧現的問題。往者已矣,今天姑且不談它們。來者可追,我想跟大家談談高齡化社會的另外一頭——少子化的議題。我們該如何看待它?又該怎麼面對它?

歷年新生兒出生人數(單位:人)

從數字來看,歷經了1980年代到21世紀初期的腰斬,近十餘年的出生人數,其實已經趨近平穩。伴隨著新住民的加入、社會發展、生活品質提升,以往多子多孫多勞動力的風氣,已經朝向生得多不如養得好的方向發展,人口數量即將進入新常態。我們已不需將少子化視為亡國的大敵,動輒上綱到「要讓人人都生得起、養得起」,而可以多幾分淡定。問題在於,我們如何彼此合作,解決新常態伴隨的種種需求,帶動社會進步。托育專業化,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邁向托育專業化之路

台灣養兒育女的責任,大多落在家庭當中,這未必是壞事。畢竟嬰兒時期的親子互動,對父母和孩子而言都是不可替代的經驗。

但是,根據行政院主計處1980至2013年間的調查,15至64歲已婚生育女性之最小子女,在未滿三足歲前之實際照顧方式,以父母自己照顧為主,但比率從82.75%下降到51.82%。承接照顧重擔者,除了孩子的祖父母之外(從14.64%上升到37.08%),褓姆、托嬰中心等專業托育者,比率也從3.61%上升到11.1%。OECD國家在2006年已經有28.1%的家庭採用專業托育服務,2013年更上升至32.9%。從這些數字當中,可以看到托育邁向專業化的趨勢。

現代社會的大趨勢,就是透過陌生人之間的交易和分工,來提升合作的效率。而過去的托育場所,往往是借用寺廟、店舖,幫手往往是親戚、熟人,高度依賴社區鄰里關係。時代變遷,都市化發展之下,傳統鄰里網絡淡出,光靠熟人之間的關係網絡,已不足以應付高變動的現代生活;於是陌生但可信賴的專業工作者,就顯得更加重要。沒有專業工作者來提供托育服務,父母(尤其是母親)不堪蠟燭兩頭燒,往往得要降低勞動參與強度,甚至無法留在職場貢獻心力、實現自我。

從相關研究(新北市家長對褓母及其托育服務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來看,相較於家庭內的照顧(父母或親戚),家長對於褓母和托嬰中心的服務更加滿意。這顯示出專業托育工作者,的確能補足專業上的不足、滿足父母需求。問題在於,我們如何打造出更有效率的系統,讓陌生人之間的交易更可靠,在維持品質的同時壓低價格,來拉高專業服務的性價比,讓交易分工顯得更划算。

善用有限預算、啟動市場動能

提到壓低價格,大家馬上浮上腦海的念頭,就是擴大托育公共化,但是卻不談政府執行的效率問題,天下畢竟沒有白吃的午餐,政府沒有經費,是不可能調動人力、資源的。於是林萬億政委承諾將耗資60億元,於四年內大規模「擴大幼兒托育公共化」與「完善褓母照顧體系」。

但是每年的新生兒有20萬,六年就有120萬。每年15億的預算攤算下來,每個孩子一年只能分到1,250元,每個月連一罐奶粉都買不起。政府如果把預算直接砸在公辦托育,不但緩不濟急、可能只是杯水車薪。就算要擴大預算,羊毛終究出在羊身上,政府罔顧財政現實、恣意擴大赤字,終究不是負責任的態度。政府該扮演的角色,是善用有限預算、啟動市場動能,好讓人們在交易中解決彼此的問題。

以日本為例,安倍政府推行多項友善職場政策,除了產假、育嬰假之外,也強調企業托育的推廣。日本政府對支援育兒的企業頒發認證,企業可以把認證標章印在商品上,一方面造福員工,一方面也提升企業形象。前年日本政府加碼推出更高標準的認證系統,並提供稅負減免,希望促進企業提供友善育兒的措施。

韓國也在其第二期「低生育、高齡化基本計畫」中強調打造家庭友善的職場與社會,積極促進企業設立托育中心、建立「友善職場企業」之認證,將「友善職場」的概念散播至職場中。

就算不談政府提出的稅負減免誘因,企業對員工育兒的支援,也不必是老闆單方面的佛心。根據美國一項全國性研究,員工的工作性質及工作場所的支持程度,比薪資與福利,更能影響員工的生產力。引進專業托育工作者,打造親子友善職場,透過分工提升效率,對社會、企業和員工而言,可以說是皆大歡喜。

政府一方面善用政策槓桿,撬動市場力量來共同發展托育專業化,承接現代社會的新需求。另一方面,面對商業機制的多樣可能性,政府也應該保留開放態度,讓民間有發展解決方案的空間。

面向市場的多樣可能

設置托兒設施,對企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銷,沒有一定規模難以負荷,而員工生育不一,也未必能確保托兒設施有效的利用。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僅靠企業托育的想像來打造友善職場環境,沒有彈性,肯定有力有不迨、鞭長莫及之處,因此更需要打破僵固的法規、因地制宜地解決問題。

好比日本創業家藤代聰,成立「媽媽廣場株式會社」,在中小型企業群聚的地方,為企業提供派遣人員,並且聘請專業褓母,為派遣人員提供協助式的托育服務。

因為家長就在旁邊工作,孩子吃飯、換尿布由家長自己來,褓母的照顧壓力相對小。等於是家長合資聘請褓母,褓母少點照顧壓力、多帶點小孩。媽媽廣場模式,把派遣人員對托育服務的需求,和公司對派遣人力和工作空間的需求整合在一起,縮短職場和育兒之間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