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螢幕不滅的生活」讓我們上了速度愈來愈快的跑步機，但那跟有效率是兩碼子事

文：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

新的自我狀態：一心多用與時間的煉金術

1980年代，我以科技生活為題訪問的孩子，常邊寫作業邊看電視或聽音樂，還有掌上型電玩分散注意力，代數和超級瑪利歐同在一起。今天，這樣的回憶聽來洋溢田園風情。現在的孩子通常一邊寫作業，一邊上臉書、購物、聽音樂、玩線上遊戲、傳簡訊、看影片、講電話和打即時通等等。唯一缺席的是電子郵件：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多半認為這是過去的技術，或許在申請大學或應徵工作的時候才用得上。

微妙的是，隨時間過去，曾看似某種禍害的一心多用，已被重塑為一種美德。隨時間過去，我們已無必要討論一心多用的優點，因為年輕人已因有辦法同時處理許多事務而備受肯定。專家甚至宣稱一心多用不僅是種技能，更是在數位文化中順利工作及學習的關鍵技能。甚至有人擔心一次只能做一件事的老派教師會妨礙學生學習。現在我們必須了解我們有多容易受虐，當心理學家研究一心多用時，他們沒有發現效率被去舊換新的故事；一心多用的人嘗試執行的每一件任務，表現都沒那麼好。

但一心多用感覺良好，因為身體會分泌誘發「興奮感」的神經化學物質來獎勵它。這種興奮感會騙使一心多用者以為自己特別有生產力。為追求這種快感，他們還想做更多事。未來的日子，會有很多物事需要釐清：我們愛上那些被科技弄得簡單的東西，我們的身體是共犯。

現今，當一些教育者試圖將智慧型手機與教室整合之際，也有教師試著禁用媒體來讓學生專心做正事。在我任教的大學教授分成兩派，對於該不該干涉各持己見。有些教授說，我們的學生都是大人了，我們沒必要規定他們怎麼作筆記，或在他們的心思飄離課程相關資料時要他們專心。但當我站在我們有Wi-Fi的演講廳後方，學生都在看臉書和YouTube、還上網購物（主要是音樂）時，我希望我的學生參與對話，我不認為他們該用課堂時間做其他事情。

有一年，我提出這個主題做總討論，並建議用筆記本（紙的那種）來寫筆記。一些學生說他們如釋重負，「現在我不會受到臉書訊息誘惑了，」一個大二學生說。其他學生則很不高興，幾乎惱羞成怒。他們沒立場捍衛在課堂上購物和下載音樂的權利，所以堅持說他們喜歡用電腦做筆記。我強迫他們用手寫，之後再鍵入電腦文件。雖然他們對這「多此一舉」怨聲載道，但我暗自思忖這或許是不錯的學習策略。我維持我的決定，但次年我便順應潮流，允許學生做他們想做的事，最後我和幾個同事都發現，上課打開筆記型電腦的學生，成績沒有其他學生好。

當媒體一直在那裡、等著被需要時，人們便失去選擇通訊的意識。用智慧型手機的人談到看著他們的人生「捲動」何其心醉神迷，看著自己的人生就像觀賞一部電影。一個人說：「我看我的手錶來獲知時間；我看我的黑莓機來感覺我的人生。」成年人承認打斷工作查看電子郵件和訊息會使他們分心，但也表示他們絕對不會放手。當我特別問青少年寫作業時被打斷的事（例如被臉書訊息或新的簡訊打斷），很多人似乎不了解問題。他們的回答不脫「本來就是這樣啊，我的生活就是這樣啊」之類的。

當黑莓機版的人生電影變成真正的人生，會產生一個問題：黑莓機的版本是未編輯過的人生版本，它涵蓋的內容不是一個人所擁有的時間可以負荷的。我們雖然追不上，卻覺得要為它負責，那畢竟是我們的人生。我們努力成為那個追得上電子郵件的自我。

我們的網路裝置鼓勵一種新的時間觀念：它們保證可以讓你堆疊更多活動上去，因為你可以一邊做其他事情一邊傳簡訊，簡訊看起來不會占用時間，反而會給你時間。這大受歡迎、太神奇了，我們終於設法擠出一點額外的時間，但我們之中生活步調最快的人，卻鼓勵我們去讀《愛上慢活》（In Praise of Slowness）之類的書。而我們總算找到多點時間陪家人朋友，雖然我們的注意力甚少在他們身上。

兩代之間的問題叫人不知所措。青少年抱怨爸媽晚餐時眼睛一直盯著手機不抬起來，也帶著電話參與他們的學校體育活動。十六歲的漢娜是個嚴肅、安靜的高二學生，她告訴我多年來她一直試著在母親來接她放學或下舞蹈課時吸引母親注意，漢娜說：「車子開動後，她會一邊開車一邊低頭看她的訊息，連一句哈囉都沒有。」後面我們將會聽到其他人說類似的故事。

爸媽說他們對這種行為深感羞愧，但隨即找機會解釋，或自圓其說。他們說他們的壓力比以往來得大，不得不追著電子郵件和訊息跑。他們總是有落後的感覺。他們不把公事帶在身上沒辦法度假，而他們的辦公室就在手機上。他們抱怨雇主要他們一直保持連線，但又坦承他們花在通訊裝置的心力已超過所有工作上的期望。

青少年一旦時間緊迫（該交作業了），可能會試圖逃離不關機文化的要求。有些人會用爸媽的帳號，這樣朋友就不知道他們在線上。成人也會躲藏，周末時行動裝置會留在辦公室或上鎖的抽屜，如果雇主要求聯繫，人們就實行規避策略，他們會去過冒險假期或從事極限運動。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們仍可能搭乘沒有手機或網路存取的長途班機。但就連這點也在變。Wi-Fi已經上天空了。

在一個被拴住的世界，太多事是有可能的，但很少人能夠抗拒不用這樣的基準來衡量成就：如果隨時隨地都可以工作，可能完成多少事情。三十六歲的黛安是中西部一間大型博物館的館長，她跟不上科技所設定的步調。

我已經想不起來前一次有週末這種東西，或拿到一本萬用手冊、想想可以把誰的名字加進通訊錄是什麼時候了。我的電子郵件程式讓我只要點選寫信給我的發信人，然後，咻的一聲，他就在我通訊錄裡了。現在每一個寫信給我的人都在我的通訊錄裡；每個人都是準聯絡人、準買家、準捐贈者、準籌款人。以前是通訊錄的東西，現在更像資料庫了。

我想我的工作是有做得比較好，但工作成了我全部的生活；或者我全部的生活就是我的工作。當我從行事曆移往通訊錄、再移往電子郵件、移往簡訊，我覺得自己好像太空超人，每件事都如此有效率。我是一部效率極高的機器。我直到凌晨兩點都還在黑莓機上。我睡不好，但仍趕不上一直寄給我的信。

現在為了工作，我應該要有代表博物館的推特和臉書。要開部落格寫博物館發生的事，那意味我得不停上網。我的聲音出了狀況，我一直在失聲中，那不是講太多話所致，我所做的就只有打字，但那卻傷了我的聲帶。醫生說那是緊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