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的「社交壓力」:我們熱愛傳訊,甚至很高興不必去見任何人或跟誰說話

電話的「社交壓力」:我們熱愛傳訊,甚至很高興不必去見任何人或跟誰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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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用持續不斷的連結塞滿每一天,不給自己思考和作夢的時間。一旦忙到消耗殆盡,我們又作成浮士德式的交易,大概像這樣:如果我們在與人聯繫的同時又能不被打擾,就足以應付在一起的情況。

文: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

更細微的差異

「Whassup?」十六歲的雷諾細細咀嚼這個問候語,他就讀賓州的席爾維私立中學(Silver Academy),一所位於市區的小型天主教中學。「用即時通,你只要說『Whassup?』就可以了。」雷諾指出,即時通不需要「內容」,你只需要上線,你在場,就表示你可以聊天。文字訊息的要求就比較高:「你比較需要有目的性。簡訊是用於『你在哪裡,我在哪裡,我們做這個,我們做那個。』」不過,在朋友間,「簡訊可以跟即時通一樣隨興。」雷諾喜歡這點:「在交情好的朋友之間,你傳簡訊可以只說『Whassup?』」

我和八名席爾維的高三、高四男性朋友討論線上通訊,他們熱烈地回應雷諾的問題:我們該什麼時候用簡訊、即時通、臉書動態消息,或臉書和Myspace的訊息?(社群網站的訊息是這些學生所使用最接近電子郵件的東西,扣除要跟老師打交道和申請大學、應徵工作的時候。)一名高四生對不懂規矩者語帶批判:「有些人想用簡訊進行對話,我不喜歡這樣。」

這群學生有個幾乎全數通過的共識:數位通訊的一大樂趣就是它不需要傳遞任何訊息;它可能觸動某種感覺,而非傳達某個想法。的確,對許多透過傳簡訊來發掘內心感覺的青少年來說,通訊正是感覺誕生的地方。

這場對話原本著眼於冷漠,但不久,冷漠即遇上奧黛莉所暗示的複雜:訊息的組成(包括看似最漫不經心的)常被研究。跟異性打交道時更是如此。十六歲的約翰是個缺乏安全感而有暗戀對象的年輕人,他成了數位版的大鼻子情聖西哈諾(Cyrano)。當他想聯絡他心儀的女孩時,會把手機拿給他知道善於用簡訊把妹的朋友來傳簡訊。事實上,他有好幾個替身。當其中一個朋友幫他傳簡訊時,約翰有信心能打動他正在追求的羅珊(Roxanne)。就用心而論,簡訊的品質就跟通訊媒介的選擇一般重要。

高中學生對於什麼樣的訊息「適合」哪些種類的媒體有很多話要說,你或許可以說這是他們這個世代的專業知識。跟著沒有規則的新媒體一起長大,他們出於必要訂了一些規則。在黎舍里厄女子中學,念高二的維拉說傳簡訊會帶來「社交壓力」,因為當她傳簡訊給人而對方沒有回覆時,她會深受打擊。用即時通的壓力比較小,因為「如果對方沒回你,你可以假設他們剛好不在電腦旁邊。」

她的同學曼蒂不同意:「如果在即時通被忽視,我會非常非常傷心。」其他兩個同學加入對話,一個告訴曼蒂她的反應很「蠢」,且洩露她不明白「系統運作的模式」;另一個比較溫和的同學試著跟曼蒂說道理,教她不要覺得受傷:「大家都知道在即時通上,假如你在忙、跟其他人說話、做功課,你就不必回答。」

曼蒂仍未釋懷。「我不管。當我傳訊息出去,如果沒有得到回應,是很傷感情的事。」

曼蒂堅持己見。對她來說,沒有回應的傷害來自於她所謂即時通的「形式」。在她的圈子,即時通是在晚上大家用筆記型或桌上型電腦做功課時傳送。這個假定的社交及技術環境促成某種莊嚴性(gravitas)。

曼蒂的案例是以一個具備馬修.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精神的論點為基礎:如果你在你的電腦前,這個媒介是正式的,那麼訊息也是正式的,如果你跑來跑去、逛街血拚,或在喝咖啡,而你按了手機上的幾個鍵、傳出簡訊,這個媒介是不正式的,訊息也跟著不正式,不管你編輯過多少內容。

即時通「冷漠」的捍衛者堅守立場:當你傳送即時通訊息時,那可能傳給「手邊有十件事情在進行」的人。就算坐在電腦前,收訊人也可能在做功課、玩臉書遊戲,或看電影。在這麼多雜音下,你的即時通訊息很容易漏失。而有時候,人們就算已離開電腦,仍會維持即時通在線狀態。維拉總結,以上種種意謂「比起傳簡訊,即時通是風險較低的試水溫方法,尤其如果對象是男孩的話。你送出訊息時,不會確切期望能得到回音。」雖然是為對話而設計,即時通也非常適合不表態,適合「Whassup」。

所有黎舍里厄高二生都同意,非避開不可的東西是電話。曼蒂對電話語帶悲觀:「你不會想接電話,因為一接就得展開對話。」而對話,「這個嘛,是那種你想要時會想要,不想要時絕不想要的東西。」而曼蒂「十之八九不想要……那總是太過窺探、太花時間,也很難說『再見。』」

她和奧黛莉面臨同樣的難題,不自然的道別感覺太像拒絕。至於簡訊,她表示:「問個問題就結束了。」

這種對電話的厭惡是跨性別的。費爾默高中一個十六歲男孩絕不講電話,除非是他媽要他打給親戚。「傳簡訊的時候,你有較多時間思考自己要寫什麼。換成講電話,你講話會不經大腦,脫口而出。講電話可能會洩露太多事情。」他屬意看似刻意自然流露的刻意表演。這種即興、一副滿不在乎的風格向來是青少年主要的情感表達方式,現在又因數位通訊變本加厲:你傳出試探的話,你看似不怎麼在意,事情就此發生。

文字訊息可能給收訊人真情流露的印象,但青少年坦承,他們可能花十分鐘編輯開場白,修到盡善盡美。費爾默高四學生史賓瑟說:「收到回訊,你就會忘記自己投入多少時間。你從來不會去想別人投入多少心思在他們的簡訊上,所以你多少也會忘記自己付出了時間。」我問他有沒有傳過倉促寫成的簡訊,他向我保證這情況有時會發生,「但都不是真正重要的訊息……傳重要的訊息之前,我都會再三修改,一改再改。」

他的同學迪華自稱「拇指快打手」,並把簡訊稱作「對話」。一天我們約中午碰面。他說,那天他「已經傳了大概一百則簡訊,」大部分屬於兩條對話線。其中一條,迪華解釋:「是在跟我的『麻吉』聊他昨天晚上的比賽。我沒辦法去。另一條則是跟我住蒙特婁的表妹傳,她在問今年夏天的事。我準備要去加拿大念大學,所以明年我就會搬去他們家附近,而她在問我今年夏天要不要先去走走。」

我問迪華傳簡訊的對話跟打電話給蒙特婁表妹有何不同。那天早上他花了較多時間來回傳訊息給她,不用電話不可能是為了有效的時間管理。他馬上回答:「她的聲音很難聽。」另外,他還說:「簡訊比較直接,你不必多說廢話來填補對話。」他們的簡訊互動「只有資訊」。迪華說:「她問我直接的問題,我給她直接的答覆。跟你不想聊天的人講冗長的電話很可能只是浪費時間。」

傳簡訊讓迪華可以進行「對話」又不必聽到他覺得刺耳的聲音,他有辦法擬訂暑假住表妹家的計畫而無需故作風趣或對她表示關注。雙方都願意將彼此的互動簡化為排程軟體可以執行的交易。就那種軟體而言,「沒有填補對話的廢話」「只有資訊」當然沒關係。

不過,迪華不知道他會不會打一輩子的簡訊。他說他也許很快就會「強迫自己」講電話(但不是現在)。「那或許是教自己進行對話的一種方式……因為在往後的人生,我必須學會怎麼進行對話,學會怎麼找雙方的共通點才有聊天的話題,而非在尷尬的沉默中過一輩子。我覺得長期來看,現在講講電話對我有幫助,因為我會懂得怎麼進行對話。」如今,當然,連「在往後人生」的人都盡量避免講電話了。如果你感覺自己隨時待命,就會開始逃避種種即時的嚴苛。

File photo of a woman speaking on her iPhone as she walks on a busy street in downtow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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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代的不知所措

我研究的青少年都生於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很多人是剛學會走路不久就經由America Online認識網際網路。但他們的爸媽則是長大成人後才展開網路生活。在這個領域,爸媽是從一開始就在孩子後面追趕的世代。這個模式延續至今:臉書成長最快的年齡層是三十五到四十四歲的成年人。傳統觀點強調成年人與其子女的差別——提出數位世界的移民和「原住民」的根本歧異。

但移民和原住民其實大同小異:或許最重要的是不知所措的感覺。如果說被課業和性能力的要求壓得喘不過氣的青少年,是把網路生活當作隱遁和劃清界線的地方;那他們的父母,自稱筋疲力竭的成年人,就是力求對迎面而來的事物有更大的掌控權。而要有效過濾唯有一途:將多數通訊侷限於網路和簡訊。

所以他們永遠開機,永遠在工作,永遠聯絡得到。我記得不過幾年前,曾跟一名朋友和她的兒子一起慶祝感恩節。她的兒子是名年輕律師,剛拿到事務所配發的傳呼器。當時,圍桌而坐的每一個人、包括他自己,都在拿他「合法緊急情況」的概念開玩笑。但到了隔年,他已無法想像不被事務所「奪命連環call」的情景了。曾有一段時間只有醫生才有傳呼器,那是種輪流承擔的「負荷」;但現在,我們全都接受了那種包裝成資產的負荷——或者沒包裝成資產的負荷。

我們為家人和同事隨時待命。某天早上在柏克夏健行時,我遇到四十七歲的曼哈頓房仲霍普。她帶著她的黑莓機,她說她老公可能會想保持聯繫,而他真的每三十分鐘就打來一次。霍普有點半認錯地坦承她「不喜歡」這些電話,但她愛她先生,而他先生需要聯絡她。她恭敬地接聽電話,直到終於有一通收訊不良。「我們出訊號範圍了,謝天謝地。」她一邊說,一邊關機。「我需要喘口氣。」

漸漸地,人們覺得彷彿必須有充分理由才能獨處,有充分理由才能不接電話。當人們想方設法排解科技帶來的壓力,卻又把腦筋動到科技上,這是何其辛酸的事。他們想要過濾軟體和智慧型代理人幫忙處理他們不想看的訊息,霍普和奧黛莉雖然年紀差了三十歲,卻不約而同把簡訊視為解決電話「問題」的途徑。而且兩人都用同樣的方式重新定義「緊張」——發生在現實世界的壓力。想著這點,我的健行同伴說她正試著讓她的丈夫「皈依」簡訊。訊息將有增無減;他能傳的簡訊會比他能打的電話更多,但她不必「事情一發生」就即刻處理。

我們固然對電子通訊的敲擊聲愛恨交織,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愛我們聯繫的對象。川流不息的訊息卻使我們不可能找到孤獨的時刻,包括其他人不對我們表示依賴或鍾愛的時刻。獨自一人時,我們並未排斥世界,而是有空間思考我們自己的想法。但如果你的手機永遠在身上,尋求孤獨看來可能與躲藏並無二致。

我們用持續不斷的連結塞滿每一天,不給自己思考和作夢的時間。一旦忙到消耗殆盡,我們又作成浮士德式的交易,大概像這樣:如果我們在與人聯繫的同時又能不被打擾,就足以應付在一起的情況。

波士頓一家大醫院一位三十六歲的護士,以探視母親展開一天的生活。接下來她會採買食物、打掃房子,準備上班。在八小時的輪班和晚餐後,時間已過晚上九點。「我沒有社交的心情,」她說,「我甚至沒力氣用電話追蹤誰的近況。我護校的朋友分散全國各地。我會寫幾封電子郵件。只要上臉書,感覺就沒那麼孤單。就算人們不在那裡,但只要我上去,就好像他們在那裡一樣。我看到他們的新照片、知道他們最近在做什麼,就覺得趕上進度了。」

一個五十二歲的寡婦過去長期擔任志工,常有人順路經過找她喝下午茶。現在她擔任全職的辦公室經理,還不習慣新的作息,說她「有點驚訝地」發現自己不再打電話找朋友,傳電子郵件和臉書訊息就滿足了。她說:「打電話感覺像是打擾,彷彿我硬要叨擾我的朋友。反過來說,如果他們打給我,我也覺得被打擾……下班後我只想回家,上臉書看幾張孫子傳的照片,寫幾封信,感覺與人聯繫。我累了。我沒準備跟人打交道——我是指親自碰面。」

兩位女士都覺得被以往提供支持的東西:電話給愚弄了。電話的設計有瑕疵,因為它必須即時反應。一開始,逃往電子郵件是疲倦的「解藥」,最後,那使人再也提不起勇氣打電話,更別說「親自碰面」了。

五十多歲的法學教授丹指出,他從來不「打斷」工作中的同事。他不打電話,也不要求見他們。他說,「他們或許在工作,做某件事。可能不是好時機。」我問他這是不是新的做法。他說:「噢,是啊,我們以前會出去,那很不錯。」為什麼曾經的同僚型行為,如今會構成干擾?他說:「現在人們比較忙。」但隨後頓了一會兒,糾正自己:「我沒有完全從實招來:這也是因為現在的我不想跟別人說話,我不想被打斷。我覺得是該講講話,那應該挺不賴的,但用我的黑莓機跟人打交道比較容易。」

這種廣為蔓延的態度讓二十五歲的休伊更難處事;他說他「需要的不只是電子郵件和臉書能提供的東西。」如果他的朋友沒有時間見他,他希望他們跟他講電話,這樣他才能擁有「整個人全心全意的關注」。

但當他傳訊給朋友說他想用電話聯絡時,休伊說,他得清楚表明他的意圖:他想要「私密的手機時間,」他解釋:「你打電話的對象必須承諾他們不會接聽其他人的來電,沒在做別的事情。」他說讓他覺得被嚴厲拒絕的是:在和朋友講電話的時候,他察覺朋友也在傳簡訊或上臉書,而這種事不時發生。「我甚至希望他們不要走動。如果對方正在從這個銷售會議到另一個銷售會議的路上,我沒辦法跟他進行嚴肅的對話。私密的手機時間是最難得到的東西,人們並不想做那種承諾。」

有些年輕人——需要簡訊和電話來「聯絡基地」的狂熱分子——呼應了休伊對難以得到「全心全意關注」的感嘆。一名十六歲男孩說:「我會跟對方說,跟我說話。現在是屬於我的時間。」另一名男孩則試著要求朋友打室內電話給他,因為那代表雙方是在同一個地方講電話,而且收訊清楚。他說:「最好能讓對方用室內電話回電給你……最好不過了。」在毫無干擾的情況下講室內電話曾是日常事務,現在則獨樹一格,猶如人間極品。

休伊表示,最近,每當他得到私密的手機時間,最後都不免後悔。要求別人坐下來、除了跟他聊天外其他什麼事也不做,這是把標準提得太高:「如果我不是要講憂鬱啦、考慮離婚啦、被炒魷魚啦之類的事情,他們會大失所望。」休伊笑著說:「你要求私密的電話時間,就最好履行諾言。」

打電話的障礙之高,以至於就算人們有重要的事情要分享,也裹足不前。承認用電子郵件「處理」朋友的塔拉,告訴我一段友誼受到侵蝕的故事。塔拉一年大概會和法學院的同學愛麗絲吃四次飯。最近,這兩位小姐互傳數封信件試著敲定日期。最後,歷經數次挫折,兩人終於決定時間和餐廳。愛麗絲沒帶好消息赴會,她的姊姊過世了。以往,姊妹倆雖然相隔數千哩,但每天都會講一次話。失去姊姊,沒有那些電話,愛麗絲覺得茫然無依。

那次晚餐,當愛麗絲告知塔拉姊姊的死訊,塔拉難過到幾乎發狂。她跟愛麗絲已經互通電子郵件好幾個月,愛麗絲為什麼不告訴她這件事?愛麗絲解釋,她的心力都用在家人還有安排事情上,況且,她簡單地說:「我不認為這是適合在信裡討論的事情。」於是,自己都需要支持了,愛麗絲還得安慰塔拉。

塔拉告訴我這個故事時,說她對自己的反應感到難為情。無論當時或現在,她都該將重心擺在愛麗絲的喪親之痛,而非自己算不算她的知己。但塔拉也想辯駁。畢竟,她一直有「(跟愛麗絲)聯繫」啊。她寫了郵件確定聚會安排妥當。塔拉一直在想,如果她和愛麗絲是用電話敲定聚會日期,她應該就會得知朋友喪親的消息。她說:「我會聽出她的聲音不大一樣。我會起疑,我可以套她的話。」但對塔拉和許許多多的人來說,電話是家人用的。至於朋友,甚至包括摯友,差不多要從電話清單移除了。

塔拉避免出聲,但知道她已經失去什麼了。這對年輕人來說較不明確。我和席爾維私中的高三生米芮迪絲聊到這個話題,她幾個月前透過即時通得知一個朋友的死訊,而她很高興不必去見任何人或跟誰說話。

她說:「那天休假,所以我在家,我也沒和住附近的人碰面,然後我的朋友羅西傳即時通告訴我朋友過世,我震驚得不得了,但仍比見到人來得好。我就這樣經歷這件事,誰也沒見,只有跟人在線上討論,而我安然無恙。我覺得如果他們當面告訴我,情況會更糟糕。」

我請米芮迪絲多說一些。她解釋,當壞消息透過即時通訊息傳來,她比較能保持鎮定。她說,接到電話也很糟糕。「我不必難過給其他人看。」的確,聽到消息後的一整天,米芮迪絲只用即時通和朋友聯絡。

她說即時通傳得頻繁,但簡短,「而且只說事實。對話像是:『噢,你聽說了嗎?』『有啊,聽說了。』就這樣子。」即時通讓她把自己的情緒擺得遠遠。當她在學校非見到其他人不可時,就無法忍受突然排山倒海而來的感覺:「見到朋友那一刻,事情就急轉直下。」米芮迪絲的朋友凱倫和碧翠絲也說了類似的故事。凱倫在即時通得知最好朋友父親的死訊。她說:「在電腦上得知比較輕鬆。聽起來沒那麼沉重,我可以慢慢一點一滴消化。我不必難過給任何人看。」碧翠絲回想:「我不想聽到壞消息,但如果只是傳簡訊給我,我可以保持鎮定。」

這些小女生都屬意躲在網路的安全避風港應付強烈的情感,這賦予他們另一個選擇來處理即時的情緒。在壓力下,他們將沉穩視為第一要務;但他們並未找到真正的平靜。當他們在碰面後失去沉著,便會尋找新的逃脫方式:通常是拿起手機傳訊給彼此和不在場的朋友。我看到這個世代的脆弱,他們很容易衝口而出:「請不要打電話。」他們要自己跟他們的感覺保持距離,要自己避開可以幫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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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在一起孤獨:科技拉近了彼此距離,卻讓我們害怕親密交流?》,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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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
譯者:洪世民

被凱文.凱利譽為「科技界的佛洛伊德」,TED演說突破三百萬點閱率,科技社會學權威雪莉.特克繼《電腦革命》、《虛擬化身》後,帶來「科技與人」三部曲的最終章!

資訊技術在給人們帶來溝通便利的同時,也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弱化。在幾乎每個家庭都有LINE群組、許多人會在臉書談公事的時代,人們每天傳簡訊、上社群網站、以打字的方式說了比以前更多的事情,但當需要講通電話、甚至面對面交談時,卻好像失去了相處的勇氣。

研究心理學三十年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雪莉.特克,將網路文化的兩大趨勢在過去十五年中的新變化、新發展進行新的詮釋,當科技能以機器人建立親密關係,又透過網路讓朋友圈一下子拉近時,人們彷彿同時成為了社交達人與孤獨患者。要如何享受資訊技術帶來的便利、又能擺脫資訊剝奪的親密感?相信能在閱讀本書後,你能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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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