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的烏托邦未來小說:在2440年的理想巴黎,歷史是「人類的羞辱」

十八世紀的烏托邦未來小說:在2440年的理想巴黎,歷史是「人類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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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耶這本小說雖以未來為背景,卻充分反映出啟蒙時代後期法國社會廣為人知的信念與理念,尤其著重在既存體制的不公不義上。另一方面,從小說內容也可以察覺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之前,法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意見是改革,而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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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蘇迪爾・哈札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

路易.薩巴斯欽.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的《二四四○》(L'An deux millequatre cent quarante)描寫二十五世紀的巴黎街道,是啟蒙時代後期較不為人所知的暢銷文學。初版發行時間是一七七○年底,當時沒有標示作者,但後續數十年內一共再版十一次,流傳歐洲各地,荷蘭文、德文、義大利文和英文市場都出現了盜版。

這本書之所以如此成功,關鍵在於淬鍊所屬年代的進步思維,同時將百科全書派的理性主義化為簡單易懂的文字,囊括孟德斯鳩主張的政府制衡、切薩雷.貝卡里亞(Cesare Beccaria)的人道刑罰系統、盧梭的公民道德社群理念等等。作者對於舊秩序的態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書中嚴詞批判至高無上的君權和教宗權,視為「極其惡毒」、「人類易受欺瞞的紀念碑」。正因如此,這本書在法國和西班牙遭禁。另一方面,成為禁書反倒增添了公信力。

當權者的戒慎恐懼有其道理。梅西耶這部小說確有先見之明,不僅預測到法國大革命,甚至命中細微層面:巴士底獄被攻破、國王逃離宮殿、廢除奴隸制度、將公眾意志化為律法的概念,甚至說中法國會成為「共和國」。一七九九年再版時,作者(仍害羞地尚未公布身分)聲稱自己是「大革命的先知」。

《二四四○》如此成功的祕密,是重新演繹了文學經典中的烏托邦。傳統上這個文類的作者會將期望的社會與政治制度置於虛構地點,例如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選了一個遙遠的海島,托馬索.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筆下的晴朗城市,法蘭西斯.戈德溫(Francis Godwin)則說是天堂,但梅西耶卻將背景安排在未來,此舉為歐洲的理想主義思維注入活水,久而久之還博得「現代烏托邦之父」的頭銜。

《二四四○》書中的氣氛其實相當平和,不過梅西耶描繪的理想巴黎促成了後來的歷史變革,法國首都凝聚了許多人的夢想,他們期待以迥然於以往的模式來分配和運用權力,先有一七九○年代提倡愛國思想的雅各賓派以及風格激進、追求平等的巴貝夫派(Babouvist),然後是十九世紀共和派與社會主義者崛起,最後則在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風暴中再次短暫地看見法國「烏托邦共產主義」的思想脈絡。

對烏托邦的嚮往很大一部分來自盧梭。看似矛盾,因為他個人並不很相信世界能夠變得更加美好,也認為未來世界若採取斯巴達式極簡化路線,將更容易找到公民生活的典範。但事實上,盧梭的確具有烏托邦思想,他認為人類最重要的特質是想像力,著作中也充滿思辨要素,風格和主張渾然天成。梅西耶很崇拜他,指出:「盧梭論及主題時也觸及人心,因為他帶領大家脫離前人踏過的道路。」

盧梭的主要著作背後是兩股相輔相成的動力:譴責社會既有的人心腐蝕,以及透過人性重生來成就共和美德。他比喻現代文明是一種「快樂的奴役」,人們「為拖垮自己腳步的枷鎖覆上鮮花」。他在第一篇論文(1750)中鼓勵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透過藝術,尤其是現代藝術掙脫「奴性和虛假的服從」。

第二篇論文(1755)探討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時,態度更為激進,內容對比原始人類生活寧靜祥和,現代社會之所以「強者即是法律」,肇因於我們依據財富來區隔階級。縱使他並未主張推翻既存的體制,卻指出「明顯違反自然律」,「享受特權的少數人活得奢侈,卻還有許多人正在挨餓,連基本需求都無法滿足。」

盧梭的訴求力道得益於大量烏托邦的特色,並且激發出許多不同的觀點:自由論者渴求絕對自由,進步論者追求美好世界,集體論者要的則是平等。盧梭理想中未受腐化的人類成為「高貴的野蠻人」的神話形象,又引發部分人的響應,他們質疑啟蒙風潮過度吹捧都市文明,並行文作詩抨擊「侵蝕法國社會的腐敗」。

在《愛彌兒》中,盧梭描寫個人道德的轉變,強調人類自律、透明和經由內在旅程更臻完美。他在《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中規畫理想政體,也就是公民透過民主過程制定法律自我規範,這種想法又激勵了追求更美好社會的人去建立新制度。他強調公民平等,主張個體利益和大我的妥協(「拒絕遵循普遍意志者必會受到整體所驅策」),經由集體目標來推動對於人類群體更具道德觀的想像(共同意志),下面這段文字明白呈現了盧梭理念的激進性質:

欲承擔治理之責,須有能力改變人性,將完整且獨立的個體納入更大的整體之中,由此得到生命和存有,轉換其生存意義並加以強化。自然加諸我們個別的、軀體的存在,但必須替換為整體的、道德的存在。

這些主題出現在梅西耶的小說中,同時普見於啟蒙時代後期的思潮。一七七八年盧梭過世時,他的論調已經取得主流地位。法國大革命初期非常多人引用他的作品和思想,主要概念包括人民自治、以大眾意志為政治秩序不可分割之基礎、共同道德理念促進團結合作、相信人類能夠克服自私與物質主義,最後則是基於公民平等和道德自律的公民權。革命領袖聖.茹斯特(Saint-Just)對盧梭極其敬仰,尤其欣賞他著作中的啟蒙觀念,「十八世紀本身就該送進先賢祠。」

然而,若以為盧梭的觀念已然得到法國革命分子的共同認可、成為未來藍圖,也屬誤解。盧梭的著作確實對各個政治勢力都產生影響,就連擁護君權的人也會閱讀;不過瑪麗.安托瓦內特與羅伯斯庇爾的共同點僅只於此。另外,即便前章提到大革命與盧梭關係密切,實際上卻是選擇性採用其說法,加上後來領導者未必都遵循盧梭見解,例如他懷疑正統教育、輕視商業、憎惡嚴重的貧富不均、不認為民選代表就該掌握群體統治權,這幾點與法國大革命最初的價值觀互相矛盾。

綜合上述可見盧梭的烏托邦主義帶來豐富多元的靈感,但當代人各有不同詮釋。他的哲學顯示出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界線浮動,明明是同一人的說法卻能衍生多種版本。盧梭對於梅西耶的小說影響之深或許在此,《二四四○》的故事反映出啟蒙時代後期法國社會充滿各種競爭,進入現代以後困難抉擇依舊拉鋸:都市化和鄉村化、個體自我實現與群體約束、宗教與反宗教、國家歸屬和世界化等等。也有人很正確地觀察到梅西耶的小說其實算是「完美主義而非烏托邦主義」。

大革命之初梅西耶曾經支持態度溫和的吉倫特派,針對諸如女性角色之類議題的觀點偏向保守。後來有人提出了想必盧梭也不會排斥的說法:「我們還有很多地方可以改進……恐怕至善原本就不存在,但若願意努力,至少還過得去。」

二四四○年的巴黎

沉睡後醒來的梅西耶到了二十五世紀,認不出已然蛻變的巴黎。城市井然有序,廣場和公園開闊、裝飾典雅,街道經過重新規畫,少了熟悉的不和諧感(毫無喧譁叫囂)。他看見的巴黎「充滿活力但沒有一絲混亂」,房屋設計成統一高度,屋頂皆有植物綠化,從天空瞭望整座都市彷彿「經過花果和樹木加冕」。科學進展帶來許多奇蹟,從無盡的能源到疾病的治療,是十八世紀的重要記事。但是最深遠的改變是道德層面的。與專制時代截然不同,統治新巴黎的是「合乎自然的平等」,國王步行於市區,親自拜訪平民、與所有人客氣寒暄。

盧梭眼中的兩大惡事「可怕的財富分配」與「昏昧殘敗的奢華」已然絕跡,有錢人不再揮霍炫富而是節制且慷慨,貴族階級並非取決於繼承多少財產,而是對大眾做出多少貢獻。神職亦然,他們放棄奢靡,真正體現了無私典範:「所作所為皆是為了全人類而非自己。」一般人不追求山珍海味,習慣簡單健康且合乎時節的飲食。梅西耶理想的巴黎人不吃糕點,工時較短,自動自發繳稅,最令人訝異的是對待彼此禮貌體貼。

樂園般的生活並不局限在巴黎或法國,梅西耶的新世界包括整個地球甚至全宇宙:那個時代的人類信仰文明新宗教,教義中包含至高存有,相信其他行星也有靈魂,星際居民歡迎人類在通往「至善」的寧靜旅途裡前去拜訪。靈魂隸屬於一套細緻的輪迴系統,具備美德的靈魂相較於「墮落腐化」者更快昇華到新境界(梅西耶很巧妙利用這種說法將自己的信仰和進步主義原則結合在一起)。

不過人類的惡不再造成重大的社會問題:死刑極其罕見,戰爭完全絕跡,永遠不再發生。大型軍隊徹底解散(明顯受到盧梭影響),國家疆界吻合天然屏障。所有殖民地獲得解放,歐洲各國不再拘泥於狹隘的愛國主義,終於化零為整。法國敞開雙臂接納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移民,以往國與國之間的敵意蕩然無存,連蘇格蘭和愛爾蘭也珍惜自己與英格蘭的合作關係,英國更成了法國親暱的夥伴。

當然在世界大同的氛圍之中依舊能找到高盧人的優勢,法語成為「普世理性」的工具和最通用的語言,法國的價值觀和文化流傳各地並造就其他民族轉變,例如法國女性的魅力「淡化了英國人的憂鬱」,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Spirit of the Laws)進入東方以後大大降低了日本的自殺率。

法國以符合盧梭思想的政治特徵體現了公眾精神:律法就是公眾意志的展現,其精髓是理性、誠懇、毫無狡詐。權力由上下議院以及僅負責確保國家運作無虞的有限君主平分,中央政府受到控制,大量權力下放地方政府,過去的絕對統治已不復存在。

但法國公民精神重整最主要的動力,也是梅西耶導入啟蒙思想的重點環節,在於公眾教育。每個孩童出生後都會領到一套《百科全書》,學校課程著重法語和科學,大學則專攻「有益於全人類」的學科。書中有一章節雖然驚悚但栩栩如生:梅西耶描述前往巴黎索邦大學的經驗,「可悲的雄辯家」已經被掃地出門,現在校內主要活動就是解剖大體。

這些段落強烈呈現了盧梭對於刻板制式教育的不信賴,和《愛彌兒》相互呼應。王位繼承人必須離開巴黎,體驗普通法國百姓的生活,與他們居住在一起直到十二歲。公眾空間都用於發展文化:繪畫、雕塑、戲劇隨處可見,以「圓滿人的天性」。林立的偉人雕像彷彿不斷為大家上「公民課」,傳遞共和國的價值觀:慈悲、慷慨、為大我付出、鼓起勇氣對抗懦弱。梅西耶所看見最不可思議的紀念碑,是獻給一位被解放的黑奴,「新世界的正義使者」,以人性淨化地球上的殖民暴行。《二四四○》的內容預測了一七九○年代杜桑.盧維杜爾(Toussaint Louverture)率領海地人民努力發動革命。

也就是說,梅西耶這本小說雖以未來為背景,卻充分反映出啟蒙時代後期法國社會廣為人知的信念與理念,尤其著重在既存體制的不公不義上。另一方面,從小說內容也可以察覺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之前,法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意見是改革,而非革命。盧梭的社會改革主張透過梅西耶的想像,性質漸進而且強調自由需要透過自我砥礪、集體參與立法來獲取。也因此在他打造的理性主義烏托邦歷史中,沒有出現一七九○年代那種壓抑專制的法國——或許證據已經很多了,但這個現象再次證明,革命之後的恐怖統治來自於時空背景,而非政治理論或哲學主張。

相比起來,梅西耶筆下二十五世紀的法國十分平和,只有少量警力維持公共秩序,每個地區都有「審查員」協助,他們的職責是監督,避免有人好逸惡勞不事生產,壞了公眾餐桌的美意。這個想法同樣得自盧梭提出的「審查機制」,用意是維持符合大眾共識的生活秩序、防止民意傾向腐敗。

公民社會的基礎準則是透明。在梅西耶的想像中,連囚犯也活在大眾可以看見的地方,此舉兼具嚇阻與防弊的意義。逃漏稅者的姓名會被公開,「不道德」的創作者出門需要戴面具,每天早上得和兩名反對他們立場的人對話,直到能夠改變其思維。所有無益於社會的藝術形式都遭到禁絕,無法「觸及靈魂」的雕塑主題則被明令禁止。

未來社會視歷史為「人類的羞辱」,幾乎不會出現在學校課堂上。梅西耶在故事中前往國王大圖書館,有人告知數百萬冊書籍因為「會使理性蒙羞」於是被焚毀了。那個烏托邦的一次巨大篝火燒掉六十萬部字典、二十萬本法學與詩詞、一百六十萬冊旅遊書刊,超過十億本小說和戲劇,以及不計其數的評論和報章。伏爾泰大部分的作品因為「欠缺深度」所以化為灰燼,作品全數倖免的作者就只有盧梭。

唯美食與法語不可辜負:現代法國的反美情結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法國人如何思考?》,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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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迪爾・哈札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
譯者:陳岳辰

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掀起璀璨繽紛的法國思想,法國人熱愛思考、熱中討論生命的美好、熱切擁抱蒙田的格言:眾人意見一致的對話最無趣!有人說,把法國從世界舞臺拿開,我們就失去解決問題的某種方式。本書將帶你辨識這些法式思維的特點,呈現今日法國文化顯現的樣貌。

本書探索名為法國的思想宇宙之中種種不同面向,特別著重幾項歷久不衰的特質與其演進歷程、在今日文化顯現的樣貌,並闡述心智活動如何(與為何)在法國公眾生活佔有獨特一席之地。除了描繪法國人看待世界和表現自我的多種管道方式,最終目的希望能如書名所言解釋法國思想,包括他們偏愛的概念、框架、模式,特別是對於形式的熱愛,以及他們對國家歷史有強烈認同感,追求共和理想、好辯好思考,好使用抽象概念和二分法,但又容易陷入矛盾,對資本主義懷有敵意等,這些都可做為理解今日法國人的焦慮與樂觀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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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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