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的烏托邦未來小說:在2440年的理想巴黎,歷史是「人類的羞辱」

十八世紀的烏托邦未來小說:在2440年的理想巴黎,歷史是「人類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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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耶這本小說雖以未來為背景,卻充分反映出啟蒙時代後期法國社會廣為人知的信念與理念,尤其著重在既存體制的不公不義上。另一方面,從小說內容也可以察覺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之前,法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意見是改革,而非革命。

文:蘇迪爾・哈札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

路易.薩巴斯欽.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的《二四四○》(L'An deux millequatre cent quarante)描寫二十五世紀的巴黎街道,是啟蒙時代後期較不為人所知的暢銷文學。初版發行時間是一七七○年底,當時沒有標示作者,但後續數十年內一共再版十一次,流傳歐洲各地,荷蘭文、德文、義大利文和英文市場都出現了盜版。

這本書之所以如此成功,關鍵在於淬鍊所屬年代的進步思維,同時將百科全書派的理性主義化為簡單易懂的文字,囊括孟德斯鳩主張的政府制衡、切薩雷.貝卡里亞(Cesare Beccaria)的人道刑罰系統、盧梭的公民道德社群理念等等。作者對於舊秩序的態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書中嚴詞批判至高無上的君權和教宗權,視為「極其惡毒」、「人類易受欺瞞的紀念碑」。正因如此,這本書在法國和西班牙遭禁。另一方面,成為禁書反倒增添了公信力。

當權者的戒慎恐懼有其道理。梅西耶這部小說確有先見之明,不僅預測到法國大革命,甚至命中細微層面:巴士底獄被攻破、國王逃離宮殿、廢除奴隸制度、將公眾意志化為律法的概念,甚至說中法國會成為「共和國」。一七九九年再版時,作者(仍害羞地尚未公布身分)聲稱自己是「大革命的先知」。

《二四四○》如此成功的祕密,是重新演繹了文學經典中的烏托邦。傳統上這個文類的作者會將期望的社會與政治制度置於虛構地點,例如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選了一個遙遠的海島,托馬索.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筆下的晴朗城市,法蘭西斯.戈德溫(Francis Godwin)則說是天堂,但梅西耶卻將背景安排在未來,此舉為歐洲的理想主義思維注入活水,久而久之還博得「現代烏托邦之父」的頭銜。

《二四四○》書中的氣氛其實相當平和,不過梅西耶描繪的理想巴黎促成了後來的歷史變革,法國首都凝聚了許多人的夢想,他們期待以迥然於以往的模式來分配和運用權力,先有一七九○年代提倡愛國思想的雅各賓派以及風格激進、追求平等的巴貝夫派(Babouvist),然後是十九世紀共和派與社會主義者崛起,最後則在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風暴中再次短暫地看見法國「烏托邦共產主義」的思想脈絡。

對烏托邦的嚮往很大一部分來自盧梭。看似矛盾,因為他個人並不很相信世界能夠變得更加美好,也認為未來世界若採取斯巴達式極簡化路線,將更容易找到公民生活的典範。但事實上,盧梭的確具有烏托邦思想,他認為人類最重要的特質是想像力,著作中也充滿思辨要素,風格和主張渾然天成。梅西耶很崇拜他,指出:「盧梭論及主題時也觸及人心,因為他帶領大家脫離前人踏過的道路。」

盧梭的主要著作背後是兩股相輔相成的動力:譴責社會既有的人心腐蝕,以及透過人性重生來成就共和美德。他比喻現代文明是一種「快樂的奴役」,人們「為拖垮自己腳步的枷鎖覆上鮮花」。他在第一篇論文(1750)中鼓勵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透過藝術,尤其是現代藝術掙脫「奴性和虛假的服從」。

第二篇論文(1755)探討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時,態度更為激進,內容對比原始人類生活寧靜祥和,現代社會之所以「強者即是法律」,肇因於我們依據財富來區隔階級。縱使他並未主張推翻既存的體制,卻指出「明顯違反自然律」,「享受特權的少數人活得奢侈,卻還有許多人正在挨餓,連基本需求都無法滿足。」

盧梭的訴求力道得益於大量烏托邦的特色,並且激發出許多不同的觀點:自由論者渴求絕對自由,進步論者追求美好世界,集體論者要的則是平等。盧梭理想中未受腐化的人類成為「高貴的野蠻人」的神話形象,又引發部分人的響應,他們質疑啟蒙風潮過度吹捧都市文明,並行文作詩抨擊「侵蝕法國社會的腐敗」。

在《愛彌兒》中,盧梭描寫個人道德的轉變,強調人類自律、透明和經由內在旅程更臻完美。他在《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中規畫理想政體,也就是公民透過民主過程制定法律自我規範,這種想法又激勵了追求更美好社會的人去建立新制度。他強調公民平等,主張個體利益和大我的妥協(「拒絕遵循普遍意志者必會受到整體所驅策」),經由集體目標來推動對於人類群體更具道德觀的想像(共同意志),下面這段文字明白呈現了盧梭理念的激進性質:

欲承擔治理之責,須有能力改變人性,將完整且獨立的個體納入更大的整體之中,由此得到生命和存有,轉換其生存意義並加以強化。自然加諸我們個別的、軀體的存在,但必須替換為整體的、道德的存在。

這些主題出現在梅西耶的小說中,同時普見於啟蒙時代後期的思潮。一七七八年盧梭過世時,他的論調已經取得主流地位。法國大革命初期非常多人引用他的作品和思想,主要概念包括人民自治、以大眾意志為政治秩序不可分割之基礎、共同道德理念促進團結合作、相信人類能夠克服自私與物質主義,最後則是基於公民平等和道德自律的公民權。革命領袖聖.茹斯特(Saint-Just)對盧梭極其敬仰,尤其欣賞他著作中的啟蒙觀念,「十八世紀本身就該送進先賢祠。」

然而,若以為盧梭的觀念已然得到法國革命分子的共同認可、成為未來藍圖,也屬誤解。盧梭的著作確實對各個政治勢力都產生影響,就連擁護君權的人也會閱讀;不過瑪麗.安托瓦內特與羅伯斯庇爾的共同點僅只於此。另外,即便前章提到大革命與盧梭關係密切,實際上卻是選擇性採用其說法,加上後來領導者未必都遵循盧梭見解,例如他懷疑正統教育、輕視商業、憎惡嚴重的貧富不均、不認為民選代表就該掌握群體統治權,這幾點與法國大革命最初的價值觀互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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