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評三四五】讀《邊緣上的香港》:那麼香港可以是甚麼?

【文評三四五】讀《邊緣上的香港》:那麼香港可以是甚麼?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現實政治、社會以至於日常生活中,港人與「大他者」之間的各種摩擦時刻都在發生,除非遠離香港,否則希望大家拋開對於「大他者」的執念,從而開闢其他的「另類」想像定位,無疑是十分艱難的課題,恐怕也是無法實踐的。

駱穎佳這本著作的全名為《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邊緣上的香港》,由書題上的「國族」、「後殖民」、「邊緣」來看,幾乎是香港研究最熱門關鍵詞的組合。乍看之下,還無法完全掌握書旨為何,待到閱讀後,方知其所指為:中國國族論述中,對於殖民地、後(?)殖民地香港的「想像」。或許這個關於國族論述孰指的片刻疑惑,有些庸人自擾,可一定程度也反映了台灣讀者與香港讀者在感覺結構上的細微差異吧。

全書對於「中國國族論述中的香港想像」有頗工整的歸納,分析了五四國族論述、毛派國族論述、八十年代的後社會主義國族論述,以及九七後的新自由主義國族論述。並伴隨著四種情感,香港於是分別被想像為:令人憂鬱的卑賤殖民地、令人怨恨的邪惡資本主義黯殤社會、令人驚異的經濟奇蹟異托邦、以及令人產生快感的「中國香港」。

這四種理型(Form)分配,首先遭遇的自然是,能夠這樣平整、光滑地刀刀切嗎?作者隨後也作出說明,他寫道:「儘管是由歷時性的角度分析中國國族論述的構作,但它是有共時性意義的。」意思是,我們可以將此四種論述視為時代的主調,這並不表示沒有其他伴奏、陪襯的存在。綜觀作者所擷取的時間片段:

  • 1919-1937(五四國族論述)
  • 1966-1976(毛派、六七暴動、火紅年代)
  • 1978-1984,實際上可延伸至1997(鄧小平改革開放、後過渡期)
  • 1997-(九七政權轉移之後)

確實都是香港史、以至近代中國史上重大轉折的時段,作者的架構方式頗具說服力。在這四種論述/香港想像/章節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峰迴路轉的莫過於1980、90年代的後社會主義國族論述(第三種)。

誰的現代性

只要對香港文學、文化研究有些涉獵的讀者,相信對於前兩種五四、毛派國族論述中的「負面香港」想像,都不會感到陌生,例如:魯迅視「香港總是一個畏途」;茅盾將香港華人比喻為怯懦自欺、混雜曖昧的鴕鳥,花果飄零者的「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託庇於此」;也包括了左派詩人批判商業化都市的詩歌,左翼小說中對港英政府的敵視、暴露社會黑暗面⋯⋯等等。

作者駱穎佳特別指出,為了對抗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所推動「建立本土文化身分」工程,毛派國族主義者於是也打造一個逆向的「光明中國 vs. 黑暗香港」二元框架,其中,香港人的身體成為論述必爭之地。例如,《文匯報》故事裡的香港人非病即殘,籠罩虛弱死亡的陰影,相反地,中國大陸的醫生則都醫術高超、思想康健,不僅能治癒頑疾,甚至還能由思想面指導原本充滿偏見的港人,重新認識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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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香港左翼工會對抗香港英殖民發動的抗爭,當時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高峰期,左翼工會從罷工、遊行開始,卻與香港警方發生嚴重衝突,並造成傷亡。這場六七暴動被認為影響了香港殖民政府的改革,改善了殖民政府的統治方針。

以上這些對於香港的負面想像、對於殖民地及其墮落資本主義的厭惡,卻在鄧小平推行開放政策後的「後社會主義國族論述」中,起了翻天覆地的大改變。作者分析地相當精準,他寫道:「對八十年代後社會主義國族主義者而言,最尷尬的一件事,莫如資本主義香港的繁榮」,因此,香港在此刻被重新想像、建構成為一個全球國族資本主義空間,過往殖民地下的經濟發達之罪惡,也轉為獲得肯定。敏銳的讀者或許會感到遲疑,「全球」與「國族」兩者如何能並陳於此?那是怎麼說得通的?

事實上,在這部著作中,除了討論對於「國族恥辱」的反應、想像之外,有一個關鍵詞彙作者始終未特地摘取出來。

這些國族論述,其實都在處理如何面對香港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問題。就前兩種的「負面香港」論述而言,香港不是封建習癖的殘存地,便是充滿傷殘剝削的殖民城市,萬惡資本主義帶來的是墮落和人心的腐蝕,以及充滿不忠、媚英與銅臭味的所謂香港文化/香港沒有文化。不過,到了經濟開放的「後社會主義國族論述」,他們除了能立刻轉為肯定香港的「經濟奇蹟」外,還能臉不紅、氣不喘地將「殖民現代性」處理成只有「現代性」而沒有「殖民」的議題。也就是說,香港所謂的能夠「成功」,除了是「先天命定的」優越地理位置外,再來便是香港華人具有中國傳統美德,加上靈活變通的手腕所打造的;英國殖民者則從來不是、或至少並非最主要的香港奇蹟推手,有些人甚至還扮演扯後腿的角色。

如此一來,許多香港資本家(特別是李嘉誠)也開始被捧為民族英雄。他們於香港發跡、積累資本,終於使得華商集團能與英商集團分庭抗禮,揚眉吐氣⋯⋯。如此建構想像,一方面符合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肯定香港經濟發展,二方面又符合民族大義,排除掉英國及殖民地的因素。於是,在香港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空間」中加入「國族」,視之為一而二、二而一的「正面香港」之肯定,也就當然毫不扭捏、沒有違和感了。

李嘉誠 長江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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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1997年香港政權移轉,香港的經濟發展也在國族論述上有了轉向。資本家被視為促進經濟起飛的英雄人物,圖為2013年香港葵青貨櫃碼頭工運,由於抗議碼頭工人薪資長年不增反減,工會發起了罷工運動。罷工期間,工運群眾將矛頭指向長江集團總裁、和記黃埔之董事局主席李嘉誠。李嘉誠是香港第一富商,也是1997後最常見的經濟「英雄」符號。這場罷工歷經40天,最後工會在接受加薪9.8%的方案下復工。

未完的工作

順著這樣的理路,九七之後,猶如芒刺的英國人已然離去,中國國族論述對於中港融合的美好、樂觀情緒更是日日向上了。作者在第四種論述中,除了討論香港作為新自由國族主義者的消費樂土外,還仔細分析了對於中國的新中產階級而言,香港可以是幫助他們克服因國家意識形態轉型所帶來罪疚感的「贖罪空間」。

綜觀全書,作者駱穎佳運用豐富多元的材料,細膩地耙梳、分析四種中國國族論述對於香港的想像,用心和成果相當值得肯定。根據他在序言中的自述,這部書的原稿是寫於九七前後的碩士論文,十多年後,面對香港當前尖銳的政治及社會矛盾,使得它有出版的意義,於是經改寫增訂,加入九七至今的章節(第四種論述)與重寫導論後成書。就一本碩士論文而言,當時的寫作業已充分完滿,既然出版成書是受到香港現下局勢影響,他也自陳「後雨傘」年輕一代給予不少思想衝擊,那麼我們對於此書,似乎還能有更多期待、意猶未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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