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評三四五】讀《邊緣上的香港》:那麼香港可以是甚麼?

【文評三四五】讀《邊緣上的香港》:那麼香港可以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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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現實政治、社會以至於日常生活中,港人與「大他者」之間的各種摩擦時刻都在發生,除非遠離香港,否則希望大家拋開對於「大他者」的執念,從而開闢其他的「另類」想像定位,無疑是十分艱難的課題,恐怕也是無法實踐的。

駱穎佳這本著作的全名為《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邊緣上的香港》,由書題上的「國族」、「後殖民」、「邊緣」來看,幾乎是香港研究最熱門關鍵詞的組合。乍看之下,還無法完全掌握書旨為何,待到閱讀後,方知其所指為:中國國族論述中,對於殖民地、後(?)殖民地香港的「想像」。或許這個關於國族論述孰指的片刻疑惑,有些庸人自擾,可一定程度也反映了台灣讀者與香港讀者在感覺結構上的細微差異吧。

全書對於「中國國族論述中的香港想像」有頗工整的歸納,分析了五四國族論述、毛派國族論述、八十年代的後社會主義國族論述,以及九七後的新自由主義國族論述。並伴隨著四種情感,香港於是分別被想像為:令人憂鬱的卑賤殖民地、令人怨恨的邪惡資本主義黯殤社會、令人驚異的經濟奇蹟異托邦、以及令人產生快感的「中國香港」。

這四種理型(Form)分配,首先遭遇的自然是,能夠這樣平整、光滑地刀刀切嗎?作者隨後也作出說明,她寫道:「儘管是由歷時性的角度分析中國國族論述的構作,但它是有共時性意義的。」意思是,我們可以將此四種論述視為時代的主調,這並不表示沒有其他伴奏、陪襯的存在。綜觀作者所擷取的時間片段:

  • 1919-1937(五四國族論述)
  • 1966-1976(毛派、六七暴動、火紅年代)
  • 1978-1984,實際上可延伸至1997(鄧小平改革開放、後過渡期)
  • 1997-(九七政權轉移之後)

確實都是香港史、以至近代中國史上重大轉折的時段,作者的架構方式頗具說服力。在這四種論述/香港想像/章節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峰迴路轉的莫過於1980、90年代的後社會主義國族論述(第三種)。

誰的現代性

只要對香港文學、文化研究有些涉獵的讀者,相信對於前兩種五四、毛派國族論述中的「負面香港」想像,都不會感到陌生,例如:魯迅視「香港總是一個畏途」;茅盾將香港華人比喻為怯懦自欺、混雜曖昧的鴕鳥,花果飄零者的「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託庇於此」;也包括了左派詩人批判商業化都市的詩歌,左翼小說中對港英政府的敵視、暴露社會黑暗面⋯⋯等等。

作者駱穎佳特別指出,為了對抗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所推動「建立本土文化身分」工程,毛派國族主義者於是也打造一個逆向的「光明中國 vs. 黑暗香港」二元框架,其中,香港人的身體成為論述必爭之地。例如,《文匯報》故事裡的香港人非病即殘,籠罩虛弱死亡的陰影,相反地,中國大陸的醫生則都醫術高超、思想康健,不僅能治癒頑疾,甚至還能由思想面指導原本充滿偏見的港人,重新認識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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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香港左翼工會對抗香港英殖民發動的抗爭,當時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高峰期,左翼工會從罷工、遊行開始,卻與香港警方發生嚴重衝突,並造成傷亡。這場六七暴動被認為影響了香港殖民政府的改革,改善了殖民政府的統治方針。

以上這些對於香港的負面想像、對於殖民地及其墮落資本主義的厭惡,卻在鄧小平推行開放政策後的「後社會主義國族論述」中,起了翻天覆地的大改變。作者分析地相當精準,她寫道:「對八十年代後社會主義國族主義者而言,最尷尬的一件事,莫如資本主義香港的繁榮」,因此,香港在此刻被重新想像、建構成為一個全球國族資本主義空間,過往殖民地下的經濟發達之罪惡,也轉為獲得肯定。敏銳的讀者或許會感到遲疑,「全球」與「國族」兩者如何能並陳於此?那是怎麼說得通的?

事實上,在這部著作中,除了討論對於「國族恥辱」的反應、想像之外,有一個關鍵詞彙作者始終未特地摘取出來。

這些國族論述,其實都在處理如何面對香港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問題。就前兩種的「負面香港」論述而言,香港不是封建習癖的殘存地,便是充滿傷殘剝削的殖民城市,萬惡資本主義帶來的是墮落和人心的腐蝕,以及充滿不忠、媚英與銅臭味的所謂香港文化/香港沒有文化。不過,到了經濟開放的「後社會主義國族論述」,他們除了能立刻轉為肯定香港的「經濟奇蹟」外,還能臉不紅、氣不喘地將「殖民現代性」處理成只有「現代性」而沒有「殖民」的議題。也就是說,香港所謂的能夠「成功」,除了是「先天命定的」優越地理位置外,再來便是香港華人具有中國傳統美德,加上靈活變通的手腕所打造的;英國殖民者則從來不是、或至少並非最主要的香港奇蹟推手,有些人甚至還扮演扯後腿的角色。

如此一來,許多香港資本家(特別是李嘉誠)也開始被捧為民族英雄。他們於香港發跡、積累資本,終於使得華商集團能與英商集團分庭抗禮,揚眉吐氣⋯⋯。如此建構想像,一方面符合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肯定香港經濟發展,二方面又符合民族大義,排除掉英國及殖民地的因素。於是,在香港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空間」中加入「國族」,視之為一而二、二而一的「正面香港」之肯定,也就當然毫不扭捏、沒有違和感了。

李嘉誠 長江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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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1997年香港政權移轉,香港的經濟發展也在國族論述上有了轉向。資本家被視為促進經濟起飛的英雄人物,圖為2013年香港葵青貨櫃碼頭工運,由於抗議碼頭工人薪資長年不增反減,工會發起了罷工運動。罷工期間,工運群眾將矛頭指向長江集團總裁、和記黃埔之董事局主席李嘉誠。李嘉誠是香港第一富商,也是1997後最常見的經濟「英雄」符號。這場罷工歷經40天,最後工會在接受加薪9.8%的方案下復工。

未完的工作

順著這樣的理路,九七之後,猶如芒刺的英國人已然離去,中國國族論述對於中港融合的美好、樂觀情緒更是日日向上了。作者在第四種論述中,除了討論香港作為新自由國族主義者的消費樂土外,還仔細分析了對於中國的新中產階級而言,香港可以是幫助他們克服因國家意識形態轉型所帶來罪疚感的「贖罪空間」。

綜觀全書,作者駱穎佳運用豐富多元的材料,細膩地耙梳、分析四種中國國族論述對於香港的想像,用心和成果相當值得肯定。根據他在序言中的自述,這部書的原稿是寫於九七前後的碩士論文,十多年後,面對香港當前尖銳的政治及社會矛盾,使得它有出版的意義,於是經改寫增訂,加入九七至今的章節(第四種論述)與重寫導論後成書。就一本碩士論文而言,當時的寫作業已充分完滿,既然出版成書是受到香港現下局勢影響,她也自陳「後雨傘」年輕一代給予不少思想衝擊,那麼我們對於此書,似乎還能有更多期待、意猶未盡之處。

例如,全書對於四種中國國族論述本身分析得盡善盡美,但在這四個章節中,對於接收者或反對者的聲量及反應描述,卻極為稀薄,可見到的幾乎只引用羅永生「勾結式殖民」之說,目的主要是為了分析國族主義者延續不公義的殖民地管治之論述手段而已。這問題成了網上評論所說:「『香港可以是甚麼』不是這本書的重點;可以說,這本書是需要被讀者經過,繼而超越的橋樑」,以及李展鵬在序言中會提到香港生產的「反論述」(counter-discourse)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反論述的回饋或批判,本身即是再形塑新論述的一環,若缺少了這部分,不免使人覺得新論述的構造由來稍嫌片面、單向了些。不過,在中間四章的分析之外,新寫的〈導論〉與〈結語〉前後拼湊起來,稍能見到作者對於當前香港局勢的思考-如果話都是中國國族主義者在說,那反對者是否也能說點甚麼?但不曉得是段落安排之故,或有其他顧慮,作者似乎都只願停留在「香港不是甚麼」的位置上,對於進一步闡述「香港可以是甚麼」,則顯得閃爍游移。

Hong Kong Umbrella Protest Sites Photo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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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雨傘運動,一年後的場址對比。

全書的最末,指陳中國國族主義者未充分重視香港獨特的歷史文化,她認為要改善此情況在今天仍有相當難度後,突然筆鋒一轉,跳躍、突兀地提醒起香港人:「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並認為這是當下亟需思索的倫理課題。當然,香港在激烈的政治碰撞後,某些政治主張確實有惡質化的傾向,但在書中念茲在茲的中國國族論述都尚未充分解構、批判之前,就早早警醒自己,這與香港近年來某些論著「既然無法要求中國,那麼就反過來要求香港」的理路,有著類似的情結。

此外,在〈導論〉裡「面對中國的逆向想像」此一段落,作者精簡地引用了羅貴祥的「亞洲角度」和鄺健銘的「華南文化圈」想像,認為這都是香港可行的出路。但若仔細閱讀羅、鄺兩人的論述,事實上,除了訴說對象與本書不同外,他們也都未曾說過這即是香港的「出路」。

以鄺健銘的文章為例,其訴諸的主要對象,其實是那些時刻北望、將所有的雞蛋全都放在中國此一籃子裡的香港人,而非本書所針對既然無法改變中國、只得尋找另類出路的無奈港人,這是一個細微的差別;再者,鄺的論述也強調香港必須擁有政治自主度、港人不能缺少自主意識,這是香港應重建華南文化圈想像的起點,並非本書所謂逆向想像可能達致的效果;最後,更大的重點是作者並未意識到在鄺的擘劃中所具有的(準)文化民族主義色彩及動機,那種對於水域文化、外向靈活、多元包容的海洋民族性格描繪,正是在闡述與大陸型中國人(北方)之間的差異。兩相對照之下,鄺並未有迴避「香港可以是甚麼」的探問。

當然,作者在書中也幾次重申不要緊盯(gaze)中國這個「大他者」而構思其他出路,並非是打算要放棄抗爭,而是認為能打破僵滯的想像,幫助港人在方方面面獲得較多自主性。對此,我是持相當保留態度的,理由倒不在迴避判斷是「無比聰明」或「逃避主義」的主張,而是仍須詳細地闡述。在現實政治、社會以至於日常生活中,港人與「大他者」之間的各種摩擦時刻都在發生,除非遠離香港,否則希望大家拋開對於「大他者」的執念,從而開闢其他的「另類」想像定位,無疑是十分艱難的課題,恐怕也是無法實踐的。

書籍介紹

邊緣上的香港: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印象文字出版

在過去一個半世紀,「香港」作為一個邊緣城市。究竟是如何被中國書寫?香港這個殖民地符號,是怎樣被想像成不同的國族他者,以配合國族主義所要追求的「帝國復興」?九七回歸後,「中港融合」的論述更甚囂塵上,倘若香港人仍依賴這種論述來想像自己的身分,我們又可怎樣走出自身的身分迷思?

邊緣上的香港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闕士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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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前副總統陳建仁:「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

【專訪】前副總統陳建仁:「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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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全球缺水危機正對人類生命帶來的威脅,缺水地區的人們在渴死以前,往往是因為缺乏乾淨水源而病死的。前副總統、公衛專家陳建仁不只為我們上了一堂「水源與疾病」的通識課,也呼籲台灣人展現愛心與國際救援力。

全球缺水危機正對人類生命帶來威脅,缺水地區的人們在渴死以前,往往是因為缺乏乾淨水源而造成疾病、進而死亡。根據聯合國統計,每天有超過700位五歲以下的兒童因為不安全用水、不良衛生環境導致腹瀉死亡。無水之地的悲劇不只影響當地居民,其衍生的疾病也可能會衝擊全球的未來。

為了呼籲讀者重視全球缺水議題、重視其所帶來的公衛挑戰,本文專訪具有公衛專家背景的前副總統陳建仁,從公衛的角度談缺水問題。並邀請社會各界付出行動,別因為輕視缺水衍生的公衛危機,而造成下一次的大流行瘟疫。

當人們病死在無水之地——乾旱、缺水、髒水與公衛的關係

在2030年前,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乾淨可負擔的用水、以維持個人健康衛生及永續管理,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的目標之一,也是當今世上所有人都應共同努力的任務。除了要確保現有的水源維持乾淨安全、減少污染,也要確保雨露均霑、人人有水,同時也不能忽視氣候變遷導致的乾旱、洪水對水資源造成的影響。儘管要努力的方向還有很多,「飲水思源」仍是世人時常忘記的課題。

2021年初,台灣曾遭遇旱災缺水危機,幸運的是我們有足夠因應的措施與設備,國人仍能保有安全衛生的淨水生活,但也可能因此未有深刻的缺水之痛。事實上,現在仍有許多國家或地區深陷乾旱的痛苦,並因為缺水或骯髒的水源導致大量疾病與死亡;根據聯合國統計(2022),光是因為洪災及水媒疾病導致的死亡人數,就佔了整體天災死亡率的70%。對此,陳建仁表示:

「其實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COVID-19目前造成全球約5億人感染,且隨著病毒株變化和疫苗興起,這場流行病或許耗費2~3年就會減緩。但全球缺水問題卻有高達8億多人受影響,若不付出行動改善,當地居民只能一直面臨無水之苦。」

接著,陳建仁為我們上了一堂課,娓娓道來「水源與疾病」兩者之間的高度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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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副總統陳建仁,中央研究院 院士

「一直以來,人類期望從大自然取得乾淨水源,但是隨著人口增加、城市中的水源污染、氣候變遷造成的水災或乾旱,乾淨水源只會愈來愈得來不易。而不良水質當中,可能含有微生物細菌、病毒、化學污染物等,會造成霍亂、傷寒、阿米巴痢疾、病毒肝炎、癌症等疾病,因此缺水地區的人往往不是渴死,而是病死的。」

回顧人類歷史上跨國性的重大流行傳染病,就是起源於水中細菌的「霍亂」。19世紀中葉,霍亂從印度傳到歐洲,甚至傳播到中國和裏海;最後終結全球霍亂的關鍵,則是「流行病學之父」約翰・斯諾(John Snow)在倫敦霍亂流行時發現霍亂是因為嚴重的水污染所傳播。陳建仁說明:

「霍亂是污水引起,而非瘴癘引起。約翰・斯諾建立了這樣的觀念,可以說是公共衛生學上一項重大事件。」

陳建仁也強調,因為污水引起地方性疾病、後來蔓延至其他地區的案例,至今仍相當常見。「尤其因為氣候變遷而引發的洪水或暴雨,其過境之地使糞水、污水被沖刷出地面,更容易引起大範圍地區的公共衛生污染,所以,通常水災後的三個月內,受災地區又會流行好一陣子的腸胃道疾病感染。」

「時至今日,全球仍約有8.4億人無法享用安全乾淨的水,其中有3.4億人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為了取水,當地人每天都要花好幾個小時取水,兒童也因此無法上學受教育。連飲用水都不足,遑論吃飯洗手的用水、或有沖水馬桶的廁所。水的問題尚未解決,公共衛生措施又該如何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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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顯微鏡下的霍亂弧菌。「流行病學之父」約翰・斯諾(John Snow)發現霍亂是污水引起,而非瘴癘引起。

不潔淨飲水,曾引發台灣地區性烏腳病

而台灣因為水污染引起疾病的經典案例之一,就是1950年代在西南沿海盛行的「烏腳病」。「烏腳病的患者,主要病徵是手掌與腳蹠皮膚發紫、角化、潰瘍,手指或腳趾末梢只要稍微受傷,就會壞疽發黑並且壞死脫落,而且伴隨劇痛。」陳建仁接著向我們說起這段故事。

在台灣盛行烏腳病的年代,當時的孫理蓮牧師娘(Lillian R. Dickson),與王金河醫師、謝緯醫師三人心疼受苦病患,便展開義診與照顧服務。不只免費為病人截肢,還設立「烏腳病患手工藝生產中心」,由王金河醫師的太太王毛碧梅女士教導病患編織竹簍等工藝,習得一技之長以自食其力,照顧病患的生命尊嚴。

「然而,光是截肢並不能解決層出不窮的烏腳病病例。」因此,謝緯醫師找上台大醫學院的陳拱北教授(後被譽為「台灣公衛之父」),與當時多位台大醫學院菁英組織研究團隊,試圖找出烏腳病的原因。「後來發現是居民飲用了深達地下30至100公尺的「地河井」水源,由於部分深井水的砷濃度很高,因此居民飲用後產生砷中毒現象,烏腳病也就是其中之一。」陳建仁說。

而在這段台灣烏腳病的流行史上,陳建仁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80年,我從美國學成返台,當時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主任吳新英教授就給了我一筆經費,授命我去研究烏腳病。」因此陳建仁走訪烏腳病盛行地區,採訪了300多位病患,發現慢性砷中毒不只造成烏腳病,還引起多重健康危害,包括缺血性心臟病、頸動脈硬化、癌症等。」

為了徹底解決烏腳病問題,陳建仁積極投入砷中毒研究,並估計出飲水砷濃度的可容忍極限。後來這項台灣研究算出的標準,美國和世界衛生組織也正式採用,修法將標準濃度從50μg/L改為10μg/L。

而當時全世界最嚴重的飲水砷中毒地區還包括孟加拉。為了解決缺水、污水引發的消化道疾病與死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世界銀行援助孟加拉的公共衛生工程處共同開發地下水,以提供人民「安全」乾淨的飲用水,殊不知又遇到砷中毒的挑戰。後來世界衛生組織取經陳建仁的研究,陳建仁也大方分享台灣經驗,推廣並協助檢測井水砷濃度含量,篩選可飲用的水源,才得以緩解這項全球公衛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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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陳建仁研究團隊在宜蘭地區發現因飲水造成的砷中毒、烏腳病案例。當時陳建仁火速建議宜蘭縣縣長游錫堃改善之道,後來宜蘭縣在短短三年內完成自來水管線的全面鋪設,確保民眾享有乾淨安全飲用水,減少砷中毒罹病風險。

再將時間往前推移,相信不少讀者的童年,有著每逢開學都要吃驅蟲藥、貼蛔蟲貼片的回憶。「台灣早期農業習慣直接用水肥灌溉,因此很多寄生蟲卵會接觸到蔬果,若沒有清洗乾淨,誤食寄生蟲卵污染的食物或水,即會造成腸胃道寄生蟲病,例如:蛔蟲。」

另外,早年的偏鄉或山區較少公共廁所,尚未有自來水廠,民眾多取用山泉水,或習慣隨地便溺,容易造成水源污染,大量引發兒童下痢、A型肝炎等案例。雖然這些經驗因為環境衛生措施和人民衛生習慣改善而愈來愈少,不過陳建仁也強調:「隨著台灣經濟發達、人口愈來愈多,水源供應的挑戰仍不會結束。」

從污水處理下水道的普及化,水庫集水區、河川遭到農業農藥或工廠廢水污染的問題,以及水資源再利用等,仍是近年台灣必須直接面對的水資源課題。萬一忽視水資源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最終付出代價的仍是人類的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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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統計,每天有超過700位五歲以下的兒童因為不安全用水、不良衛生環境導致腹瀉死亡。

疫情下的反思:全球已是命運共同體,別讓地區性缺水釀成全球大瘟疫

「住在台灣的我們很幸福,但我們必須要知道世界上仍有許多人連喝水都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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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陳建仁期許國人透過台灣世界展望會水資源資助行動,為改變世界盡一份心力。

從歷史上有名的幾次全球霍亂大流行,到近年最令人感同身受的COVID-19,無不揭示著全球化時代、國際交流與旅遊盛行的現代,傳染病的擴散之速,已不可同日而語。當世界上仍有許多偏遠角落的居民面臨缺水帶來的死亡威脅,而COVID-19疫情也印證了全球已是命運共同體,若人們持續對缺水議題保持冷漠,那麼其所衍生的公衛問題,將是全球人類共付代價。

陳建仁不只祈願世人能發揮愛心、疼惜他人,也期許台灣人能實踐地球村一份子的義務,透過資助的方式加速國際救援的影響力。陳建仁說:「我和台灣世界展望會是老朋友了,一直以來都有關注展望會的行動。這次台灣世界展望會倡議關注水資源議題,並且看見水源與疾病的關係,我很敬佩也很支持。」即使無法以犧牲奉獻的精神到實地服務,或許也能透過資助台灣世界展望會的水資源救援行動,為改變世界盡一份心力。

事實上,在世界展望會的行動下,每10秒就多1個人獲得乾淨的水;每1天多3所學校因安全飲用水受益。光是2021年,世界展望會即幫助300萬人擁有安全水源、230萬人改善家中衛生環境,並向350萬人宣導建立良好衛生習慣。

「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

陳建仁不只為我們上了一堂「水源與疾病」的通識課,也呼籲國人付出實行,展現台灣人的愛心與國際救援力。

I can help! I am helping! 立即資助台灣世界展望會,展開水資源救援行動

閱讀數位敘事:把水送進最遙遠的地方|台灣世界展望會#WASH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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