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蟻》啃噬：台灣電影看待當代社會的新路徑

用巨大的工程搥打掉一面木造的牆，露出牆間隱匿不見的支柱，大片的白色小點蠕動著。白蟻曾經是木造房舍的癌症，接著磚造和鋼筋水泥治癒了這項疾病，過去曾經在開著小貨車在街頭巷尾巡迴的工程車上，大大的「白蟻醫生」，被抓漏和壁癌取代。要是把人代換成房屋，這項用在房屋上的「手術」改用在人性上，將人最為私密不可告人的陰暗空間被迫接露在眾人之下，會如何？

《白蟻》是台灣導演朱賢哲首部劇情長片，得到2016年釜山影展新浪潮單元的「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其劇情即在這樣的疑問之下展開。

電影描述戀物癖的主角白以德（吳慷仁飾）在偷竊時遭湯君紅（鍾瑶飾）與友人錄下，在幾個角色的生活圈當中引起不可逆的效應。慾望，成為環繞劇中角色的細線，把自身與客體千絲萬縷的纏繞在一塊。

鏡頭的起始點白以德的戀物，完全就是佛洛伊德伊底帕斯情節與閹割焦慮的樣板案例，對於慾望匱乏與自身不完整，戀物成為心理防衛機制，用承認的方式來否定，那種矛盾性也在戲劇中以表象化的方式呈現。「匱乏」是片中大部分角色的「同溫層」，不論是白以德的母親藍湖（于台煙飾）對於自身慾望的焦慮；還是湯君紅與男友失聯、身為學生打混無所事事，遂用極端方式的空白填補，顯示出角色間、甚至是身而為人的難以圓滿。

Photo Credit：大厝地影像

社會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曾對戀物有個有趣的說法，他認為戀物是建設性的，戀物者是現實主義的，他們接受事物運行的情況，把焦點轉移到迷戀之物之上，藉以抵銷現實的衝擊。

以電影裡的例子來說，角色們則是躲避自身主體性匱乏的事實，因此緊抓著各種微小之物不放，從戀物到情感綁架，再到不負責任的樂趣。這種幻象若會有崩毀的一天，將以殘酷的方式執行。湯君紅在事情演變到不可收拾之後問了好友，我們有犯法嗎？點出了另外一個命題，劇中角色沒有人犯下滔天大罪，主角白以德不過就是犯些偷竊的小奸小惡，但每個角色都身負著極深罪惡感，那種因匱乏而生的慾望，在現實生活中生成了如同細小白蟻般的負罪感，啃蝕那些幻象的殘骸著，也一點一滴的鑿開每個人不願直視的空缺。

你所躲避的，最終用最猛烈的方式找上你，糾纏著他們的傅柯的倫理主體（Ethical subject），在一個時代之下形成的精神，構築了他們的道德觀，限制、壓抑著慾望，化作無形的道德束縛，譴責他們以求自身的救贖。

當一切崩壞之時，我們還可以憑依些甚麼？

電影《白蟻》的故事中給了生命一個出口，一個叫做重生的出口，藉著直視自己的匱乏，直視種種因慾望而生的後果，接受那些不圓滿，然後再一次站起來，也許之後又再被各種無以名狀的現實打擊。但人不就是這樣，帶著傷，不斷地拾取，然後再一一的放下，重複著一齣又一齣受傷、癒合、再生的劇碼直到盡頭。

Photo Credit：大厝地影像

吳慷仁、鍾繇、于台煙等演員毫無疑問地在片中有精采的演出，掌握角色和拿捏情緒都有極為出色的表演，喉頭的滑動、眼神的漂移、臉部肌肉的微小動作，以及最受矚目的那場自瀆戲，吳慷仁毫無表留的表演出自瀆時的肌肉緊繃和心靈上的出神，每個細微的動作在特寫鏡頭下，強烈地自述角色的慾望和心理變化，《白蟻》一片飽滿地捕捉了表演能量的張力以及掌控演出的細膩緊密，超出全片既有的格局。

矛盾的是，正是過多的特寫鏡頭喪失了劇本的細節，冷冽的鏡頭捕捉了放大的情緒和隱密的心理空間，在記錄之外超越了寫實，背景（Background）與現實接合。劇本的每個環節緊扣著事件在現實中發生的可能性推進、梳理因果，並嘗試著以一種觀察者的角度留下故事，也就是說故事本該是充滿生活感的。影像在兩者的斷裂之上出現超現實的失真，那正是突兀的來源，給人一種演員們真會演啊，甚至演得太過頭的造作感。

《白蟻》之中每位演員都演出超出角色的面向，在表演上的強烈動能，能增加戲劇的可看性與角色的立體感；同時也讓觀眾清楚體驗到這是戲劇，《白蟻》的故事根植於生活，讓演員們像在泥濘之處生成的妖豔鮮花，開出超真實（Hyperreality）的美麗花朵。

我絕不是說《白蟻》只有演技卓越這項優點，儘管背景的雕琢不似捕捉演技那般銳利，但該多該少一點也不含糊，朱賢哲導演仍舊再現了現實中該有的生活碎片，這些生活碎片包含著如今時代的精神與行為模式，不論是蟻族的現象、社群軟體橫越虛擬與現實等等。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試著探索了人性之中的幽微、那個極欲排斥的陰性空間，並用救贖如此沉重的母題來支撐，就整體性來看，那些失真的部分都仍舊收納在這些意圖之下。

瑕不掩瑜，《白蟻》有出色的野心和執行能力，在賀歲檔期的戲謔和歡愉之後，為台灣電影開啟另一種不以獵奇、誇飾姿態，觀看人性與邊緣的路徑。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