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唐謨專欄】可以只愛女性內衣嗎?

【但唐謨專欄】可以只愛女性內衣嗎?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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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題材曾經是西方B級電影的最愛,發展出「剝削」邊緣議題的「剝削電影」。主流電影/好萊塢電影,也常依賴邊緣性吸引觀眾,處理不好就會被冠上「剝削邊緣弱勢」的罪名。然而放眼今日,偏離社會,格格不入的邊緣角色,大量大量出現在電影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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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劇本的創作經常利用「邊緣激進性」刺激靈感。邊緣題材曾經是西方B級電影的最愛,發展出「剝削」邊緣議題的「剝削電影」。主流電影/好萊塢電影,也常依賴邊緣性吸引觀眾,處理不好就會被冠上「剝削邊緣弱勢」的罪名。然而放眼今日,偏離社會,格格不入的邊緣角色,大量大量出現在電影當中(例如正在院線檔上的《分裂》)。

早期電影中的邊緣人性物經常被妖魔化,犯罪化(港片居多)。今天邊緣人物的發展,漸漸有更加立體多樣的趨勢,或者說:「剝削」的技巧更高段了,甚至把邊緣人形塑成英雄/超人。入圍去年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朱賢哲)的《白蟻-慾望迷網》,即是利用人物邊緣性發展故事的範例之一。

《白蟻》至少開發了兩個邊緣主題:「最初場景」(primal scene)與「戀物癖」(fetish)。佛洛伊德提出的「原初場景」,泛指兒童目睹父母親做愛(或者父母跟他人通姦),誤認為發生暴力,導致父母角色消失,倫理關係瓦解,造成孩童憂鬱甚至創傷,影響性生理發展。此主題常被電影利用,最有名的是日本實驗電影導演松本列夫的作品《薔薇的葬列》,主角Eddie幼年看到母親和他人通姦,於是殺了母親,再以男扮女裝的身份活動於男同志社交/淫亂圈。

這部電影明顯是「反向」版的《伊底帕斯》(Oedipus),男主角弒母,再以女性身份和父親戀愛/做愛。導演利用佛洛伊德的典故中的暴力/性愛/亂倫/死亡等爆裂意象,描繪日本1960年代末顛覆狂亂的同志場景。台灣電影當中,張永祥編劇,宋存壽導演的《母親30歲》,主角也經歷了「最初場景」,導致他的一生都憂鬱到不行;比較耐人尋味的是改編李昂小說的《殺夫》,電影一開場就是「最初場景」,女主角林市看到母親一面吃東西,一面和一個軍人做愛,男性(軍人)擁有食物(生存權力),一無所有的女性只有屈服,以身體換取生存。旨在控訴男性暴力,長大後的林市不斷遭受屠夫丈夫強姦式的性愛,但是卻從來沒有爽過......這些文本都在暗示著,主角成年後的悲劇性格,有可能來自「最初場景」的異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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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大厝地影像

《白蟻》的主角白以德(超優的演員吳慷仁飾演)一出場就穿著紅色女性內衣,然後邊聞著緋紅色的內褲,背對著鏡頭打手槍。這男孩也很憂鬱,每天穿著很宅的衣服,戴著一付白耳機出門,在書店當店員,如果他不是高帥的吳慷仁,他就會是那種走在路上,你不會多看一眼的男生;除了......他喜歡穿女性內衣。然後我們漸漸知道,他小時候放學回家,也曾目擊母親和男友在做床上運動!

電影中白以德話非常少,他的童年經驗與成長後的憂鬱之間,編導並沒有賦予太多的直接的連結,只知道他對母親懷著複雜的怨念,一方面懷恨母親,一方面又偷母親的衣服來穿。在家族聚會上他格格不入,書店的工作也無趣至極;但是他有個不為人知的內在封閉的世界,就像他耳朵上掛著的白色耳機,沒有人知道他在聽什麼東西。唯一的線索,就是他的易妝癖-穿女性內衣。

易妝是一種追求身體認同的方式。周美玲電影《豔光四射歌舞團》中的主角白天當道士,晚上當妖姬,兩份工作雖然不同,但是都有非常華麗的服裝可以展示。許多男扮女的變裝者喜愛從事扮裝表演工作,因為表演舞台是宣示身體最自在的空間;但《白蟻》中的白以德卻完全不然。他無論白天晚上穿得都很宅,甚至穿了一雙爛拖鞋就出門,書店工作的制服上有他的名字,但是他對這份工作顯然一點也沒有認同感,穿制服亮出自己的名字對他而言,簡直就是羞辱。

豔光四色歌舞團
Photo Credit:中映電影
周美玲導演2004年的作品《豔光四射歌舞團》是台灣第一部以變裝皇后為題材的劇情片,當年也入圍溫哥華影展以及釜山影展的亞洲之窗單元。

這人的慾望認同-女性內衣,只有在自己家裡打手槍的時候會穿,打完了又繼續換回白色男性內褲。一般的扮裝妖姬經常在居住空間內貼些海報,掛著花花綠綠的東西;但是白以德住的地方,不但沒妖氣,也沒有大學宿舍那樣髒亂,反而整整齊齊,好像他還住在父母家裡,被迫要整理房間。當然,他的房間一樣空洞冷漠而無趣,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彰顯這空間主人的個性。唯一的亮點是他有一個抽屜,裡面裝滿了女性內衣。

在他憂鬱的生命中,那抽屜裡承載了他的全部。他並不需要(可能也是不願意,或者無法)像《豔光四射歌舞團》主角那樣,在公共場合展現自己跨性的身體;但是他會把女性內衣穿在襯衫裡面出門,或許他在等待一個他願意信任的人脫掉他的男裝,看到他真實的身體。不過,他如此憂鬱冷漠,誰敢脫他衣服呢?

一般來說,男性穿著女裝通常都代表著某種女性認同,或者同性戀傾向;這部片中的白以德,完全看不出他有任何的「性取向」。他的慾望空間,不侷限於單純「性」的範疇,同性戀或異性戀已無關緊要,只要穿上女性內衣,就可達到「性高潮」。這類的「性」,就類似「戀物癖」了。戀物癖令人想到那種穿皮革騎機車的大隻肌肉男,但是也有一種更簡單的解釋:「摩天輪」。

跟摩天輪結婚,並非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不過就是一種戀物癖罷了(跟同志婚姻或婚姻平權一點屁關係也沒有);曾經有人聲稱她只要讀三島由紀夫的小說就會自動達到性高潮(所以她應該嫁給一本書?)。美國導演約翰華特斯(John Waters)的電影《不知羞恥》(A Dirty Shame, 2004)中,介紹了各種戀物癖,包括:吃灰塵,裝成小嬰兒,或者把食物抹在身上,就可達到無比舒爽的性滿足。這種性的滿足,完全不需要依賴性器官的摩擦,或者色情片。

白以德的「性癖好」有一點類似2016年耳東劇團演出,簡莉穎編劇的《服妖之鑑》。劇中的主角凡生是50年代戒嚴時期,一個殘暴不仁,無惡不做的警總頭子;但是在他警察制服的裡面,卻是一套緊繃而曲線玲瓏的女性內衣。凡生認識了一個具有革命意識的女大學生湘君。命運,讓凡生和湘君建立了一份奇異的感情,湘君還幫助凡生去中華商場挑選女裝。劇中有一句重要的對白是:「那血流成河的時代中勇猛的警察頭子,其實是多麽地想要一支屬於自己的口紅。」

凡生和白以德都是典型被壓抑的個體。凡生壓抑自己的陰柔面,變成了警察頭子,那是在政治威權下,為了生存而出賣良知的劣行,他處處迫害別人,自己才是真正被黨國迫害/壓抑。他只好把他的陰柔面,穿在冷酷的警察制服裡面;白以德也把女性內衣穿在宅男衣褲的裡面,但是白以德並不想要一隻屬於自己的口紅。《服》劇中的凡生,受不了只能在家裡穿女裝自爽,於是趁著出差到上海的機會,在美麗的敵國湖畔穿上女裝高跟鞋,擦上口紅,走著蓮花步。凡生需要一個公共空間來宣示他的身體/慾望/自我認同;但是白以德好像並不需要公共空間,他不需要高跟鞋洋裝或者口紅,他只要女性內衣。

女性內衣,象徵著溫暖、柔軟、母性、內在、陰性、私密、封閉的世界;但是一個男性擁有這份慾望是絕對不可能合法的;被壓抑的慾望一旦爆發經常以毀滅終結,當白以德發現偷女性內衣的秘密洩漏,扔掉了他全部的內衣收藏,那就像是失去了一切的世界末日。《白蟻》建構了一個白以德的內在世界,一個無以名狀,說不出口,但是揮之不去的慾望迷惘。

白以德的慾望世界並不是《白蟻》這部片主要想講的,整部片還環繞著道德正義的論戰。仍然是白以德被壓抑的慾望世界,像個鬼魅般主宰了整部電影的靈魂。至於壓抑的源頭,可能是「最初場景」,可能是台灣社會的經濟低迷,低收入,保守的公民意識。既然白以德話那麽少,我們也無從得知;然而片中所刻劃的白以德,以及吳慷仁的演出是我看過電影當中,最最壓抑的電影角色,可能沒有之一了。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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