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該是時候承認,「恐怖主義」與「相關連帶損失」存在著道德上的差距

左派該是時候承認,「恐怖主義」與「相關連帶損失」存在著道德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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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意圖殺死一個孩子,只因為希望在他父母身上產生某種效果,我們稱之為「恐怖主義」;而在試圖追捕或殺死一個謀害孩童的兇手時,若不慎殺死一個孩子,我們則稱之為「相關連帶損失」;在喬姆斯基的帳目中完全不承認這兩者之間的差異。

文: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

左派的無理性以及諾姆・喬姆斯基的怪異個案

許多人已被說服,認為九一一攻擊事件完全與伊斯蘭教無涉,反倒與西方世界的卑鄙作為更有關係,特別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失敗。法國哲學家金・鮑錐拉德(Jean Baudrillard)為這些主題作出長篇大論,宣稱恐怖主義是美國「霸權」的必然結果。他是如此地過分,甚至主張美國早已暗中希望如此的暴行登陸美國:

處於危機之時,我們確實能說是他們幹的,但其實我們在期待它的發生……當全球強權如此專制,當技術官僚當政機器下的所有功能受到如此強力地壓縮,且當所有另類思考都完全不被容許,除了「恐怖主義的情境轉移」外沒有其他出路了。正是系統本身為這殘忍的報復創造了客觀的條件……這是用恐怖來對抗恐怖,其背後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現在我們離意識形態和政治已經很遠了……彷彿負荷這些高塔的力量突然失去所有能量和彈性;好像那傲慢的力量在某種極強烈的努力施壓下突然屈服:這種努力是一種獨特的世界典範。

如果某人心存寬厚,或許會假定這些深刻思想中的關鍵部分在翻譯過程中被遺漏了。但我猜想更可能的是,當它被譯成法文時這關鍵部分就未能留下。假如鮑錐拉德被迫住在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而很不情願地被剝奪自由,他會想這一切都是因為美國「總是努力以獨特的方式領導世界」嗎?如果在每場足球賽中場休息時間,常規地在球場中間屠殺涉嫌通姦的女子、姦夫與盜賊,以此作為奇特的中場餘興節目,這會是「恐怖主義的情境轉移」的第一個隆隆聲,從而打擊他的想法嗎?我們或許能超越於政治之外,但我們一點也不能「超越於意識形態之外」。意識形態正是我們的敵人所擁有的一切。

但是遠比鮑錐拉德更清醒的思想家,也把九一一事件視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後果。他們之中最突出的或許是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喬姆斯基除了為語言學及語言心理學作出基礎的貢獻外,他在超過三十年的時間中持續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他一直設法彰顯自由主義在批判強權的重大失敗,他似乎是個高尚有道德的人,但他的政治觀點讓他無法作出最基本的道德區別:區分各類型的暴力,以及引發暴力的各種人類動機。

當世界貿易中心的瓦礫仍然高高堆積街頭並冒著煙時,喬姆斯基在他的著作《九一一》中大聲疾呼,要我們不要忘記「美國自身才是最大的恐怖國家」。為了佐證他的主張,他條列了美國的許多罪行,包括美國對伊拉克的制裁導致「約五十萬孩童」死亡,以及一九九八年轟炸蘇丹的阿爾希法(Al-Shifa)藥廠,讓成千上萬無辜的蘇丹人死於肺結核、瘧疾,以及其他原可治療的疾病。在此喬姆斯基毫不猶豫地拉上等同的道德標準:「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歐洲和由它所衍生的國家在自家土地上,承受他們慣常施加於其他地方同類型的殘暴行為。」

在指出針對這主題喬姆斯基的思考有多剛愎之前,我想先承認他的許多觀點一般而言很重要,但卻與目前討論的事並不相干。無庸置疑地,不論在國內或是國外,美國都有許多需要贖罪的地方。針對此部分,我們先多少複習一下喬姆斯基的論點。為了精心製作這個聳動論點,從有計畫消滅本土美國人行動開始,加上幾百年的奴隸制度,還有美國拒絕參與援救納粹死亡集中營的猶太難民,連同美國與一長串的現代專制暴君沆瀣一氣、完全不顧他們駭人的人權紀錄,再加上美國轟炸高棉以及五角大廈的文件, 最後再列入美國最近拒絕簽署為降低溫室效應的京都議定書,拒絕支持禁止佈放地雷並抗拒國際犯罪法庭的判決。這聞起來果然是死亡、偽善與新鮮的火藥味。

過去美國當然作過一些可怕的事,無疑地美國未來也隨時會作出可怕的事。然而本書所寫的任何內容都不該被解釋為否認這些事實,或是捍衛這些明顯令人憎惡的舉動。確實有許多西方列強(尤其是美國)應該支付賠償與代價的部分,而這麼多年來我們拒絕承認罪行,已在國際社會破壞了我們的信譽,我們應該承認這一切。喬姆斯基分析我們當前在世界的處境是道德盲目的傑作,若我們認清這一點,也應該承認。

就以轟炸阿爾希法藥廠的事件為例:依照喬姆斯基的說法,九一一的殘暴與一九九八年八月柯林頓政府的作為相比,還要相形見絀。但是讓我們問一些非常基本,但喬姆斯基似乎疏忽而未曾自問的問題:當美國發射巡弋飛彈攻擊蘇丹的時候,美國政府自認在執行什麼?毀滅一個蓋達組織製造化學武器的工廠。柯林頓政府刻意想讓數以千計的蘇丹孩童死亡嗎?不是。我們的目標是盡可能殺死最多的蘇丹人嗎?不是。我們曾意圖殺死任何人嗎?除了預期半夜還在阿爾希法工廠內逗留的蓋達組織成員。若把這些問題拿來問賓拉登與十九名劫機者,將把我們置於完全不同的道德世界。

如果我們傾向於跟隨喬姆斯基的道德等同的思路,而忽視了人類動機的角色,我們就會徹底忽略阿爾希法工廠轟炸事件,因為許多我們沒在蘇丹做的事,甚至造成更大的後果。我們該如何看待我們在一九九八年之前從未想過給蘇丹人的錢和食物?僅僅因為自身的幸福生活而卻忽視了蘇丹的狀況,我們就不知殺害(即未能救援)了多少孩子?當然,如果我們過去盡可能把防止蘇丹人民死亡長期列為最優先考量,不論什麼作為只要能結束殺戮,應該就解救了無數的蘇丹人民。那麼我們應該派遣大隊男女義工進入喀土木,以確保蘇丹人乘車時都綁上安全帶。

針對那些可避免的傷亡,我們卻什麼也沒做,我們應為此受到譴責嗎?或許應該,但總有個限度。哲學家彼得・伍爵(Peter Unger)舉了一個頗具說服力的實例,說明任何一塊錢只要不是花在我們生存的絕對需用之處,這塊錢就沾滿了某些餓死孩童的血。 也許我們對於世界的當前狀態應負的道德責任,的確比我們當中多數人準備承受的更多。但這不是喬姆斯基的論點。

阿努哈提・羅伊(Anudhati Roy)是喬姆斯基的崇拜者,他出色地總結了喬姆斯基的立場:

美國政府拒絕用它批判其他國家的道德標準來批判本身……它把自己放置在一個善意巨人的角色。它來到異國,嘗試使其市場自由化,嘗試使其社會現代化,使其婦女得以解放,使其靈魂獲得拯救,但這些善行卻受挫於這些國家詭詐的居民……美國政府賦予自己權利和自由來謀殺並消滅一些人民,理由竟是「為了他們的好處。」

但是我們在許多方面,正是如此的「善意巨人」。像喬姆斯基和羅伊這樣聰明的人卻看不出這一點,實在令人驚訝。為了反駁他們的論點,我們需要一個策略,讓我們能在道德上區別喬治・布殊和湯尼・布萊爾與賓拉登和候賽因這種人。不難想像這種策略的性質,我們稱呼它為「完美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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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完美武器與「連帶損害」的道德規範

因為我們所擁有科技能力與精準程度都還有限制,在這戰爭年代直接造成我們被人委婉描述的「連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要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只需想像若我們擁有一種完美武器,這武器讓我們在任何距離之外,都能傷害或殺死特定的人或團體,而不傷及其他人的生命或財產,果真如此,試想我們最近面對的任何衝突會是什麼模樣?要是擁有如此的技術,我們該怎麼做?

和平主義者會拒絕使用它,儘管目前世界充斥著各種可怕的怪物:殺害與折磨孩童的惡徒,有計畫消滅種族的虐待狂,那些只想留下正確基因、正確人種或正確想法的人。我們不可能期望這些人能與其他人和平共存。筆者在之後幾章將說些和平主義的事,我以為它處於極不道德的立場,卻用最高道德標準的教條限制我們,但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是和平主義者。我們當中大部分人會選擇使用這種完美武器,略為沉思即可領悟,當一個人使用這種武器時,將會為他的道德靈魂打開一扇完美的窗戶。

讓我們看看羅伊和喬姆斯基這類作家在新聞媒體裡的文章、阿拉伯國家的媒體,以及自由世界的各處教室中,針對喬治・布殊和候賽因(或賓拉登、希特拉等人)之間所作的率性比較。要是喬治・布殊在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中使用了完美武器呢?他會因為數以千計的伊拉克平民被美國炸彈炸傷或炸死,而成眾矢之的嗎?他會讓小女孩的眼睛闔上,或把她們從母親的懷抱裡拉扯開來嗎?不論你是否喜歡布殊總統的政治(或他本人),沒理由認為他會批准傷害或殺死任何無辜者。候賽因或賓拉登將會如何運用這種完美武器?希特拉又會怎麼做?他們將以很不同的方式使用它。

不是所有文化的道德發展都處於相同階段,該是我們承認這一點的時候了。當然這麼說很無禮,但是正如同「不是所有社會都有相同的物質資源」這說法一樣,兩者客觀來看都非常真實。我們甚至可以只用下列敘述來構思我們的道德差異:「不是所有社會的道德資源都程度相同」,許多事物促成了這種道德傳承。政治和經濟的安定、讀寫能力,以及少量的社會平等,任何地方只要缺乏這些,那裡的人們就容易找到許多無從反駁的理由來彼此惡劣相待。

美國近代歷史提供很多我們自己在這些方面發展,以及在道德方面如何隨之變化的證據。若你在一八六三年夏天到紐約,將發現滿街徘徊著宗教性暗殺團的幫派分子;黑人若不屬於某個白人的奴隸主人,必然會被處以私刑而燒死。以我們現在的標準,許多十九世紀的紐約人根本就是野蠻人,這點還需懷疑嗎?想到我們那時的作為有多過分,現在再來針對社會發展落後我們一百五十年的其他文化說長道短,這樣的批評確實很可怕。試想一八六三年愚昩的美國人若擁有化學武器、生物戰劑,以及核子武器的情景。這或多或少正是我們面對很多開發中國家的現況。

讓我們看看近在一九六八年,美國人在越南美萊村(My Lai)所作的駭人惡行:

大清早軍人們由直升機運送,降落進入村莊。隊伍散開時許多人已在開槍,殺害居民與家畜。並沒有越共部隊的跡象,而且整天都沒有聽到越共游擊隊的槍聲,但是他們繼續屠殺。他們燒毀每棟房子,他們強暴婦女和年輕女孩,然後殺了她們。一些婦女被他們以刀刺入陰道而後腸子被拉出來,另一些被砍斷手掌或削去頭皮。懷孕婦女被割開胃腸棄置至死。有些婦女被輪姦,之後被射殺或刺刀刺死。還有集體處決。每批都有幾十個村民被機關槍掃射死於溝渠中,死者還包括老人、婦女和小孩。四小時內約有五百名村民被殺。

這惡行是人類可能犯下最壞的行為。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暴力讓我們感到震驚,這震驚正是我們和我們大部分敵人之間的區別。美萊村的大屠殺事件永遠是美軍最令人羞愧的標記。即使在當時,有些美軍也被他們同僚的暴行所驚嚇。一位直升機飛行員到達現場上空看到這種情形時,命令他的屬下,如果這些美軍不停止屠殺村民,就用機槍掃射他們。 我們的文明已進展到無法容忍對無辜者刻意的酷刑與謀殺,但我們得確實了解,世上還有許多地方的文明尚未進展到如此程度。

無論何處,只要有任何事實彰顯於世,有一點可以確定:這事實不可能被所有人同時發現或相同程度地了解。承認這點讓我們不能不作出某種階段式思考――雖然目前大多數自由主義者的談話並未接受此點――即「無論在何處,只要針對重要問題同時存在正確和錯誤的答案,必然存在較好或較差的方法去得到這些答案,以及較好或較差的方法去運用它們。」以養育孩子為例:我們如何才能讓孩子免於疾病?我們如何才能養育他們成為快樂又負責任的社會成員?這類問題必然同時存在優質與差勁的答案,而且不是所有的信念系統與文化實踐都同等合適去找到這優質答案。

這並不是說每個問題永遠只有一個正確答案,或每一個特定目標都只有唯一最好的方法才能到達。但由於我們的世界具有無法避免的特殊性,針對任何問題最佳解決方法的範圍通常非常狹窄。但即使可能沒有最好的食物可吃,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去吃石頭,而任何讚美吃石頭的文化或宗教性教誨,將讓人強烈受苦於缺少營養(和牙齒)。因此不可避免地,某些政治學、經濟學、科學、甚至靈性和倫理學方法,客觀上將比它們的競爭者更好(不論我們採納怎樣的標準來衡量什麼是「更好」),而在此,區分的等級將轉變為攸關人類福祉的真實差異。

任何針對倫理學的系統研究,或是針對公民社會必要支持基礎的了解,將發現許多伊斯蘭教徒內心深處仍持續著十四世紀嗜血的殘暴。對此無疑存在著歷史和文化的理由,應受完全的責難。但我們不該忽視一項事實,即我們現在必須面對的這個社會全體,它的道德和政治的發展遠比我們落後,這表現於他們對待女人和小孩的方式、他們進行戰爭的方式、他們對犯罪正當性(criminal justice)的主張,以及他們對於什麼構成殘酷的直覺。這主張可能既不科學又潛在屬於種族主義,但它兩者皆不是。它一點也算不上種族主義,因為此處的不同不可能存在生物學的理由;而它若是不科學的,只因目前科學尚未以系統化的方式探討道德領域罷了。

回到一百年前,若我們並未退回到居住在洞穴,並且彼此結幫殺戮的生活,關於倫理學我們就能稱道一些合乎科學的明智事物。任何誠實的人目睹目前發生的事件,都能了解介於讓全世界民主化的力量(即使有許多缺點)與伊斯蘭鬥士(或根本被伊斯蘭教的政府)犯下的互相殘殺的暴力之間,在道德層次並不同等。喬姆斯基似乎認為這不同等或是不存在、或是以另一種方式運作。

考慮最近在伊拉克的衝突:假如整個狀況顛倒過來,有多少可能當伊拉克共和衛隊試圖推翻美國政權而攻入首府華盛頓之時,會相同程度地小心盡量減少平民的死傷?有多少可能伊拉克軍隊會因為我們運用活人盾牌而延緩攻擊?(有多少可能我們會使用活人盾牌?)有多少可能潰敗的美國政府會號召它的公民志願進行自殺炸彈攻擊?有多少可能伊拉克軍人會因為在檢查站不必要地殺害整車的美國平民而哭泣?在你想像的清單上,你應該整欄都會填上零。

意圖殺死一個孩子,只因為希望在他父母身上產生某種效果,我們稱之為「恐怖主義」;而在試圖追捕或殺死一個謀害孩童的兇手時,若不慎殺死一個孩子,我們則稱之為「相關連帶損失」;在喬姆斯基的帳目中完全不承認這兩者之間的差異。這兩種狀況都造成一個孩子死亡,也都是悲劇。但是兩種加害者不論是個人或國家,他們的倫理狀態應是再清楚也不過的了。

喬姆斯基可能反對刻意讓孩子的生命處於危難之中,認為在任何狀況之下都無法接受,但顯然我們無法遵行這原則。舉例來說,雲霄飛車的製造者都知道,不論安全措施多麼嚴密,某個時刻某處的一個孩子仍有可能因他們的全新發明而死亡。汽車製造商也知道這點。同樣適用的對象還有曲棍球棍、棒球球棒、塑膠袋、游泳池、鐵鍊連結的圍籬,或是所有想得到可能造成孩童死亡的事物。我們的孩子在滑雪坡上不可避免會有死亡危險,但我們沒有理由把它當作「滑雪暴行」。可是你讀了喬姆斯基的書之後會看不出這一點。對他而言意圖似乎不重要,身體有無受到傷害才是應該在乎的。

當今世界已不再寬容全副武裝心懷惡意的政權。武器不可能完美無缺,因此不可避免會造成無辜者傷殘甚至死亡的連帶損害。因為我們缺乏完美的汽車、飛機、抗生素、外科手術和窗戶玻璃,仍然有更多無辜者會受到類似劫難。如果我們想作出關於倫理道德的結論,並預測某個人或某個社會在未來會如何作,我們就不能不理會人類的意圖。在倫理道德適用之處,意圖才是一切。

任何人若說伊斯蘭教的教義「與恐怖主義毫無關聯」,只不過是在玩弄文字遊戲罷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信仰的終結:宗教、恐怖行動及理性的未來》,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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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
譯者:孔繁鐘

《信仰的終結》一書對當今世界在理性和宗教之間的崩壞,做了驚人分析。他對各種宗教信仰多角度批評,批判組織化宗教,探討宗教信仰、理性思想,以及溫和主義的宗教分子對基本教義派的寬容,讓宗教變成人們無法討論、無法與時俱進的人類古老遺緒。他直言,宗教信仰就是這個世界戰爭和暴力問題,一直未能解決的根本問題之所在。

哈里斯嘗試從神經科學、哲學和東方神秘主義,為人類找到幸福的意義,認為幸福必有理性的基礎。所有道德和價值觀都與人類的感知和體驗相關,而人類是透過大腦來建構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感知和體驗。因此若能徹底了解大腦自我意識轉化的機制,科學和理性就能為我們提供指引,讓我們擁有幸福的價值觀和正確的道德體驗。為了為人類的道德及精神體驗,提供一個真正現代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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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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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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