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教育工廠,「表現優異」並不凌駕於「符合系統」之上

在我們的教育工廠,「表現優異」並不凌駕於「符合系統」之上
Photo Credit: C.P.Storm @ 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體系完全以桑代克的理想在運作著:打從我們初進學校,我們就依照設計給平均學生的標準化教育課程中被分類,表現超越平均值的學生能獲發獎勵和機會,進度落後的則承受約束和輕視。

文:陶德・羅斯(Todd Rose)

教育工廠

二十世紀之初,泰勒主義開始轉化美國工業的同時,工廠開始大量需要擁有高中學歷的半熟練工人。問題來了。美國不但缺乏高中普及教育,事實上根本就沒有幾間高中可讀。以一九○○年來說,大約只有六%的美國人口是高中畢業,大學畢業的人數更只占二%。同時,移民和工廠工人的孩子數量急劇增加,尤其以城市為然,更是使未受教育的年輕人數量往上飆。美國教育系統需要來個大改進,很快就成為人人都看得出的明顯事實。

盤踞在早期教育改革者心頭的疑問,是新的學校系統應該負有怎麼樣的使命。一群秉持人本主義的教育者主張,教育的目標應該是讓學生能自由開發自身才能與興趣,並提供學生能夠按照自己的步調學習及發展的環境。有些人本主義者甚至建議不要設定必修課程,而且學校應該提供供過於求的課程選擇。可是當建立高中義務教育系統時,人本主義的提案沒有通過,雀屏中選的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教育觀點——泰勒主義式觀點。

從頭到尾這就不是一場公平之爭。一方是人本主義者,來自舒適而封閉的北方大學裡一小群穿花呢西裝的學究;與他們對立的是實事求是的實業家和野心勃勃的心理學家組成的廣大聯盟,標準化的價值觀和等級制度的管理法深深影響他們。這群教育界的泰勒主義者指出,儘管自主式教育的人本主義是一樁美事,但是當許多公立學校必須在一間教室裡容納一百個學生,而且有半數不會講英語、許多人家境貧困的情況下,教育者並沒有辦法奢侈地給予年輕人自由發展的餘地。

教育界的泰勒主義者宣稱,教育的新使命應該是讓大批學生作好準備,以進入泰勒化的新經濟體工作。教育界的泰勒主義者依循著泰勒的基本原則,亦即由平均勞工組成的系統其效率會優於天才組成的系統,他們主張學校應該為平均學生提供標準教育,而不是企圖培養優異者。為了樹立典範,約翰.洛克斐勒出資設立了國民教育委員會,他們在一九一二年發表了一篇文章來陳述對學校的泰勒式展望:

我們不該試圖將這些人或他們的孩子塑造成哲學家或學者或科學家,我們不要從他們之中培養出作家、演說家、詩人或文學家。我們不該搜尋尚待萌芽的偉大藝術家、畫家、音樂家⋯⋯或是律師、醫生、牧師、政客、政治家,這些都已十分充裕了⋯⋯我們要設立的目標非常單純也非常美好⋯⋯我們要把我們的孩子組織成一個小小的社群,教他們完美地做到他們的父母正用不完美的方式在做的事情。

為了教導學生成為可以「完美地」執行產業工作的勞工,泰勒主義者開始著手重塑整個教育體系的結構,以符合科學管理的中心主旨:以平均值為基礎,將所有事物標準化。全國各地的學校都採行「蓋瑞制」,這個名稱源自印第安那州一座工業化城市:學生按照年齡(而不是表現、興趣或性向)分組,各組學生輪流接受不同的課程,每堂課都切割為標準化的時間長度。學校設置校鐘來模仿工廠的鈴聲,好讓學生為將來的職業生涯作好心理準備。

泰勒主義派的教育改革者也為教育界引進了新的職業角色:課程規畫者。這群規畫者以科學管理為模型,創造了牢不可破的課程計畫,藉此主宰學校中的一切事務,包括要教學生什麼內容、怎麼教學生、課本應該怎麼編、該怎麼給學生評分。隨著標準化的浪潮席捲全國的學校,學校董事會很快採行了上對下的階級管理制度,彷彿是泰勒主義管理結構的翻版。他們把執行企畫的角色分配給校長、督學和學區總監。

到了一九二○年,多數美國學校已根據泰勒主義式的教育方針安排,將每個學生視為平均學生,提供標準化教育為目標,毫不考慮背景、能力或興趣。一九二四年,美國記者孟肯針對教育體系的現狀作了個總結:「公立教育的目的不是啟蒙教化,只是盡可能把最多的個人抑制到同樣的安全程度,要培植和訓練一群標準化的公民,要打壓異見和創意。那就是美國的教育目的⋯⋯也是世界各地的教育目的。」

換言之,美國的學校是凱特勒的忠實信徒,他們的課程與教室都是設計成適合平均學生、塑造平均勞工用的。儘管如此,有一個人卻覺得教育界的泰勒主義者還沒有把平均主義發揮得淋漓盡致。說來彷彿詭異的對照組:正如同高爾頓曾先是擁護凱特勒對「平均人」的看法,繼之又加油添醋,以區隔社會中的高等公民及低等公民。愛德華.桑代克也先是擁護泰勒對標準化的想法,接著改造論述,區隔學校裡的高等學生和低等學生。

桑代克倡導能力分類

桑代克是有史以來研究成果最豐富、影響力也最大的心理學家之一。他發表超過四百篇論文,教科書的銷售量有幾百萬本。他在哈佛大學的指導教授威廉.詹姆斯將桑代克形容為「天生的怪傑」,因為他具有工作狂般的生產力。他協助開發了教育心理學和教育心理計量學等領域,這是伴隨著他最具影響力的成就而來的結果:這項成就確立了學校、學院和大學在平均觀時代的任務。

桑代克徹底支持學校走向泰勒化。事實上,桑代克還在美國規模最大的督學訓練計畫中占有領導地位,負責訓練他們在標準化的教育體系裡扮演科學管理者的角色。可是桑代克認為,泰勒主義者主張教育的目的就是提供每個學生同樣的平均教育,好讓他們準備從事同樣的平均工作,這種想法大錯特錯。桑代克相信學校應該根據年輕學子的能力將他們分類,以便有效率地指派他們適當的人生崗位,無論那是指管理者或勞工、優秀的領導者或不值一顧的流浪漢。

總之,就是根據分類而分配教育資源。桑代克的指導原則是「品質重於平等」,他的意思是辨識出優秀的學生並施予他們後援,會比提供每個學生同樣的教育機會更為重要。

桑代克熱烈支持高爾頓的理論,尊奉他為「卓越的科學人」。他贊同高爾頓的等級觀,認可如果某人有某方面的才能,便很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才能。他有一套關於學習的生物性理論,用來佐證他的信念。他認為,有些人天生就擁有快速學習的大腦,這些學習力強的個人不僅能在學校嶄露頭角,也會在人生中發光發熱。相對而言,有些人天生就長了個遲緩的大腦,這些可憐人注定在學校裡吊車尾,而且終其一生都會活得很辛苦。

桑代克認為學校應該為天資優異的學生鋪好通往大學的康莊大道,再一路送他們到適當的工作崗位上,讓他們能發揮卓越的能力來領導國家。桑代克猜想大部分的學生會擁有徘徊在平均值上下的能力,這批人可以直接在高中畢業時,甚至更早的階段進入職場,擔任工業經濟體中的泰勒主義勞工。至於學習遲緩的學生?桑代克認為我們應該盡快停止在他們身上耗費資源。

那麼學校究竟該怎麼開始給學生評等呢?桑代克在他的書(書名很諷刺地取作《個體性》)裡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根據高爾頓的定義重新界定了個體性的意涵:一個人的獨特性和價值,都植基於他偏離平均值的程度。桑代克贊同教育體系的各方面都應該以平均值為基礎加以標準化,不光是因為這樣能如同泰勒主義者的想法,確保得到標準化的結果,也是因為這樣更利於測量每個學生偏離平均值的程度——因而更容易判斷誰是高等的、誰是低等的。

為了建立桑代克心中理想的學生評等系統,他設計了各個項目的標準化測驗,包括書法、拼字、算術、英文理解、繪畫和閱讀,這套做法很快就風行草偃地遍及全國學校。他為特定年齡的平均學生寫了標準化的算術、字彙和拼字課本,到今天我們的學校仍然採行同樣的做法。他為私立學校和菁英學院設計了入學考試,甚至為法學院打造了入學測驗。桑代克的想法促使資優生、優等生、特教生和能力分班等概念誕生。他支持拿成績當成便利的度量衡,來給學生的整體能力評等,他也相信大學應該收的是GPA最優、標準化測驗分數最高的學生,因為(根據高爾頓的等級論)他相信那些學生不但最可能在大學裡表現非凡,也最可能在日後選擇的職業道路上飛黃騰達。

對桑代克來說,學校的目標不是把所有學生教導成同樣的程度,而是根據他們天生的能力程度區分學生。教育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其中一人,竟然深信教育沒辦法改變學生的能力,而只囿限於分辨哪些學生天生擁有高等大腦、哪些天生就長了個低等大腦,這實在是極其諷刺的事。

困在教育迷宮裡的天才

我和其他無數學子一樣,在制定未來的志向時,深深感受到桑代克式的評等制所帶來的壓力。我在高中時參加了一項標準化大學性向測驗,多數的美國大學都用這項測驗的結果當作入學標準。桑代克一定會愛死這項測驗,因為它不只會回報你的等級,還會利用等級來預測你在各所大學的表現(如果你選擇就讀那所大學的話)。

我很努力想忘掉測驗結果的所有細節,但記憶的蛛絲馬跡仍縈繞不去,就像創傷事件後留下的痛苦殘影。我的分數讓我落在高爾頓會稱之為「庸才」的區間,而測驗報告告訴我,根據我的分數,我在韋伯州立大學(位於猶他州奧格登的一所開放招生制學校)得到B(含)以上成績的機率,只有令人洩氣的四○%。但是比起我在第一志願楊百翰大學拿到B(含)以上成績的機率:區區二○%,前者仍然略高一籌。

我記得自己讀著這樣的預測結果時,有種萬念俱灰的沮喪。畢竟這些印在工整欄位裡的百分比數字,散發著數學的嚴肅權威性:我感覺單單這一場考試就掂量了我身為人的所有價值,而結果顯示我是很貧乏的。我的初心是以為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工程師或神經學家,但省省吧,那是多麼愚昧的妄想啊。那場測驗凝重地宣布,我最好習慣當個平均人。

時至今日,桑代克執著於等級而建立的教育迷宮,把每個人都困在高牆之內——每個人指的不光是學生而已。每學年終了時,教師要接受行政人員的考評,得出的等級結果要用來決定升遷、懲罰和任期。學校和大學本身也要接受好幾份刊物的評等,例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他們非常重視學生的平均測驗分數和GPA,而這些等級能決定準大學生將會申請哪些學校,以及他們願意付多少學費。

企業會根據求職者的成績和母校排名來決定是否雇用,而這些企業本身有時候也會被評等,評等的根據是他們的員工中有多少人擁有高等學歷、念過知名大學。以整個國家為單位的教育體系也要接受評等,評等的根據是他們在國際標準化測驗(例如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簡稱PISA)中的全國性表現。

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體系完全以桑代克的理想在運作著:打從我們初進學校,我們就依照設計給平均學生的標準化教育課程中被分類,表現超越平均值的學生能獲發獎勵和機會,進度落後的則承受約束和輕視。現今名嘴、政客和行動派不斷疾呼我們的教育體系已經分崩離析,然而事實正好相反。過去一世紀以來,我們的教育體系已經臻於完美,運作得就像上足了潤滑油的泰勒主義機器,榨取出每一滴效率,成就最初始的目標:有效地評等學生,將他們分派到社會上的適切位置。

充滿類型和等級的世界  

在大約五十年的期間內——從一八九○年代到一九四○年代——我們整個社會制度都拿平均值來評估我們。在這段轉變期內,企業、學校和政府都逐漸採納了「系統優先於個人」這個指導性的信念,進而根據我們每個人的類型或等級來開放機會給我們。現今,平均觀時代的勢頭仍如日中天。在二十一世紀已邁入第二個十年的現在,我們每個人受到評價的根據,仍是我們有多接近平均值,或是我們能夠超越平均值多少。

然而,職場的泰勒化,以及學校採行標準化和評等制並非全然的惡。當社會懷抱平均主義的時候,商業蓬勃發展,消費者獲得價格更合理的產品。整體而言,泰勒主義提升了社會的薪資,可能比起過去一世紀以來任何經濟發展都幫助了更多人脫離貧窮。由於大學申請者和求職者被逼著參加標準化測驗,走後門和裙帶關係這類陋習受到遏制,來自弱勢家庭背景的學生獲得前所未有的機會追求更好的人生。

儘管桑代克的菁英論惹人非議,他相信社會應該把資源撥給高等學生,排除低等學生,但他也認定在判斷某個學生是否該獲得機會時,不該將財富和家世考慮進去(不過話說回來,他又把不同程度的智力、才能歸因於種族差異)。桑代克協助建立的課堂環境,將數百萬移民培育成美國人,還將擁有高中文憑的美國人比率從六%提升到八一%。總體而言,橫掃美國社會的平均主義體系無疑帶來了相對穩定而富足的民主制度,可謂頗有貢獻。

不過平均主義也確實讓我們付出了代價。正如同「諾瑪相似度競賽」,社會也驅使我們去符合某種狹隘的期望,好在學校、職場和人生裡順遂如意。我們都致力於和其他人一樣,更精確地說,我們都致力於和其他人一樣,只是更優秀。資優生之所以被定義為資優,是因為他們參加了和其他人一樣的標準化測驗,只是表現得更出色。王牌求職者之所以搶手,是因為他們具備和其他人同質的資格條件,只是更傑出。我們已經失去了個體性的尊嚴,我們的獨特之處成為成功之路上的負擔、阻礙,甚至是不幸的亂源。

我們活在一個不管是企業、學校或政客都強調個人很重要的世界裡,可是一切制度又都顯示系統總是優先於你個人。員工為公司賣命時,會感覺自己被視為機器裡的一顆齒輪。學生拿到的考試結果或成績,會使他們灰心喪志,覺得夢想永遠沒有實現的一天。我們在職場上和學校裡,總是被告知只有一種正確的做事方法,而假如我們採取不同的做法,別人經常會說我們誤入歧途、想法天真,或直接說我們犯了錯。有太多時候,「表現優異」的優先順序並不會凌駕於「符合系統」之上。

但我們希望別人看見我們的個體性。我們想生活在能做自己的社會裡,我們想順應自己的本性去學習、成長、求進取,而不是必須改變自己去吻合人為的標準。這種想望引起一個超級重要的疑問,也是貫串本書意旨的疑問:一個堅信只能參考平均值來評估個人的社會,怎麼可能營造出理解和駕馭個體性的環境?

棉花糖實驗與「自制力為成功之道」的迷思:如果有人來搶你的棉花糖呢?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終結平庸:哈佛最具衝擊性的潛能開發課,創造不被平均值綁架的人生》,先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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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德・羅斯(Todd Rose)
譯者:聞若婷

「打破平均值」的觀念,讓被診斷為過動兒的中輟生成為哈佛博士;讓Google學會辨識頂尖人才,打造最強團隊;讓微軟揮別失落十年,風雲再起。震撼美國企業界、教育界的最新論述,讓你告別差不多的人生。

本書作者哈佛教育學院陶德・羅斯博士,提出一個衝擊性的觀點:「平均值根本不存在現實生活裡。」然而,我們幾乎從出生開始,就不斷被標準給綁架。我們都不想平庸,卻拚了命想達到平均值,因為想比別人好,必須先跟別人一樣。

愛因斯坦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分。如果你叫魚去爬樹,他終其一生只會覺得自己是笨蛋。」本書提出三大個體性原則,剖析如何善用個體性來爭取優勢,揮別平均值的潛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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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先覺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