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教育工廠，「表現優異」並不凌駕於「符合系統」之上

桑代克認為學校應該為天資優異的學生鋪好通往大學的康莊大道，再一路送他們到適當的工作崗位上，讓他們能發揮卓越的能力來領導國家。桑代克猜想大部分的學生會擁有徘徊在平均值上下的能力，這批人可以直接在高中畢業時，甚至更早的階段進入職場，擔任工業經濟體中的泰勒主義勞工。至於學習遲緩的學生？桑代克認為我們應該盡快停止在他們身上耗費資源。

那麼學校究竟該怎麼開始給學生評等呢？桑代克在他的書（書名很諷刺地取作《個體性》）裡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根據高爾頓的定義重新界定了個體性的意涵：一個人的獨特性和價值，都植基於他偏離平均值的程度。桑代克贊同教育體系的各方面都應該以平均值為基礎加以標準化，不光是因為這樣能如同泰勒主義者的想法，確保得到標準化的結果，也是因為這樣更利於測量每個學生偏離平均值的程度——因而更容易判斷誰是高等的、誰是低等的。

為了建立桑代克心中理想的學生評等系統，他設計了各個項目的標準化測驗，包括書法、拼字、算術、英文理解、繪畫和閱讀，這套做法很快就風行草偃地遍及全國學校。他為特定年齡的平均學生寫了標準化的算術、字彙和拼字課本，到今天我們的學校仍然採行同樣的做法。他為私立學校和菁英學院設計了入學考試，甚至為法學院打造了入學測驗。桑代克的想法促使資優生、優等生、特教生和能力分班等概念誕生。他支持拿成績當成便利的度量衡，來給學生的整體能力評等，他也相信大學應該收的是GPA最優、標準化測驗分數最高的學生，因為（根據高爾頓的等級論）他相信那些學生不但最可能在大學裡表現非凡，也最可能在日後選擇的職業道路上飛黃騰達。

對桑代克來說，學校的目標不是把所有學生教導成同樣的程度，而是根據他們天生的能力程度區分學生。教育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其中一人，竟然深信教育沒辦法改變學生的能力，而只囿限於分辨哪些學生天生擁有高等大腦、哪些天生就長了個低等大腦，這實在是極其諷刺的事。

困在教育迷宮裡的天才

我和其他無數學子一樣，在制定未來的志向時，深深感受到桑代克式的評等制所帶來的壓力。我在高中時參加了一項標準化大學性向測驗，多數的美國大學都用這項測驗的結果當作入學標準。桑代克一定會愛死這項測驗，因為它不只會回報你的等級，還會利用等級來預測你在各所大學的表現（如果你選擇就讀那所大學的話）。

我很努力想忘掉測驗結果的所有細節，但記憶的蛛絲馬跡仍縈繞不去，就像創傷事件後留下的痛苦殘影。我的分數讓我落在高爾頓會稱之為「庸才」的區間，而測驗報告告訴我，根據我的分數，我在韋伯州立大學（位於猶他州奧格登的一所開放招生制學校）得到B（含）以上成績的機率，只有令人洩氣的四○％。但是比起我在第一志願楊百翰大學拿到B（含）以上成績的機率：區區二○％，前者仍然略高一籌。

我記得自己讀著這樣的預測結果時，有種萬念俱灰的沮喪。畢竟這些印在工整欄位裡的百分比數字，散發著數學的嚴肅權威性：我感覺單單這一場考試就掂量了我身為人的所有價值，而結果顯示我是很貧乏的。我的初心是以為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工程師或神經學家，但省省吧，那是多麼愚昧的妄想啊。那場測驗凝重地宣布，我最好習慣當個平均人。

時至今日，桑代克執著於等級而建立的教育迷宮，把每個人都困在高牆之內——每個人指的不光是學生而已。每學年終了時，教師要接受行政人員的考評，得出的等級結果要用來決定升遷、懲罰和任期。學校和大學本身也要接受好幾份刊物的評等，例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他們非常重視學生的平均測驗分數和GPA，而這些等級能決定準大學生將會申請哪些學校，以及他們願意付多少學費。

企業會根據求職者的成績和母校排名來決定是否雇用，而這些企業本身有時候也會被評等，評等的根據是他們的員工中有多少人擁有高等學歷、念過知名大學。以整個國家為單位的教育體系也要接受評等，評等的根據是他們在國際標準化測驗（例如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簡稱PISA）中的全國性表現。

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體系完全以桑代克的理想在運作著：打從我們初進學校，我們就依照設計給平均學生的標準化教育課程中被分類，表現超越平均值的學生能獲發獎勵和機會，進度落後的則承受約束和輕視。現今名嘴、政客和行動派不斷疾呼我們的教育體系已經分崩離析，然而事實正好相反。過去一世紀以來，我們的教育體系已經臻於完美，運作得就像上足了潤滑油的泰勒主義機器，榨取出每一滴效率，成就最初始的目標：有效地評等學生，將他們分派到社會上的適切位置。

充滿類型和等級的世界　　

在大約五十年的期間內——從一八九○年代到一九四○年代——我們整個社會制度都拿平均值來評估我們。在這段轉變期內，企業、學校和政府都逐漸採納了「系統優先於個人」這個指導性的信念，進而根據我們每個人的類型或等級來開放機會給我們。現今，平均觀時代的勢頭仍如日中天。在二十一世紀已邁入第二個十年的現在，我們每個人受到評價的根據，仍是我們有多接近平均值，或是我們能夠超越平均值多少。

然而，職場的泰勒化，以及學校採行標準化和評等制並非全然的惡。當社會懷抱平均主義的時候，商業蓬勃發展，消費者獲得價格更合理的產品。整體而言，泰勒主義提升了社會的薪資，可能比起過去一世紀以來任何經濟發展都幫助了更多人脫離貧窮。由於大學申請者和求職者被逼著參加標準化測驗，走後門和裙帶關係這類陋習受到遏制，來自弱勢家庭背景的學生獲得前所未有的機會追求更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