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政治現實的脫節,讓這些德國科學家看起來像毫無道德觀念的「奇愛博士」

與政治現實的脫節,讓這些德國科學家看起來像毫無道德觀念的「奇愛博士」
Photo Credit: Insomnia Cured Here @ Flickr 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科學家希望在世上行善——當然大部分的科學家都是如此——那麼他們就必須知道,這種希望就已經讓從事科學研究成為政治行為。

文:菲利浦.鮑爾(Philip Ball)

科學家特別嗎?

我們有沒有任何理由只因為普朗克、海森堡和德拜是科學家,就期待他們不只表現出原本妥協、遲疑和矛盾的道德立場?他們身處德國物理學界領導成員的地位,我們難道不能對他們有更多期待,要求他們比一般民眾盡更多義務?大家普遍認為,科學家和其他人相比,在道德上並不會更負責。

這種說法原則上正確,雖然一定會出現一種情況-核子物理學的發展就是如此-科學家因為擁有優越的知識,在思考他們的研究更廣泛的社會和正式意義時,就被賦予了特殊的責任:只有他們可以評估這些研究會如何受到使用和濫用。但更大的問題是,這些專業機構和科學界的態度在道德上的認知如何,如何負起責任。

我們已經看到,德國科學家在經歷幾次戰爭中,如何擁有共同信念,認為在他們專業中正確和高尚的行為,一定必須包含從公民社會的混亂、被迫妥協的權力鬥爭中抽身,不去關心政治,轉而投入邏輯、抽象和「真理」的境界。因為愛因斯坦參與了世俗事務,有些崇敬他的成就的人,有時甚至譴責他「將科學政治化」。我們仍舊可以在今日的研究學者中看到這種信念。科學家們自豪於提供真相,而非觀點,而且有些科學家堅持在科學發現的純粹和其應用的骯髒現實之間做出區別。對公眾來說,與商業、社會考量與政治現實的脫離,容易使科學家看起來像毫無道德觀念的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

在納粹德國中可以看到這種將態度立場簡化的天真。一方面,「不關心政治」的姿態讓科學家易受政治操縱;的確,它本身就成為和政治有關的立場,因為不關心政治讓人不用直接批評政府。它同時成為一種表象,讓科學家可以利用核電這個誘餌從抱持懷疑態度的政府獲取資金。如果他們獲得的資金沒有超過預期,那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研究的真正潛力缺乏信心,而不是因為可取得的資金不足。

今日很少有科學家會否認,去獲得政府和企業的支持,讓他們對於投資研究很快就能獲得金錢回報愈來愈感興趣,這件事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一場競賽。但是他們更不願意接受,這種情況使得科學本身變得政治化,並且在道德上有責任。而這不僅是因為科學發現具有社會後果,也因為科學家也參與了政治現狀。事實上,科學中有極大部分出於人道主義的動機,從藥物研究到能源技術,這些都給予科學道德和政治傾向。如果科學家希望在世上行善——當然大部分的科學家都是如此——那麼他們就必須知道,這種希望就已經讓從事科學研究成為政治行為。

逃避、妄想、轉移:這些都是大多數科學家面對德國納粹黨調適自己的方式,通常很不情願,往往卻不自覺。正如拜爾岑所說:「事實並非科學家是政治懦夫,而是他們不懂怎麼做政治英雄。」他們的眼光過於狹隘,他們的標準過於保守。並不是這些人盲從了多餘的責任概念,而是他們似乎主動建立了「科學的責任」想法,用來否認更廣泛的責任。就如同德拜於一九三七年寫給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同胞季曼的信中所寫:「我一直習慣問自己,我要怎麼做才能對物理最有幫助。對我來說這是首要因素,其他的個人考量才扮演了次要的角色。」

諷刺的是,德拜自己指出,德國科學家在工作中尋求庇護。他與韋佛於一九四○年二月在紐約會面之後,韋佛報導說:

德拜認為,希特勒透過發動戰爭,完成了自己與德國的完整認同。在和平時期,德國的知識分子或許可以在希特勒這個人、他的政策和原則以及祖國之間做出區別。但在戰爭時期這種區別全部消失。比如,德拜說,他認識許多傑出、聰明的德國人,在自己被賦予的工作上盡全力付出(門檻極高的)能力和能量。這樣的人因為擁有可以幾乎用盡全力的工作,情緒上獲得了某種程度的紓解。他們不會停下腳步提問或者覺得有可能去質疑任何廣泛的政策和大方向。他們在戰爭時期做的事情,不是為了希特勒,而是為了德國。去擔心總體政策既不可能,也不適當。人們只要盡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這種不論政治或道德問題、只「為科學」工作的企圖,困擾著戰後核子時代的一些評論家。瑞士劇作家佛里德里希.迪倫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在他一九六二年撰寫的諷刺劇《物理學家》(The Physicists)中檢驗了核子物理學家的道德困境,劇中三位被監禁在瘋人院的物理學家,針對如何兼顧工作與責任提供了不同的看法。一位物理學家宣稱效忠國家;另一位堅持認為「我們有效果深遠的開創性工作要做,這些都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

這三位都錯以為自己對於政治家有高度影響力,認為他們對於自己所釋放出來的「不可思議的新力量」應該如何受到使用的意見,會左右政治家的看法。就如同二十世紀初許多科學家,包括海森堡和運氣不好的波耳,他們對於新世界秩序由科學先賢來引導的宏偉計畫,其實很少受到政治領導人的注意。

他們原本可以做些什麼?

然而,要藉由累積有損聲譽的細節來譴責德國科學家,多麼容易又如此誘人。或許有人會說,普朗克本可以起而對抗可笑的希特勒,他本可以支持愛因斯坦,而不是要求他辭去普魯士科學院士的職位。海森堡至少可以不要建議在被占領的丹麥的前同事,必須為了德國勝利而團結一致。關於那場讓他在納粹圈子中受到矚目的宣導演講,他應該三思而後行。德拜本可以辭去他在德國物理學會的管理職位,而不是簽下那封帶有「希特勒萬歲!」字眼、對他的未來有重大負面影響的信。

然而,如果不是從一個安全又舒適的觀眾席,帶著事後諸葛的有利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合理的期待這些物理學家會做些什麼不同的事?吉塞維斯斷言,以個人的力量要反對這個政權,有多麼困難:

我們不要忘記,極權主義和反對派是兩種互斥的政治理念。在民主國家中,反對是可以實踐的事,但獨裁統治不能接受對立者;它甚至不能忍受冷淡和懷疑。凡是不擁護的人,就是反對者。反對派必須保持沉默,或者必須進行地下活動。

暗中抵抗和反對又是兩種不同的情況。反對是對現有政權的鬥爭,是企圖按照一定程序造成轉變或人事的變化,而不直接推翻一個系統。因此,反對訴求的是更加審慎的策略,提供有理有據的建議,透過訴諸統治者的常識並企圖贏得選民的青睞,來試著達成改革。但是在極權制度的反對派不能嘗試改革。他的好建議只會助長暴政。任何明智的建議都將支持恐怖統治。

吉塞維斯的言論被用來證明德國科學家對希特勒的反應相對自滿。他們似乎在說,唯一選擇就是像吉塞維斯所做的那樣,冒著肯定和立即的死亡風險,策劃出危害納粹領導人的暴力行為。但吉塞維斯的情況過於極端。一些科學家,如勞厄和斯特拉斯曼,都曾公開對政權表現出「冷淡和懷疑」——事實上,他們表現得更激烈——然而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忍受了他們的態度。這樣的異議不一定是自殺行為,甚至對工作來說也是如此,但無疑會造成麻煩。

在戰爭期間,情況又有所不同。荷蘭物理學家卡西米爾在回憶錄中自問為什麼不加入荷蘭反抗軍或給予猶太人更多援助,表現出令人稱道、甚至可說相當動人的真誠:

我覺得我是懦夫和機會主義者……有幾次短暫的機會,我曾收留不得不躲藏的人,也有一兩次剛好躲過被逮捕。這樣不夠……我一直害怕不得不面對人性的殘酷,害怕不得不面對遭到質詢和拷問的風險……我不適合從事「非法」地下工作。

他說,他一直試圖避免分歧和衝突,但「在戰爭期間,這是錯誤的態度」。因此,卡西米爾得出結論:「我認為我的行為可以解釋,或許在某部分免除於罪,但即使是今天,這也無法讓我不內疚。」不管我們對卡西米爾的自白作何感想-這裡肯定有某種道德勇氣去彌補他在戰時對物理自認缺乏的勇敢態度-在為納粹德國工作、甚至在某些情況從中獲利的物理學家中,我們幾乎看不到這種反省,就連在被占領國家的受害者身上也是如此。

比像勞厄般的稀有反對派更有問題的,是科學家的態度中的兩個基本特徵。首先是幾乎完全沒有道德立場。有好幾次,普朗克、海森堡和德拜都拿出勇氣拒絕遵守政治規定。但是沒有證據顯示,他們在這些情況下的行為是來自明顯的道德觀點。他們幫助猶太同事,因為他們是同事,而不是因為他們認為猶太人受到不當的壓迫和驅逐。他們譴責這種壓迫不是因為它不人道,而是因為它會損害德國科學。當他們抵抗時,他們捍衛的往往不是道德原則,而是自己的自主權和傳統。普朗克決心表彰哈柏,不是因為這象徵了抵抗反猶太人的偏見,而是因為不這樣做會違反他對專業責任的規範。

這並不代表科學家看不見反猶太主義的不人道,而且想像他們對此無動於衷也不公平,更不用說認為他們縱容這件事。但它證明了美德有限的概念。在這件事上,科學家的立場和那些並不真正讚賞反猶太人措施的許多德國人沒有什麼不同。作為科學家不會讓他們對於猶太人的困境比較不敏感,也不會賦予他們更大的道德感性。反而使他們能夠說服自己,盡可能堅持專業標準也是一種「反對」的形式。

但拜爾岑正確的結論出,其實這「根本算不上反對……在這個第三帝國創造的環境中,政治上的反對派是唯一名副其實的反對」。想要安撫良心卻沒有真正的效果,如吉塞維斯所說,「在專業上的反對」可說是有害無益。

第二個,或許是最令人頭疼的特徵是,當科學家回顧時,他們幾乎普遍不能承認,甚至沒有發覺自己的失敗。表現出判斷力差、缺乏決心,或在危機中只注意自身利益是一回事;事實上,這很正常。但是在之後不表現出悔恨又是另一回事——更甚者,重新建構歷史敘述,這樣一來甚至連自責都不必。

外側克在農場會堂提到,德國核子科學家在無情的獨裁政權威脅之下,「聽從良心的聲音」,而沒有什麼可畏懼的盟軍科學家卻製造出具有極大破壞力的武器。外側克會說出這樣的話沒有什麼可原諒的——連他自己都不否認。最令人擔憂的不是科學家試圖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因為這畢竟是人性的共同弱點,而是在某些方面,他們甚至沒有想像過自己是在辯護。我相信,德拜如果有知,會對2006年針對他的指控感到驚惶。他正確的認為他們病態、非常不公正,卻對被問起這樣的問題感到失望。

2011年是德拜獎自從2004年以來首次在馬斯特里赫特頒發,受獎的對象是烏得勒支大學重新恢復的德拜研究所所長。頒獎典禮在市政廳舉辦,旁邊仍有德拜的半身銅像。這看來是合情合理的結果,因為決定從這些機構刪除德拜的姓名沒有為任何人帶來好處,是考慮不周和反對進步的政治姿態。但是,這並不代表德拜的問題已經在有利於他的立場上獲得解決。情況也不應該如此。

事實上,德拜事件的一個輕微後果是,它應該促使一些機構在以「偉大科學家」命名的做法上多加考慮。往好的方面說,動機值得商榷。為了回應德拜事件,烏得勒支大學的歷史學家利恩.多斯曼(LeenDorsman)感嘆以個人為機構命名的「美國習慣」:「動機不是尊敬偉人,而是一個賣點。學院門面上的名稱呼喊著:看看我們,看我們有多麼重要,我們和真正的諾貝爾獎得主關係緊密。現在從這一連串的事件中,我們清楚看到這樣會引起問題。下了這麼高的賭金,(雙方)會產生恐慌反應也是合乎邏輯的結果。」

這種做法在學術界很普遍,但是科學界似乎特別喜歡這種推崇「偉人」的方式。當然,這樣做的目的並不總是像多斯曼說的那麼不光彩,但很顯然,光是擁有科學中的卓越地位並非決定性因素:海德堡已經不再有菲利普.雷納研究所。如果是這樣的話,如此盛讚就等於將對於正直不切實際的期望,強加給那些獲此殊榮的人。科學家正當的堅持將人的科學特質和性格特質加以區別。如果是這樣,為什麼要創造出必然將此兩者混為一談的情況?

將德拜從學院中除名,然後又加以復原,意味著恥辱和昭雪的過程——先是判決有罪,又還他清白。這正是在德拜、海森堡、普朗克及納粹德國時其中許多人的個案中,我們必須想辦法避免的情況。因為,透過單純的譴責或赦免他們,我們取消了科學和科學家對無時無地不面對的困境所必須負起的責任。

不辭職等於默許反猶太清除行動,愛因斯坦:科學家不應該在政治議題中沉默

書籍介紹

為第三帝國服務:希特勒與科學家的拉鋸戰》,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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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菲利浦.鮑爾(Philip Ball)
譯者:張毓如

本書選擇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傑出的德國物理學家:彼得.德拜、馬克斯.普朗克和華納.海森堡為主角。德拜是個局外人,雖然在德國擁有傑出的職業生涯,卻堅持拒絕入籍德國。面對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干擾和要求,普朗克的反應是苦惱且支吾。海森堡尋求官方的認同,卻又拒絕承認自己的妥協所帶來的後果。他們的個人歷史讓我們以不同角度審視,大多數科學家位於納粹統治時期研究信仰的灰色地帶,完全沒有以組織抵抗政府的經驗,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只能沉默抵制納粹入侵。

許多科學家至今仍堅持他們的工作「非關政治」,但歷史也證明,厭惡政治參與會讓政府更容易操弄一切。正因為這三位科學家既非英雄也不是壞蛋,所以關於他們生活在第三帝國的現實,或是有關科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都引人深思。儘管有關納粹統治下的德國物理學界研究繁多,歷史學家對於應該如何判斷當時的史料,仍抱有歧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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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