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物癖者與正義魔人其實是一體二面」-專訪《白蟻》導演朱賢哲

「戀物癖者與正義魔人其實是一體二面」-專訪《白蟻》導演朱賢哲
Photo Credit:大厝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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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不能去挖別人家庭的隱私,這是不道德的,但劇情片可以藉由劇本、演員呈現察覺出的台灣社會現象。或許也彌補了我在拍紀錄片時觀察到、卻不能表達出來的部份。

「其實這10幾年來我一直都在寫劇本,2013年寫完《白蟻-慾望謎網》(原名《顏色失真》)後,就拿去參加優良電影劇本競賽並入圍,這是我第一次能夠入圍,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鼓勵,也讓我籌資拍攝電影更順利,最終才有機會完成電影。」朱賢哲導演接受關鍵評論網專訪時,一開始就提到他對劇本創作的熱情與電影《白蟻》的起步。

《白蟻》是朱賢哲導演首部劇情長片,在這之前他所從事的大多是紀錄片的拍攝,這與他在美國雪城求學的經驗有關,當時他接受的訓練和累積的經驗大多是在紀錄片上。儘管如此,他仍強調《白蟻》的故事從7、8年前就有了初步的構想,直到4年才付諸劇本寫作的行動,他說道:「我很喜歡文字,因為可以享受『從零到有』的過程,有時候腦袋裡同時有好幾個故事在進行。寫劇本是興趣,我以前還寫過《花系列》的連續劇。」

在紀錄片圈內飽有盛名的朱賢哲,坦言比起做「錦上添花」的事,他更關注於非主流文化、社會弱勢與邊緣人,長期的關懷促使他拍攝了《逍遙遊》、《齊物論》等流浪動物系列、反雛妓《小敏的故事》等紀錄片,更完成《穿越和平》紀錄片,以幫SARS期間被冠上「落跑醫生」的周經凱平反,他也以《養生主:台灣流浪狗》一片拿下金馬最佳紀錄片,他的鏡頭所關懷的多是處在社會邊緣、不得見的群體,不論是動物或是人們,他說:「當我有機會與被欺負或排擠的人站在一起,對我來說是很快樂的。」

白蟻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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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賢哲導演過去拍攝的紀錄片,關懷的題材一直都是位處於社會邊緣的群體和動物,這次首度挑戰劇情長片,也是他長期關懷的延伸。

53歲的導演朱賢哲這次跨足拍攝劇情長片,就以《白蟻-慾望謎網》交出漂亮的成績單,獲得釜山影展「新浪潮」單元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也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事實上這並非他首次的劇情片嘗試,他的第一步「劇情片」是2002年的《三方通話》中的一段,當時他以35釐米規格攝製的〈遠光燈〉是這部三段式電影的第二段,也曾以此短片獲得國片輔導金補助。

朱賢哲在《白蟻》片中以犀利的觀點探討道德正義與罪惡之間的灰色地帶,反映正義魔人「伸張正義」的霸凌、歧視與救贖等議題。「白蟻」是男主角吳慷仁在電影中的網路暱稱,也是苟活在陰暗潮濕裡、啃蝕木頭見不得光的螻蟻,正如同偷竊女性內衣褲、有特殊性癖好的男主角吳慷仁。朱賢哲借用了白蟻啃蝕的概念,直指3個角色被罪惡感吞噬內心的喻意。

「我做過一些關於特殊性癖好者的調查,對這些邊緣人有不少了解。性癖好者的自卑源自於內心,他們反映出這個社會集體意識的荒謬。」朱賢哲指出:「有特殊性癖好的人,就像20多年前的同性戀者一樣,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遭到壓迫、排擠、不被理解、不被社會與家庭接納。雖然現在大眾表現得很包容尊重的樣子,但其實還是有差別待遇。」

朱賢哲發現許多戀物癖有戀母情結,大都從媽媽、姊姊等身邊親人開始偷竊。他解釋道:「其實戀物癖者也有道德壓力,他們可能只是味覺或嗅覺比較敏感。」他認為,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有生存權利,只要不侵擾到別人,我們並沒有權力去干擾他人的成長與狀態。吳慷仁所飾演的男主角在戲中被女主角鍾瑶刻意「踢爆」以後,身心都遭受到極大的痛苦與煎熬。他藉由此片強調「戀物癖只要不犯法或偷竊,他要怎麼樣,其實都是個人的自由。」

吳慷仁 變裝 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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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鐘影帝吳慷仁在《白蟻》片中飾演一名戀物癖的小偷,特別是這場女裝自瀆戲,有精湛地演繹。

「當一個人的行為舉止或道德觀與大眾主流不一樣的時候,大部份的人會選擇站在主流的旁邊,一起用石頭丟他。作為多數的我們會出於本能地排擠、打壓、辱罵對方以便保護自己,卻是投射出社會上大多數主流的恐懼及不理解,也讓對方更加邊緣化。」朱賢哲指出,現代社會由集體意識建構,很容易就不小心侵犯到別人了,「也許戀物癖者與正義魔人,其實是一體二面。」

金鐘視帝吳慷仁在電影中有精湛的演出,但他在影片中途就遭遇車禍,並被「加害者」鍾瑶當場目擊,自此故事有了轉折。「我認為這個結束的過程必須要在電影中間、在影片進行到一半的時候,而且必須要非常突然,這樣才能讓觀眾感到意外,再繼續看下去。」朱賢哲表示:「因為生命不會停留在一個地方,它會不斷地前進。」導演除了讚嘆演員的高度配合和表現,他也說了幕後的一些祕辛。

導演表示片中多場戲其實是吳慷仁所創造出來的。例如主角第二次收到光碟時,劇本本來寫的是他上樓才打開信,可是吳慷仁在開拍前說,一定要現場就拆開,副導與攝影指導也認為吳慷仁的想法比較好,最後就決定這樣演。另外,像吳慷仁去宿舍碰到鍾瑶的室友芳婷,這場戲本來沒有對白,但吳慷仁突然問她:「你在這裡幹嘛?」芳婷沒想到吳慷仁會說話,當場被嚇到,但她及時反應把情緒接住,讓這場戲的恐懼感顯得非常真實。「我覺得這個鏡頭很棒,很像在拍紀錄片的樣子,」朱導一邊回想一邊說。

演技精湛的吳慷仁在後半段的戲份明顯較少,因而讓觀眾產生「頭重腳輕」的失衡感,朱賢哲解釋,其實這樣更能表達出「正義魔人」的不可靠,那種因「自以為是」的集體意識而產生的憤怒與痛恨。「人類在自認為是正義時容易齊心團結,一旦產生罪惡感與愧疚感,之前的所有情緒都會消失,友情就會變得脆弱。隨著影片的後半部重點,藉著死亡帶來情緒的釋放與重量,加害者變成被害者,旁觀者成為加害者,」如此一來就連觀眾也被拉進電影的故事之中。

鍾瑶 白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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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朱賢哲鍾愛鍾瑶的演員特質,他在戲裡也有極具張力的演出。

朱賢哲的劇本向來以角色為主,確立角色的模樣後,就讓故事往前走,角色則跟著演員走,因此他給予演員很大的空間,重視演員情感表達的成效與詮釋方式。「電影的生命是角色。許多年後,你可能忘記某部電影的片名與情節,但你會記得裡面的角色與特質。」他認為導演與工作人員、演員在拍片創作的過程中同步成長。「你必須尊重他們,必須納入大家的意見。」

除了演技出神入化的吳慷仁,《白蟻》其它2個角色鍾瑶與于台煙也有極具張力的精彩演出。鍾瑶是朱賢哲最早確定的演員,他覺得她同時有著清新與叛逆2種特質,「我從鍾瑤身上看到角色的影子,而且她的氣場很強,你很難想像她當配角站在旁邊。」于台煙則讓朱賢哲印象深刻,一言以蔽之她在情感上非常合適。

身為知名紀錄片導演,朱賢哲表示拍攝劇情片與紀錄片其實「差很大」,「雖然這部電影看起來有點像是紀錄片,但實際上完全不同。」《白蟻》大都是用手持、長鏡頭、短焦的拍法,演員沒有固定走位,攝影必須邊拍邊調整構圖,沒有用分鏡頭。「很多鏡頭看起來很自然,好像是隨機拍攝,但其實都是設計好的。」

相較之下,紀錄片很難這樣做,大多採用長焦拍攝,拍紀錄片時,導演與被拍攝者之間必須建立很強的信任感,最好沒有自己的想法,做個忠實的紀錄者。朱賢哲表示:「紀錄片不能去挖別人家庭的隱私,這是不道德的,但劇情片可以藉由劇本、演員呈現察覺出的台灣社會現象。或許也彌補了我在拍紀錄片時觀察到、卻不能表達出來的部份。」

今年春節國片票房慘淡,台灣電影似乎又開始走向式微,朱賢哲帶著前往韓國參展的經驗點出:「其實是台灣電影拍不到位。」近年來韓國電影表現出色,「像朴贊郁的《原罪犯》、奉俊昊的《殺人回憶》與《非常母親》、羅泓軫的《追擊者》及《哭聲》等片,都同時兼顧到商業與藝術性的電影。」他認為,台灣只有《我的少女時代》勉強算到位。他接著說:「有片商說,就算是大受台灣觀眾歡迎、造成轟動的《屍速列車》等韓國片,拍成國片還是不會賣座,因為台灣拍得不好看嘛!」朱賢哲直言這是台灣片商自我設限,更造成「台灣導演沒有自己說故事的權利」的惡性循環。「台灣應該鼓勵多元創作,當電影題材多元化,演員與觀眾的視野都會被打開,創作者才有更多空間嘗試不同題材。」

說起拍電影的初衷,朱賢哲希望自己能探究出電影的其他可能性,讓觀眾感受到新的事物。「像侯孝賢、蔡明亮導演一樣,每次都可以做出新鮮的東西,他們真是太厲害了。」就像片中白蟻在書店吶喊:「為什麼你們什麼事情都可以重頭再來?」朱賢哲最後在《白蟻》還是給予觀眾積極正向的希望與機會,讓生命有了重生的出口,角色可以修補現實的創傷,重新再站起來。「《白蟻》披露了現實社會的殘酷無情,我希望觀眾看完電影後,可以藉由直視自己的匱乏,面對種種不堪的後果,接受那些不圓滿。」因為人生就是如此,一次又一次地,不斷重複著受傷、癒合、重生、站起來的輪迴,朱賢哲強調,唯有「面對、接受、處理、放下」,才是最好的處理方式。

至於接下來的計劃,朱賢哲笑著說,他對於戀童癖者很有興趣,「我想探討他們的心態與行為,他們也是社會的邊緣人。」但真正實現拍片的時機,「可能要等我研究調查後,完成所有劇本之後吧!」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