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湯英伸到鄭捷,「天生」殺人抑或「病」?

從湯英伸到鄭捷,「天生」殺人抑或「病」?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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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社會從湯英伸的離去而關注弱勢;今日,暫且不論鄭捷是否必須死,我們卻未能從鄭捷身上了解「隨機殺人」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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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宗維

殺人兇手皆是天生註定?抑或是家庭背景、成長歷程、社會經歷,讓他們染上了「殺人病」?

30年前,台灣史上最年輕的死刑犯——原住民湯英伸,他誤入求職陷阱、受雇主詐騙、每日強制工作17小時、日薪僅兩百、身分證遭扣押,又曾受謾罵「番仔!你只會破壞我生意!」。湯英伸向雇主索取身分證失敗後,憤而與雇主拳腳相向,殺死雇主,並在20歲那年被處死。

媒體最初報導湯英伸「泯滅人性」「引狼入室」,強調其殺人事實,卻忽視殺人動機,其實牽扯漢人對原住民的種族歧視,連帶污辱尊嚴、剝削財產、強迫勞動。湯英伸的種種脆弱面,猶如身後影子,被殺人時的殘忍外表給遮蔽,直至陽光驅散黑影,犯案源由被揭露,人們也開始聲援湯英伸,請求司法讓這年輕學子一個機會,而媒體報導,最終也從「泯滅人性」到「槍下留人」。

湯英伸事件帶來三項啟示:

  1. 媒體報導的失真性:「如果你不看新聞,你會與世界脫節,但如果你有看新聞,你會與事實脫節」
  2. 種族歧視問題:台灣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聯盟
  3. 事出必有因:當被害者成為加害者的不諒解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認為,「犯罪是整體社會活動不可避免的正常現象」。犯罪,正反映出一個社會制度下的各種缺失。竊賊可能反映出貧寒、弒親可能反映出家暴、霸凌則是平等教育體制下的不平等關係,突顯社會弱勢者法不入家門、教育體制等各種「外在環境因素」,將會許多隱性被害者求助無門。湯英伸事件亦如是,若沒有歧視、剝削原住民的苛刻雇主,湯英伸也不會動手殺人,是整體社會制度的缺漏,造就了「殺人病」。

湯英伸事件讓人們察覺,暴力可能是源由數度尋援失敗的被害者,而造就另一個極端加害者。如果湯英伸不曾北上求職,而是在辦理休學期間,好好休息、照顧父母,那也不會走上這趟死亡之旅。湯英伸在1988年遭處死之後,原住民權益開始受到重視,各類種族歧視間的問題,包括吳鳳鄉更名為阿里山鄉、原住民就業、教育優待、考試加分等也浮上檯面,並設置專法;儘管對加分幅度、適用對象等仍有所爭議,但卻是主流社會開始關注弱勢族群的關鍵。湯英伸之後,也間接連帶起人們對媒體資訊、司法制度的反思,從「泯滅人性」,到「槍下留人」。

但台灣社會沒有因為湯英伸的逝去而更團結,全新犯罪型態在近十年持續發生,越來越多人死於「隨機殺人」。2016年5月10日,和湯英伸一樣年輕的鄭捷,成為台灣首例隨殺被處死者,社會因死刑存廢而分裂乃至於對立,許多支持死刑者,更將對隨殺兇手的憤怒與仇恨,轉嫁到支持廢死者,用言論暴力囚禁任何一種非我族類的思想自由。

昔日,社會從湯英伸的離去而關注弱勢;今日,暫且不論鄭捷是否必須死,我們卻未能從鄭捷身上了解「隨機殺人」的動機。

如果法律是要將湯英伸永久驅逐於社會之外,那許多支持死刑者,就是要將任何一種改變主流思想的言論給抹滅。但如果主流思想不允許被改變,那在數十年前,對原住民權益的剝奪也不必談補償,而同性婚姻的可能性更該為零。

對於隨機殺人這種犯罪型態,身為第一線接觸鄭捷的辯護律師黃致豪,曾撰文「大規模隨機殺人的次數越多,那個國家工業化或者現代化的程度可能也就越高」。

在日本、美國、英國、德國、挪威等現代化國家,確實也印證此現象。但我國不僅缺乏這些相關研究,去預防憾事再發生,更想消滅那些想探究此問題的人,指認他們為兇手代言、最好全家死光光。因此,整體社會的科技與物質文明,雖有長足進步,思想可能卻不如三十年前。

天生殺人抑或病?

如果隨機殺人算是種「新型文明病」,而沒有人註定天生下來就「誓約」殺人,那就是這個社會制度的缺失。但犯罪作為一種社會改革的「指標」,在二十年前,1995年台灣的故意殺人案件高達一千七百多件,時至2015年已銳減75%,一整年僅發生四百多件,雖然犯罪減少的因果難以探究,也許是弱勢權益被關注、司法制度改革、整體教育程度提升等,但受害者的減少,仍是值得慶幸的事情。這讓人開始想像,外在社會環境的改變,是否也能帶動犯罪率的下降?

天生殺人抑或病?就敝人的觀點,不論是過往為情仇財而殺,抑或今日的隨機殺人,任何犯罪行為,都是因後天家庭與社會環境的影響。而我們希望的,不該僅僅只是槍斃兇手,只有找出隨殺兇手的動機,只有關閉生產鄭捷的工廠,我們才可能生活在一個永無隨機殺人、免於恐懼的安全社會。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