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的詮釋史觀:哪一種人性是你想攫取的?

二二八的詮釋史觀:哪一種人性是你想攫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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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面對228事件,史觀下的詮釋,是否隱藏著將國家暴力化身為國家合法統治權的行使?是值得我們深深思考的問題。但這並不是說史學是一門各說各話沒有專業的學門,而是要去表達,哪一種人性是你想攫取的?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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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於鑫(台史所碩士一年級)

我們所活的時代最大的悲劇是,我們不願傾聽自己良知發出的聲音。

我們不說心裡真正想的;我們不做心裡認為該做的。

               俄國作家Vasily Grossman(1905-1964)

能想像嗎?那個七十年前的今天,持續了不知多久的時間,尖叫聲雜著不知淚水還是雨水的日子,八堵車站的身影還記得嗎?那是第幾個家啊。綁住我們的是紅線?哇!是從掌心流出的血液,溫溫熱熱的,拿來沾你的綠豆糕正合適。

那個夜晚,是何等的幻想,讓他們瘋了似的狂飆下去,獅球嶺的窟窿埋了又埋,槍聲此起彼落,雨夜裡的港都被鮮血染黑。

在過去,台灣經濟快速成長,國家建設越見完善,老城區也逐步翻新,變成引領城市的新門面。然而物質生活的提高,是否同樣表示一個民族精神的增強?筆者認為是不一定的。複雜的台灣,從過去到現在,許多聲音是被壓制、埋沒,甚至是為了自保,隱藏自身的故事。隨著時代遷移,屬於自己的故事自然就慢慢流失。

但現在,伴隨民主制度的發展以及教育的深化,多元的聲音比以前更容易被傾聽,許多過往消失的聲音、人物再次被人們認識。人們不用再死抓著虛偽的表像,我們能正視彼此的不同,努力尊重彼此的聲音,「我們」知道「他們 」。然而破碎的心,要在一時片刻恢復,面對的困難自然超乎想像。單單經濟建設的發展,是無法全面帶給各族群對自身的認同,而尚須在歷史責任的釐清下才能做到。

228事件即將在最近滿七十周年,然而對於台灣過往發生的事情,仍舊是迷霧團團步履蹣跚。更別說連責任釐清都還做不到的我們,要在社會上推動轉型正義與去威權化是多麼艱辛的路程。筆者總想著,生活在現代的我們,每天有這麼多知識傳播者(媒體們)在替我們篩選資料、過濾資料,面對多元的聲音和複雜的訊息,得出自己的判斷是何其困難。

然而,在過去電腦、電視發達前的時代,人們獲取資訊的管道除了巷口賣茶葉蛋的阿婆外,報紙、雜誌、廣播便緊緊的與人們產生連結。相較於現在多如繁星的媒體,過往的年代似乎單純的多?但這是否意味著媒體做為知識的傳播者,其應盡的責任以及缺點會得到舒緩?或是恰恰相反的壟斷?

Herbert I Schiller於1973年出版《思想管理者》中提到的不同機制如何透過各種資訊管理技術,來達到思想控制,簡單來說便是國家(思想管理者)為達成某目的,創造、篩選、精煉、主宰著我們的形象與資訊流通,從而決定我們的信仰、態度以及行為舉止。透過操縱訊息的流佈,製作出現實的意識,某種程度上可以視國家為掌握權力的實體。

它會透過各種手段、宣傳方式實現它的目的,或是修飾它的稜角,讓閱聽人看到國家想讓你看到的,想讓你聽到的,進而創造出有利於他的場域。也就是國家掌控媒體便有利於操控訊息的傳播,進而影響社會的資訊流佈。

就連歷史記憶也一樣,國家、民眾、政黨,我們的視角不同,詮釋出來的史實便會有所差異。面對228事件,史觀下的詮釋,是否隱藏著將國家暴力化身為國家合法統治權的行使?是值得我們深深思考的問題。但這並不是說史學是一門各說各話沒有專業的學門,而是要去表達,哪一種人性是你想攫取的?

這一點並不會導致對歷史的懷疑,研究歷史跟研究過去是有著不小的差距的,並不能簡單視之。花亦芬教授也在書中寫到:「在政治不上軌道的社會,國家如何經常以加害者的身分出現在一般民眾面前」,那種不經意的、影藏著惡意的想像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扎入我們的社會。

歷史記憶的問題,或許可以讓我們去探討社會表徵下隱藏的本質。近年來,許多不同學科都注意到集體記憶的社會意義。而對於歷史學科來說,集體記憶的研究反而使許多學者更懷疑歷史研究是對過去事實的復原,而更相信歷史是在特定的社會情況下人們對過去(社會記憶)的選擇、重組與重建日常生活。也就是說歷史作為一群人的集體記憶,其所反映的與過去的事實是有相當差距。

人們會選擇記得某些事物,又會忘記某些事物,透過對外界的觀察,以及如何結合過去的記憶來印證自己對外在世界的印象,並透過重複回憶某段記憶來增強對應群體的凝聚。因此,在面對過往的事件,尤其是重大傷痛,我們應該以更嚴肅、更謹慎的態度處理各種細節,釐清事件真相。或許我們能發掘一些隱藏在文字與口述之後的訊息,一些在時代洪流中快要消逝的記憶。

責任編輯:彭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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