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辭職等於默許反猶太清除行動,愛因斯坦:科學家不應該在政治議題中沉默

不辭職等於默許反猶太清除行動,愛因斯坦:科學家不應該在政治議題中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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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愛因斯坦來說,「政治」意味著「更廣泛意義中的人類事務」,也因此是對與錯、公平或不公正、仁慈或殘忍的問題。

文:菲利浦.鮑爾(Philip Ball)

當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一月成為總理,愛因斯坦正在拜訪加州理工學院。他於三月十日宣布,他將不會返回祖國居住:「若我能選擇,我只會生活在一個公民自由、寬容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些概念都普及的國家之中……目前這些條件都不存在於德國。」他在任職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之前,短暫的回到了歐洲,並且於五月從牛津大學寫信給在義大利提洛爾的玻恩。他說的話肯定會讓他的愛國同事們覺得反感:

我想,你知道我對於德國人並沒有特別的好感(不管在道德上或政治上)。但我必須承認,他們殘暴和怯懦的程度,真是讓我大吃一驚。

他說的不只是納粹,還包括他以前的朋友和同事。他們認為,愛因斯坦拒絕回到一個讓猶太人不能享有完整公民權的國家,是十足的叛國行為。普魯士科學院因此非常憤怒。大家期待身為院長的普朗克寫一封譴責信給他的朋友。他照做了,他有氣無力的假定,愛因斯坦的意見和行動是沒有用的:

你的種族和宗教同胞們不會因為你的努力而有所緩解,他們的情況原本就已經相當艱難,現在反而會受到更多壓迫。

換句話說,普朗克堅持認為愛因斯坦應該沉默的接受反猶太人的歧視,這樣情況才不會變得更糟。畢竟,普朗克曾經告訴愛因斯坦,行為的價值在於它的後果,而非動機。雖然這種哲學和神學觀可能值得商榷,但是對於德國物理學家來說,這是個有用的立場,讓他們可以辯解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希望能夠讓情況變得更好,或者至少不會變得更糟。從這種觀點來看,依照原則行事既自私又不負責任。這一點連勞厄都同意,他寫信對愛因斯坦說,「當你做出政治化的行為時,他們會讓幾乎所有的德國學者都得負責。」

但是愛因斯坦不會因此退縮。「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他告訴勞厄:

科學家不應該在政治議題中沉默,這些政治議題以更廣泛的意義來看也是人類的事務……這樣的克制難道不能說是沒有責任感?……我不後悔我說過的話,也相信我的行為是為人類服務。

這是真正的重點:對愛因斯坦來說,「政治」意味著「更廣泛意義中的人類事務」,也因此是對與錯、公平或不公正、仁慈或殘忍的問題。正如我們所見,勞厄並沒有對這些事情視而不見,他對納粹反感,並在許多場合中挑戰他們。他並不缺乏責任感。但是他不認為這些勇敢的挑戰行為「關乎政治」。

即使他無法跳脫德國學者所秉持的狹義概念來看待這些事,而在這樣的狹義概念中,「政治」的意義接近「不愛國」,而所謂的「不愛國」不是單純挑戰政府官員所做的某個醜陋或愚蠢的決定,而是質疑德國國家是否正當。勞厄無法將他強烈的個人道德感連接到「為人類服務」的責任。他的祖國已經宣稱會盡這樣的義務。對普朗克來說,那樣的宣稱讓他無能為力。

此外,雖然普朗克和勞厄認為愛因斯坦讓局勢變得更糟的想法可能不正確,不過他們有理由這麼認為。考慮一下戈培爾對於此事不得不說的話:「德國的猶太人可以感謝像愛因斯坦那樣的難民,他們今天對於自己的處境必須負起責任,而這完全合理也合法。」就是這句「合理也合法」讓普朗克陷入困境。

愛因斯坦未能向普魯士科學院解釋他的行為,掌管大權的次長,氣象學家亨利.費凱爾(Heinrich von Ficker),敦促普朗克要求愛因斯坦辭職。他也這樣做了,但是愛因斯坦在普朗克那封難為情的信抵達之前,先到了那裡遞交辭呈。這個情況激怒了普魯士文化部長,也激怒了拉斯特,他當時尚未被任命為帝國教育部長。拉斯特要求該學院對於愛因斯坦的「鼓動」加以懲戒。他不是一直說德國做出卑鄙的事情?誠然,唯一的證據來自美國報紙報導,但仍然……。

學院的另一個次長,東方學專家恩斯特.海曼(Ernst Heymann),在普朗克於西西里度假時匆忙起草了一份聲明:

普魯士科學院憤慨的從報紙上得知,愛因斯坦在法國和美國參與發起暴行……普魯士科學院尤其痛心愛因斯坦在國外身為煽動者從事活動,因為普魯士科學院及其成員一直覺得自己和普魯士邦有著最緊密的關係,一直強調並保持對國家忠誠的概念,然而其成員不得參與任何政治黨派。因此,沒有理由對愛因斯坦的辭職感到遺憾。

海曼在四月一日發出這個政治中立的聲明,在同一天希特勒呼籲要抵制猶太人的企業,而海曼卻沒有感到其中的諷刺。事實上,帝國教育部在這個反猶太主義的無節制狂熱行為中,曾希望將解雇愛因斯坦當成可炫耀的獎杯。

勞厄因為愛因斯坦的聲譽遭到誹謗而感覺受辱,於是要求該學院的委員會召開會議來審查這個問題。但該委員會只認可了勞厄所說「我一生中最令人震驚的其中一個經歷」這樣的措詞。

然而,普朗克意識到後代可能會以非常不同的態度評斷愛因斯坦的離開,於是在四月十一日舉行的學院會議中,在以隱晦的方式反轉海曼的評判之前,強調了愛因斯坦的研究成果有著毫無疑問且不變的重要性:「因此……令人深感遺憾的是,愛因斯坦因為自己的政治行為,以至於無法繼續待在學院。」普朗克在通知拉斯特愛因斯坦辭職的信中寫道:「我相信在未來,愛因斯坦將被尊為我們的學院其中一位最閃耀的智者。」普朗克如此企圖奪回信譽,無疑破壞了他之前在愛因斯坦的辭職時所獲得的政治信用。

愛因斯坦於四月五日有力的以公開聲明回答了海曼的指責:

我在此聲明,我從未參與發起任何暴行,我也必須說明,我沒有在別處看到任何這種暴行發起。一般來說,人們已經使自己甘心於重複和評論德國政府相關成員所發出的官方聲明和命令,以及藉由經濟方法來消滅德國猶太人的方案。

我向新聞界發表的聲明,都是關於我打算辭去學院的職位並放棄我的普魯士公民身分;我做出這些行為的原因是,我不希望生活在一個在法律之前個人無法享有平等、又沒有演說和教學自由的國家之中。此外,我認為德國目前的情勢是一個群眾精神動亂的狀態,並針對其成因提出一些評論……我已經準備好為了我所發表的每個字負責。

隔天,愛因斯坦也私下寫信給普朗克,以比較溫和的措詞做出同樣的抗辯。他試圖透過拿掉猶太人的背景,讓他的朋友看見事態如何,就好像試圖幫助一個孩子穿上別人的鞋子:

我要請你花一點時間想像這種情況:假設你是布拉格大學教授,有個政府掌權之後,會剝奪捷克籍德國裔人民的生計,同時使用粗暴的方法防止他們離開捷克……你還會認為繼續當個沉默的證人,目睹情勢發展而不提高聲音支持那些遭到迫害的人,是合宜的行為?而透過飢餓來消滅德國猶太人難道不是目前德國政府的官方計畫?

愛因斯坦非聖人,但他抱著極大的寬容,不願因普朗克的行為而對他有偏見:「我很高興你仍然視我為老朋友而來找我,儘管有嚴重的壓力,我們之間的關係仍舊沒有受到影響。仍舊如同以往般美好而真誠。」

與此同時,普魯士科學院仍舊不退讓。費凱爾無疑知道他沒有可以堅持的論點,但是仍舊氣燄囂張的口出狂言,回應了愛因斯坦的聲明:

我們曾有信心的預期,一個曾經如此長時間隸屬於我們學院的人會不管自己的政治傾向而改過自新,站在捍衛我們國家這一邊,對抗讓國家瓦解的謊言洪潮……而不是讓你的證詞成為不只是目前政府而且也是德國人民的敵人的把柄。

換句話說,愛國主義應代表被壓迫的猶太人無視任何「政治傾向」。費凱爾和海曼在另一封信中補充說,即使愛因斯坦沒有參與「發起暴行」,他也至少「應該抵制不公正的懷疑和誹謗」。費凱爾看起來並不像納粹同情者,他在這裡也並未試圖掩飾或辯解反猶太主義。相反的,對他來說(在此也要將普朗克相提並論),這不是重點。他堅持認為,無論人們內心對政治性的「猶太人問題」有什麼感覺,首要任務都是保衛德國的榮譽。

愛因斯坦在回信時告訴費凱爾和海曼,要如他們所說的表現,「就等同於否定我人生中所抱持的所有正義與自由的概念……透過在目前的情況下提供這種證詞,我應該就對於……道德敗壞和破壞所有現有文化價值觀有所貢獻」。他補充說,那就是他辭職的原因,「而你們的信只讓我知道我這樣做有多正確」。

由於愛因斯坦的辭職,他同時隸屬的巴伐利亞科學院驚恐萬分,緊張的寄了一封信給他,從信中可以感受到,院士煩惱如果不遵守普魯士科學院的指揮,他們可能被視為在政治態度上有錯誤。他們請愛因斯坦澄清「在你和普魯士科學院所經歷過的一切之後,你如何設想你和我們的關係」。愛因斯坦的反應可能會被轉述為「現在你提到,我也不是特別想成為你們組織中的一分子」。但是他說,這是出於不同的原因:

學院的主要職責是促進和保護國家的科學生活。然而,就我所知,當有一群不容忽視的德國學者和學生及經過學術訓練的專業人士,都被剝奪了就業或謀生的所有機會,德國的學術團體卻站在一旁不發一語。我不希望屬於一個以這樣的方式表現的社會,即使這樣做是因為外在的壓力。

這些言論表明,不只是在不同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下回想起來,才有可能討論在這種情況的道德意義。愛因斯坦沒有要求任何人辭職,甚至斷然拒絕遵守納粹的非難,他只是認為人們不該裝作一切都好而繼續過日子。普朗克無能為力的想法,以及費凱爾和海曼認為沒有什麼需要做的態度,到了最後也沒有什麼差別。

「當面對危及學院或是默許普魯士科學院的種族清除這兩種選擇時,」馬克.沃克(Mark Walker)寫道,「該學院的科學家就交出了他們的獨立性,並藉由幫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強迫猶太科學家離開學院,變成了幫凶。沒有『亞利安的』科學家辭職以示抗議。事實上,紀錄中甚至沒有科學家考慮辭職。」這種說法可能反映出普朗克的立場,但是就整體而言或許太過寬厚:似乎有足夠的理由認為,學院裡許多人不只默許了反猶太人的清除行動,還積極認可這件事。

►與政治現實的脫節,讓這些德國科學家看起來像毫無道德觀念的「奇愛博士」

書籍介紹

為第三帝國服務:希特勒與科學家的拉鋸戰》,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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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菲利浦.鮑爾(Philip Ball)
譯者:張毓如

本書選擇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傑出的德國物理學家:彼得.德拜、馬克斯.普朗克和華納.海森堡為主角。德拜是個局外人,雖然在德國擁有傑出的職業生涯,卻堅持拒絕入籍德國。面對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干擾和要求,普朗克的反應是苦惱且支吾。海森堡尋求官方的認同,卻又拒絕承認自己的妥協所帶來的後果。他們的個人歷史讓我們以不同角度審視,大多數科學家位於納粹統治時期研究信仰的灰色地帶,完全沒有以組織抵抗政府的經驗,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只能沉默抵制納粹入侵。

許多科學家至今仍堅持他們的工作「非關政治」,但歷史也證明,厭惡政治參與會讓政府更容易操弄一切。正因為這三位科學家既非英雄也不是壞蛋,所以關於他們生活在第三帝國的現實,或是有關科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都引人深思。儘管有關納粹統治下的德國物理學界研究繁多,歷史學家對於應該如何判斷當時的史料,仍抱有歧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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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