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性別主義︰「好男人」也會歧視女性

去年美國大選期間，特朗普多次貶低女性的言論受到批評，被指歧視女性。至於其對手希拉莉的支持者當中，則有人——包括紀錄片導演米高摩亞（Micahel Moore）、藝人Louis C.K.——強調，希拉莉是更好的選擇，因為「沒有女人發明原子彈、發動大屠殺」又或者「她是一名母親，她哺養、教育你，她會保護你」。

除了與事實不符——有女性參與建造原子彈的曼克頓計劃和納粹大屠殺，況且曾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莉作風屬鷹派——外，更大的問題是，這些言論跟貶低女性的言論是性別主義（sexism）的一體兩面。

歧視言論不一定帶惡意

一般提到歧視言論的時候，我們往往想到的問題是貶低女性，要是說一些讚美女性的言論歧視，感覺不太合理。

台灣作者朱家安在分析歧視言論時，提出我們應該要仔細區分「仇恨言論」和「歧視言論」（但兩者並非互相排斥），前者比較容易辨認，後者可能較為「含蓄」，用他的話來說︰歧視是隱形的，仇恨是張揚的。

根據朱家安的分析，歧視言論是「會強化『使得弱勢成為弱勢的刻板印象』的言論」，因此歧視言論不一定帶有惡意，「講出事實」或「開玩笑」也可以是歧視。因此有些時候，一個人說出歧視言論，可能僅僅因為其成長背景使他沒有想到有關問題，而非十惡不赦的大壞蛋——換言之，假如別人指出你有歧視言論，不代表你道德比較低下，也不代表他比較高尚。

在簡介朱家安的分析後，以下我將會用回「性別歧視」而非「性別主義」，並解釋為何那些讚美及貶低女性的言論，會是性別歧視的一體兩面。

矛盾的性別歧視

社會心理學家Peter Glick及Susan Fiske在1996年提出，性別歧視可以拆分成兩個組件︰「敵意型性別歧視」（hostile sexism）及「和藹型性別歧視」（benevolent sexism），以往我們比較集中關注前者，然而其實後者對性別平等的傷害更大。這套分析歧視的理論框架就被稱為「矛盾的性別歧視」（ambivalent sexism）。

敵意型性別歧視不難理解，那些認為女性能力較低下、過份情緒化、從屬於男性甚至是男性玩物的想法，都屬於這一類歧視。當我們批評歧視言論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往往也是呈現厭女情緒的敵意歧視。

至於帶有和藹型性別歧視態度的人，一般而言不會像敵意型歧視者般冒犯女性，甚至會明確反對敵意型歧視的言行。和藹型歧視者會認為女性的「天職」是妻子、母親、孩子以至家庭的照顧者，而男性有責任保護和珍惜女性。

Glick指出，根據他們的框架，和藹型性別歧視是一套讓男性維持性別層級結構（仍然掌握大部份資源）同時跟女性發展親密關係的方法——畢竟如果異性戀男性抱持「女性就是比較低等」的看法，相信很難跟女性交往。不過，和藹型歧視不會挑戰現有的性別不平等狀況，甚至是複製和維持既有性別框架，延續不公。

維持現況的賞罰機制

隨着時代進步，女性已不再被視為「只應乖乖留在家中」的角色，多數人已經接受女性有權接受教育、出外工作（這些「常識」其實沒有出現了很長時間）。然而在家務勞動、照顧子女等方面的無償工作，仍然不成比例地傾向女性，甚至影響了她們的事業發展。

持有和藹型性別歧視態度的並非只有男性，一些研究甚至顯示女性比例較高。接受和藹型性別歧視的角色定型，女性可以從中「獲得好處」——但這只是跟敵意型性別歧視相比。研究性別歧視的社會心理學家Laurie Rudman指出，在父權社會下生活，女性接受和藹型性別歧視雖然仍不平等，但至少要比被騷擾、強姦及妖魔化好。

即使和藹型和敵意型的性別歧視者可能反對對方——就如文首提到的民主黨支持者不喜歡特朗普——兩種態度不但並非敵對，從維持父權社會結構方面看，甚至可謂相輔相成。這是典型的「紅蘿蔔加大棒」（carrot and stick）策略，敵意型歧視針對拒絕接受刻板印象和「天職」的「壞女人」，而和藹型歧視則用來「獎勵」那些「好女人」。

例如有研究顯示，持有和藹型性別歧視態度者，比較傾向認為行為上違反傳統性別角色的「壞女孩」才會被強姦，以及有較高比率會在強姦、家庭暴力等案件「怪責受害人」。也有研究顯示，和藹型性別歧視者會較支持男女平等的招聘政策，同時對職位有較強的性別定型，反過來損害了兩性平等發展。

Glick及Fiske的研究也發現，和藹型性別歧視能夠顯著預測全國的性別不平等狀況，而且獨立於敵意型性別歧視。此外，敵意型性別歧視的言行較容易引起反擊，而和藹型歧視卻可能會降低反抗動力。在一項實驗中，讀出和藹型歧視言論句子的女性，較不願意參與反性別歧視的集體行動，甚至認為女性有很多優勢，從而合理化現狀，如認為性別不平等已經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