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大馬的學妹告訴我:「我希望以後,不會有人再叫我華僑」

來自大馬的學妹告訴我:「我希望以後,不會有人再叫我華僑」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些人以僑生身分來台讀書後,才知道華僑的意思,他們無法接受這樣的定義,便放棄僑生的各項優待,以外籍生身分讀書。」

文:阿潑(黃奕瀅)

我和南洋又一次相逢,是由華人所開墾的「檳城」。這回南洋不再能夠衝擊我,我也習慣了四處感覺到的福建腔和福建味,比起吉隆坡,檳城渾身華味,若不細辨腔調,時常讓人有走進某個中國小城鎮或台灣府城的錯覺——或許是因為中國怪傑辜鴻銘的故事,我總覺得檳城和台灣鹿港有著連結,因而感覺親切。

祖籍福建同安的辜鴻銘生於檳城,和台灣鹿港辜顯榮家族有著親戚關係,父親是華人,母親是高加索人,以今日的眼光來看,這個混血兒是不折不扣的土生華人。辜鴻銘因自小聰明伶俐,被一個經營橡膠園的英國人收為養子,並送他出國唸書;十歲便赴歐讀書的辜鴻銘精通許多語言,他所學所思皆是歐洲經典,離他祖輩的母國更是遙遠。一八八一年,他在新加坡遇到奉李鴻章命調查鴉片貿易問題的馬建忠後,認同產生一百八十度轉變,之後,啟程到中國,再也沒回到南洋。彼時正值西方現代化思潮湧入中國,維新變革呼聲四起,這位大半生致力於西學的才子卻反對革命、支持復辟。一直到今天,後人仍然不解,為什麼這麼一個「外國人」,會堅貞不移地捍衛著一個腐朽衰老的舊中國?他是如何想像、理解他的中國?

這只是個特例。對大部分教育程度不高的華人移民來說,中國只是個模糊的名詞,他們對祖國的想像僅只是故鄉,他們的認同來自於土地、方言和生活習慣,並非偌大的中國,更遑論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不說自己是中國人,而說自己是唐人,來自唐山。這些海外華人的神位上只刻有家鄉名,連「省」都不寫上去,他們在異鄉的社會關係,也多不離會所和同鄉會,不僅因同鄉協助而移居或成為移工,生活上多半仰賴同鄉會的親緣協助,社群更為穩固,文化認同更有在地特色,也更為團結。

只是,這種寄居他鄉而生的團結心,在清末因列強侵略加上民族主義的宣揚,轉成了「中國人」的思維-海外華人毫不遲疑地資助百年前維新派和革命派的知識分子。當孫文遊走世界,以民族主義號召華人的團結時,更讓這些明清政府眼中的「叛國者」有了「國家」的歸屬。

一九○六年起,孫文稱這些海外華人為「華僑」,而「華僑為革命之母」這句名言,正是孫文對檳城華人所說的話。檳城是同盟會重要的革命據點,革命黨人士在這裡辦報、募款及鼓吹革命,三二九廣州起義也是孫文來到檳城和黃興、胡漢民等同盟會幹部策劃的,這場起義的主要資金,是同盟會藉教育的名義,向馬來西亞華人募集所得。

於是,革命的榮光也是檳城人的驕傲。辛亥百年前夕,《光華日報》百週年慶的旗幟遍布檳城——這份孫文辦的報紙還活著,就和他建立的「中華民國」一樣。我們特別來到孫文的寓所——城柑仔園四○四號,這裡雖然開放給觀光客,但入場參觀的大多數是當地華人學生。我們在裡頭閒晃時,突然聽到一個華語導覽人員問一群小學生:「中華民國的建立,誰的功勞最大呀?」小學生們一臉茫然,而我們也愣住了,真不知道這問題該有什麼答案,只好停下腳步,等著有人解答。只是,等了許久,孩子們還是沉默,導覽人員忍不住自己回答,聲音洪亮而堅定:「當然是檳城人阿,中華民國的建立是我們檳城人的功勞最大。」

檳城_喬治市_A walking tour of George Town center
Photo Credit: Corbis/達志影像
檳城喬治市

我的大學學妹梁友瑄正是在檳城成長的。為了逃離戰亂,她的祖父帶著年僅四歲的父親從廣東台山來到檳城。從父親這代開始,她們都對中國毫無認識了解。

檳城的發展史,是由華人開始的。舊稱檳榔嶼的檳城,曾出現在鄭和的航海圖內,是首個鼓勵華人移民之地,因此,這是個十足華人的城市,彷彿就是個小「唐山」,移民們說的是夾雜馬來文變體的福建話、招牌使用漢字、婚喪嫁娶出門做工,看的是傳統的農曆,也過著中國節慶。梁友瑄在這樣的環境中生長,因此未曾覺得自己和「馬來西亞」有如何深切的關連:「我連個馬來朋友都沒有。」如同我們很難切分語言文化和國家的關連,馬來西亞華人也是,但在國境之內,不需也無從質疑這一切——她的身分註記在國家核發的身分證中。

「在檳城,看得見對中華民國的鄉愁。」梁友瑄不否認會來台灣留學,是對「中華民國」懷有親切感,但來台灣讀書,卻也讓她受到打擊。當僑生大學校長在入學典禮說出「歡迎你們回國」時,她腦門轟轟:「我不是出國嗎?為什麼在台灣卻是回國?」這個台灣初體驗,啟動她的國族追尋思考,真正意識到自己的「國家」。於是面對許多台灣人對她的國籍身分疑惑時,總會不厭其煩強調:「我來自檳城,我有著馬來西亞國籍,我也是個華人。」

當我第一次在她面前提到「華僑」這個詞時,她有些排斥:「對我來說,華僑的定義是移居國外的華人,仍帶有原國籍及國家認同,但我是出生在馬來西亞,對中國和台灣都沒有國家認同,我有的,只是華人血緣。」

除非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有強烈認同,否則這些出生於東南亞的華人都不稱自己為「華僑」,即使是中國政府也不這麼稱呼他們。在二戰後、民族主義興起時期,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便宣布中國對華僑的立場:「海外華人應該要效忠當地政府,並遵守當地政府的法令」。對中國官方來說,所謂的華僑是「以中國國籍身分移居國外者」。儘管大部分中國人在中華民族思想的催化下,無法釐清國家和族群的差異,因而時常將「華人」等同於「中國人」,但在國家法令上,華僑、華人和中國人則有清楚的界線區別。然而,延續「中華民國」思想的台灣卻相反,為了答謝海外華人對革命事業的支持,政府在法律和政策上都將有中華民族血統者視為「華僑」,並設立了「僑教政策」,接受全球華裔「歸國」升學。

「有些人以僑生身分來台讀書後,才知道華僑的意思,他們無法接受這樣的定義,便放棄僑生的各項優待,以外籍生身分讀書。」梁友瑄說,他們這一代容易意識到現代國家的定義,也不認可歷史文明和血統那一套,更不願意曖昧屈身在特殊位置中,寧可放棄特權。

這是梁友瑄第一次出國,第一次來台灣,第一次經驗家鄉重複訴說的「中華民國」,第一次接近她熟悉的「中華文化保留地」。但這些第一次的期待、興奮和緊張,卻被這句「歡迎回國」帶來的困惑取代,接著是一連串在異鄉的自我追尋:她時常和馬來西亞僑生一起聚會,知道和台灣同學之間的文化界線,看著台灣朋友積極地改造社會,她疑惑為何這些都沒在馬來西亞發生?她的第一個馬來朋友,是在台灣認識的,台灣族群衝突、對白色恐怖二二八的平反行動,讓她想起了在大馬噤聲的歷史......。她在台灣感知的一切,總是讓她想起自己的國家少了什麼多了什麼。她在別人的國家,開始認識了自己的國家。所以,她堅稱自己是馬來西亞人,馬來西亞公民,她開始記錄書寫家族故事,甚至是未曾思考的族群衝突史——例如大馬依然未能談論的五一三事件

為了拍攝自己追尋身分和認同的故事,她回到僑大,再次看到了那句「華僑為革命之母」豎立在校園內。她指了指這塊碑,對我說:「當一個華僑,只是逃避自己對政治和公民責任的想像,因為你不需要對這個國家和那塊土地負什麼責任。」對她來說,這也就是許多華人移民只願抓住血緣關係,不願面對以及融入他所屬的社會國家的原因。

二○一○年元月,我和梁友瑄看了中港合作的《十月圍城》,這部電影虛構了一個六義士接力保護孫文完成會議的故事。除了開頭闡述民主的楊衢雲、貫穿全戲的陳少白和最後短短一瞥的孫文之外,劇中人物都是虛構的庶民,他們或出於忠心、或出於孝心、或出於愛情,加入保護孫文的行列,他們是被時代捲動進來的小老百姓,歷史卻吝於給他們一筆。在中國歷史邊緣的香港,彷彿藉此大聲疾呼自己並不邊緣,他們是愛國的,也是能改變時勢的;一如他們靠著一部主旋律電影,讓歷史上的無名英雄血肉呈現,正如那些「沒沒無名的革命之母」一般。

我對香港創作者所說的「愛國」情結玩味再三——作為一個殖民地,香港人愛的是哪個國呢?接受媒體訪問時,監製陳可辛說:「可能是我家裡幾代的華僑情節,我們對愛國來得比較義無反顧……因為我們從小沒國可愛,所以我們對愛國有種夢想。」陳可辛的父親便是泰國華僑。

梁友瑄的看法和導演並不一樣。看完電影後,我再次對梁友瑄開起玩笑:「所以,我們得感謝你們,畢竟,華僑為革命之母啊。」她正色回我:「我希望以後,不會有人再叫我華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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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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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憂鬱的邊界:一段跨越身分與國族的人類學旅程》,八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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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文化被歸為「外籍」或「陌生」的一類,這些邊界究竟是誰畫出來的?

新聞科班出身並受過人類學訓練的作者阿潑,以記者的廣度和人類學的深度走讀東南亞各國,讓我們第一次對這些似曾相識的鄰國一窺堂奧。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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