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軍後代的國家認同:「我們很早就知道濁水溪,卻不知道伊洛瓦底江」

孤軍後代的國家認同:「我們很早就知道濁水溪,卻不知道伊洛瓦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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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因為《異域》的影響,我們或許都以為國共內戰結束前後,是緬甸華人增加最多的時期。但事實上,中共數次發動政治運動,才是驅使更多中國人逃難的原因,尤其是知識分子和地主。

文:阿潑(黃奕瀅)

在台灣,「泰緬」這個區域比「緬甸」這個國家還有名,這多拜朱延平將柏楊作品《異域》改編成電影所賜。影片中的泰緬孤軍,在羅大佑的配樂下,變成〈亞細亞的孤兒〉,更是耳熟能詳,幾乎人人都能唱上一兩段:

亞細亞的孤兒 在風中哭泣

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

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

國共內戰後,國民黨軍隊幾近全軍覆沒,全面撤到台灣和香港,唯有李國輝將軍的一支部隊在一次遭到共軍突襲後,流落到中緬邊境,靠僅僅三千人的殘軍打敗多於四倍的緬甸軍,也占據了大於台灣三倍之多的領土。這支藏在邊境的軍隊,傷兵累累,希望能光復故土,不要再打仗,安安靜靜生活。緬甸政府只好要求蔣介石政府處理。一張筆,一張紙,讓部分殘軍來到台灣,但也有些人留在緬甸,永遠未能回到故土。

泰緬孤軍的議題也時而上媒體,環繞在其中的多半是歷史責任帶來的身分問題:國家是否遺棄了他們?而他們是否是這個國家的國民?尷尬的歷史問題在法律上找不到解套,於是,國家大開門戶,准許他們以特殊身分歸化為中華民國國籍。

和我同齡的小馬,是所謂的「孤軍後代」。他的父執輩半生兵戎,後來雖棄干戈,仍執馬鞭,組成馬幫,在泰緬邊境地區運送罌粟,認命地在這個異鄉安身立命。但他們未曾遺忘「祖國」,總想著攢了錢,要將孩子們送回自己的國家,那怕國家只在遠方一個未曾踏足的小島。因此小馬現在成了「台灣人」。不同於我們這些出生就帶著中華民國國籍的「台灣人」,他總強調自己是中華民國國民。小馬認為,雖然他生長在緬甸,但從各個條件來看,這個國家都不屬於他。「我從小就只知道中華民國和國民黨,父親他們說的故事也多半和戰爭有關,聽著聽著,我就覺得這是我的世界,而我就是中華民國國民。」

對於緬北的華人來說,面對歷史、族群和自己,並不像數學公式一般簡單。孫立人的一支部隊就是最好的例子:二次大戰,孫立人和英國聯合起來攻打緬甸日軍,這支軍隊打完仗,準備回家時,國共內戰發生了,如果回鄉,他們勢必得將槍口對準同胞。為了不想看到互相殘殺的局面,他們留在緬甸,留在緬甸的中華民國體系中。

「不過,你問我父執輩的人是哪裡人呢?他們會說雲南。」小馬輕輕笑著,對這些人來說,國家概念太抽象,他們認的是自己的土地,感嘆的是回不去自己的家,「最終,他們哪裡人都不是。」

「我們很早就知道濁水溪,卻不知道伊洛瓦底江。」小馬從小讀的是台灣送去的課本。我忍不住想像,遙遠之處,有個和我朗讀同樣課文,寫著同樣習題,一起唱著國歌,一起看著青天白日旗升空,同樣不認識緬甸這個國家,卻對中國歷史故事和黃花崗烈士一樣熟悉的小孩。我們處在不同次元,卻同時被植入另一時空的思想。

心懷祖國的小馬,考上位處嘉義的大學,一到台灣面臨的卻是「說台語」的環境,甚至還遇到了台灣的民主大事——首次總統大選。這個歷史大事,讓台灣人沸騰,卻讓小馬迷惑,只因李登輝當選總統後,本土化氣氛加劇,小馬感到天旋地轉,無所適從。但若不管認同疑惑,台灣還是小馬的家,以及他的夢,他要在這裡實現當義大利餐廳廚師的夢想,「不論怎麼說,台灣的生活條件都比緬甸好。」

因為《異域》的影響,我們或許都以為國共內戰結束前後,是緬甸華人增加最多的時期。但事實上,中共數次發動政治運動,才是驅使更多中國人逃難的原因,尤其是知識分子和地主。

我在台北認識的另外一個緬甸朋友楊永助,他的父親就是在文革時期從雲南逃出來的。

楊永助的祖父是雲南騰衝的地主,文革時被鬥而亡,身為長子的父親帶著一家人翻山越嶺逃到緬甸。殺父之仇讓楊父恨透了中共,於是加入緬甸的國民黨游擊隊,一心「反攻大陸」。但逃離開戰爭生活後,報仇,便從身體上的力行對抗,轉成心理認同的背逃,楊家人依然「反共」。一次我們談及幼時兒歌,楊永助說道,「我還記得小時候聽的兒歌,就是教導我們反共抗日耶。」他記得歌詞是「解救水深火熱四萬萬同胞。」我忍不住跟著大笑:「好熟悉啊。」楊永助得意地說,「我還會背國父遺囑呢,因為以前每次開會前都要宣讀一次。」

從緬甸華校畢業後,楊永助同樣來到台灣讀書,並以依親方式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

楊永助也和我同齡,我們是在幾場緬華聚會場合認識的,儘管他堅稱自己是「中華民國國民」,但因為對緬甸有認同和情感,故在台緬人社群中頗為活躍,因此在我心裡,他仍然是個「緬甸人」。他自己也很清楚,即使在台灣生活快二十年,在台灣人眼中,他「還是個外人」。

某次相約吃飯,他對我坦露:「我是不是台灣人,不是自我認為就好,還要考慮別人認不認為你是。」

楊永助來台時,正是李登輝以民選總統身分激起本土化浪潮的時刻,在這一背景下,諸多文化歷史論述都重新改寫,這對很多人來說,不啻為一個巨大的衝擊,即便像我這樣的接受單向黨國思想教育的台灣小孩,在這段期間,都被各種不同以往的思辯及歷史翻轉的教育,撞擊得足以翻轉我過往對國家社會的認識,就像是站在衝浪板上,試著在浪頭間找到重心,卻依然搖搖晃晃,更何況生長在更封閉社會的緬甸華人?他們如何面對這樣的浪頭?

先是「去中國化」,再來是「台灣人認同」的議題,每一個道浪打上來,都衝得他昏頭轉向,「外省豬滾回去」的呼聲更讓他膽顫心驚:「土生土長的外省人都被喊說要滾回去,那我呢?」拿到中華民國國籍的楊永助,直覺這個身分證捏在手裡不安心:「那我算台灣人嗎?」

「我現在什麼答案都沒有。」楊永助說,他不認同緬甸,在緬甸也得不到認同,儘管對中華民國的感情仍然很強,困在自己「想像的國家」中,對悲壯的民族命運掉淚,但在現實世界裡,卻失去了認同的答案:「我沒辦法想像自己是個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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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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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憂鬱的邊界:一段跨越身分與國族的人類學旅程》,八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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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文化被歸為「外籍」或「陌生」的一類,這些邊界究竟是誰畫出來的?

新聞科班出身並受過人類學訓練的作者阿潑,以記者的廣度和人類學的深度走讀東南亞各國,讓我們第一次對這些似曾相識的鄰國一窺堂奧。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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