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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光明也最黑暗的時刻: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

最光明也最黑暗的時刻: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
Photo Credit: Alexander Synaptic 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香港民族主義主要表現在兩個香港政治本土論述之中—政治評論家陳雲在《香港城邦論》中提倡的城邦自治論,以及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首倡的香港民族自決論。

作者: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一個政治上尚未被組織起的部落仰賴昔日共同從事政治行動的記憶而存活著。典型的共同政治行動,如一次征服,或一次抵抗。然後,關於這個行動的種種記憶,就構成了這個部落。」

─ Max Weber

1.

自2011年以來,我們在東亞見證了一個具有世界史意義的非凡事件(world-historical event),也就是香港民族主義(Hong Kong nationalism)的逐漸興起。這個新興的民族主義作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一環出現,並且正在對運動的未來走向產生深遠影響。香港民族主義雖然是一種晚期民族主義(late nationalism),但卻是一個形式與內容都相當完整的民族主義運動,因為它同時包含與體現了「nationalism」一詞的三重意義:群眾情感(sentiment),意識形態,以及運動組織。

香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有社會基礎的群眾情感,表現在香港人日益強烈的香港認同。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HKU POP)所做的香港市民身分認同調查顯示,2011年以來已經有平均四成左右的香港市民認同自身為純粹香港人(不包含中國認同者),而純粹「中國人」認同則掉落至兩成以下(註1)。香港認同穩定增強的現象在年輕世代似乎更為明顯。

根據港大學生會《學苑》雜誌2014年2月號最近針對港大學生所做民調,有48%學生自認為在政治光譜上屬於「本土派」,而認同「大中華」者僅15%。關於最適合香港的政體,雖然多數(68%)主張維持一國兩制,但竟有15%學生認同「香港獨立成國」。而針對如果香港舉行公投表決「香港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但結果不受北京承認」的問題,有37%表示贊成,而在北京承認公投結果的前提下,支持獨立者達到42%,超過了反對的41%(註2)。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2014年2月號封面

作為一種意識型態,香港民族主義目前主要表現在兩個比較成熟的香港政治本土論述之中—政治評論家陳雲在《香港城邦論》(2011)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倡的城邦自治論,以及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2014年2月號)首倡的香港民族自決論。這兩種論述以不同的方式、理論根據與策略,對香港的政治主體性提出了相當成熟而複雜(sophisticated)的論證。他們並非少數知識精英在書齋空想出來的孤立論述,而是嘗試對上述香港住民日益增強之香港政治認同進行理論化的產物。換言之,他們是根植於廣泛民眾意識之中的新興民族主義論述。

作為組織性運動,香港民族主義還在初期發展階段。香港城邦論已經出現組織性運動的形式,也就是是陳雲主導的香港城邦自治運動(註3)。香港民族自決論的組織型態則似乎還在醞釀階段,但我們可以預期應該會以學院知識青年為其主要基礎(註4)。十九世紀以來各新興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大多由青年學生發起,如十九世紀的青年義大利運動青年愛爾蘭運動,以及二十世紀前半的《台灣青年》運動等。

當代的香港民族自決運動與此一歷史現象合致,或可稱之為某種「青年香港」(Young Hong Kong)運動。整體而言,作為組織性運動的香港民族主義目前活動似乎仍以宣揚理念為主,尚未形成政黨,或者與既有政黨合流,以蘇格蘭民族黨(SNP)、魁北克黨(Parti Quebecois)和台灣的民進黨(DPP)的「議會民族主義」(parliamentary nationalism)型態參與選舉政治。

2.

很明顯地,新興的香港民族主義是一個有社會基礎、植基於民眾情感,有論述,並且正在組織化的民族主義運動。和過往兩百年來世界史上所有民族主義運動(包括中國民族主義)一樣,香港民族主義並非憑空出現,也不是任何野心家所能煽動泡製;它是一個宏觀的歷史社會學現象(macro-historical-sociological phenomenon),其興起背後同時有長期的歷史結構性因素,與短期的政策與政治因素。它的歷史或許不如中國民族主義長久,然而作為一種社會學意義的社會事實(le fait social),兩者一樣真實,不分軒輊。此處讓我們嘗試從短期與長期角度,對於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提出一個初步的解釋。

3.

毫無疑問,促成當代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短期因素(或者近因),就是1997年香港併入中國以來,來自新宗主國對香港日益緊縮之控制。如果借用政治學家Paul Brass在《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1991)一書的理論模型來觀察,97之後的中港關係,其實正是中央集權國家(centralizing state)試圖將國家權力伸入新領有之邊陲領土(periphery),結果對邊陲人民既有認同與利益造成嚴重威脅的情境。

Brass主張,這種來自核心的威脅,就是導致邊陲產生族群與民族主義動員的典型情境之一。換言之,當代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可以被理解為香港住民對於新宗主國試圖多方控制香港的一種反彈。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的主權交接儀式|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97之後北京雖在表面上遵循「一國兩制」政策方向,然而在實質上卻從未停止嘗試對香港進行整合與控制,因為北京顯然非常明白「一國兩制」內含的曖昧空間可能被港人反向操作,用以追求更大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