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光明也最黑暗的時刻: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

最光明也最黑暗的時刻: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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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香港民族主義主要表現在兩個香港政治本土論述之中—政治評論家陳雲在《香港城邦論》中提倡的城邦自治論,以及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首倡的香港民族自決論。

從一開始,北京和香港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就是同床異夢、各取所需。前者追求「一國」,也就是單一國家(unitary state)的終極實現,「兩制」只能也必須是朝向「一國」目標的短暫過渡狀態,因此必須嚴密監控。後者追求「兩制」的永久化,也就是分權與自主,「一國」只是聯邦或邦聯式的屋頂。而這個分歧的根源,不只來自當代中國國家內在的強烈中央集權傾向(built-in centralizing tendency),也在於北京對香港主體性的歷史形成欠缺深刻的同情理解。

「一國兩制」的政治承諾與基本法確實為新宗主國國家權力的入侵設下一定限制,然而強大的北京仍然得以運用多重手段對邊陲進行控制。

政治上,最重要的莫過於一再阻撓港人實現普選,防止香港住民在「兩制」實施期間進一步成為一個真正有能力形成政治上集體意志的自治共同體(self-governing community)。其次則是創造在地的統治代理人集團,或者殖民協力者(collaborators),作為間接統治的工具。

在社會面,則試圖透過種種鼓勵內地人移居香港的政策措施達成實質上的「移民實邊」目的,逐步內地化香港人口。從比較殖民史角度而言,這是殖民主義者在移住型殖民地(settlement colony)常用的古典控制策略,例如中國領有的新疆、西藏,以及法屬阿爾及利亞。不只如此,新宗主國還計畫以區域發展之名,試圖將香港整合吸收到珠江三角洲之內,同時造成中、港人口計畫性相互移動、混合(planned mutual relocation and mixing of populations),使其徹底喪失經濟與人文地理上的獨特性(註5)。

經濟上,則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名收編香港壟斷資本階級,激化階級對立,並且創造香港對中國內地之經濟依賴結構。最後,則是透過同化主義式的意識形態控制征服香港人的靈魂。近年香港新聞自由的日益緊縮,以及國民教育科的實施計畫,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在所謂「一國兩制」的保護傘下,香港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自主性,卻竟然持續遭受侵蝕,背後當然就就是北京國家權力的積極滲透。

整體而言,北京對香港實質上採取的是一種漸進但全面同化、吸收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終極目標是將香港整合到單一國家之內,消融其固有特殊性。然而這是一種本質上極富侵略性的國家與民族建構工程(state- and nation-building),必然對香港本土原有的資源分配、社會體制、價值觀與文化認同造成嚴重衝擊,並且導致本土社會的抵抗與反擊。

從2003年SARS危機以來逐步浮上檯面的香港人與內地人的族群衝突,各種本土主義論述的抬頭,乃至最終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其實就是香港本土社會對入侵的北京國家權力所帶來的威脅——尤其是香港共同體的解體危機——的反彈、抵抗與自我防衛。誠如Brass所預測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對邊陲的侵入,威脅了邊陲的利益與認同,因而導致了邊陲的族群與民族主義動員。

4.

九七後中國官方民族主義侵入性的國家統合政策最終激發了當代香港民族主義,然而這個防衛性民族主義的社會基礎是一個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各方面已經形成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所說的「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的香港本土共同體。在某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這個共同體理解為一個形成中的「香港民族」(Hong Kong nation)的雛形。這個本土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就是當代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遠因或者長期的歷史結構性因素。

我們可以從國家與社會兩個層次分析香港本土共同體的形成過程(註6)。在國家的層次上,港英殖民政府一百五十餘年的相對穩定與連續統治在實質上為香港創造了一個以香港、九龍與新界為領土邊界的準主權領土國家(quasi-sovereign territorial state)的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註7)。儘管英國並未賦予香港自治領(dominion)的地位,但在二次戰後卻賦予港英政府以高度的行政與財政自主,港英政府不僅得以自主制定社會、經濟政策,同時還以香港之獨立身分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並在世界各地設有貿易辦事處。

在港英統治下,香港有獨立的法律、文官系統、獨立的貨幣、護照、郵政、海關、國際電話區號與國際組織締約權。這個香港(準)國家制度架構雖然欠缺了大英帝國自治領的自治議會,沒有賦予香港住民參政權,使他們得以行使主權者的統治權,但卻將他們深深整合到社會學家Charles Tilly在晚年著作《Democracy》(2007)所說的現代國家之「公共政治的網路」(network of public politics)之中,使他們與香港(準)國家連結,成為「香港公民」(citizens of Hong Kong)。

在此意義上,「香港市民」一詞的意義不僅指涉城市或城邦成員,同時也指涉國家公民。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國家化」的過程中,經由參與公共政治網路而形成的不僅是個別的公民,而且是共享權利,同時對彼此負有公共義務的「公民全體」(citize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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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揭牌及主任委員布達儀式7月27日於科技大樓舉行,原科技部部長吳政忠出任首任主任委員,承接過去使命再提出四點精進方向,期待透過跨部會協力,布局新興科技與產業。

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稱「新國科會」),7月27日於科技大樓舉行揭牌及主任委員布達儀式,與會貴賓不只涵蓋產官學界,總統蔡英文及行政院長蘇貞昌也親臨會場,共同見證我國科研事務推動最高權責機關成立,為政府組織改造立下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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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科會打造不只是科技部的科技,建立科技與臺灣社會的多元聯繫

臺灣的科技不應該只有科技部,而是還有經濟部、衛福部等所有部會在一起,但是用科技部的名稱出去國外,好像就變成全臺灣的科技都是科技部的。所以我說,科技不會只有科技部的科技,應該是所有部會的總合。

新國科會首任主委吳政忠在致詞開頭即強調「部會合作」的組織核心,表示「科技不只是科技,科技與經濟、社會、環境等面相都有密切的關係」,也因此不應侷限於某個部分,應當是多個部會、學術界、產業界等攜手合作推動。

有別於過去科技部與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以合作關係來協調部會,未來新國科會改以委員會的組織形式運行,透過每月主要部會的首長共同商議策略方向,能夠整合部會資源,協作共達目標,此舉不只立下我國科技發展全新的里程碑,也讓臺灣能夠更靈敏的面對國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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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科會主委 吳政忠。

新國科會前身是1959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又於2014年改制為科技部,過去肩負推動全國整體科技發展、支援學術基礎研究,以及發展科學園區等三大使命,在歷任部長的努力下,更將創新創業加入推動目標。如今的新國科會不只承接過去使命,主任委員吳政忠更提出以下四點未來新國科會所精進的方向:

一、跨部會協力,布局新興科技與產業
儘管臺灣小、科技預算不如國外,但臺灣部會之間高效率、精準連結的合作模式,將成為與國外競爭時的最大優勢,而「跨部會」溝通不只是未來新國科會的努力目標,也是新國科會最核心的思考架構。

二、基礎學術研究奠基
回顧過去兩年臺灣新冠疫情的防疫成果,無論在病毒醫學還是疫苗研發領域,基礎科學研究一直都是技術開發的堅強後盾;所以在臺灣邁向國際頂尖的路上,無論半導體、太空、還是人工智慧,科技的基礎研究與國際互動都將是新國科會注重的發展方向。

三、打造精緻多元的生活科學園區
過去半導體產業已替臺灣打下堅實的基礎,科技園區的產值從2.7兆成長到去(2021)年3.7兆,但除了半導體,其他的產業也需要布局,尤其是精準健康、智慧農醫、電動車、太空科技、低軌衛星等「接近生活」的重點產業。

四、實踐科技的人文社會價值
隨著科技與生活拉近距離,未來的科技發展必然需要與社會需求、環境永續連結,回應外在社會環境的變化;此外,科技人才培育、加強臺灣女性在科技面的投入比例,都將是未來新國科會欲強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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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探究,就會發現上述新國科會的策略方針並非憑空發想,而是源自對產業發展的細微觀察與豐富的知識、經驗的珍貴結晶。早在吳政忠任職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副執行秘書時,就已觀察到「當科技更接近生活,產品價值就會大幅度的翻倍成長」的現象,再回顧臺灣善於代工製造零件的發展歷史,才萌生「將臺灣強而有力的製造技術與創新想法整合」的初步想法。

但是「整合」一詞的背後,需要的是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業實務之間的環環相扣,過程不只涉及公私跨部門、跨領域的協調,也是一個漫長轉換的過程,並非一蹴可及。最後,在數年醞釀及無數人的共同努力下,儘管過程困難重重,以「部會合作」思考為核心的組織架構「新國科會」終於順利誕生,讓整體國家的科技發展得以提升至行政院層級的高度,向下整合上中游的基礎研究、下游的應用研究及產業實務的連接,創造更多的商機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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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科會的挑戰與期許,後疫情時代的科技人文關懷

如今全球進入後疫情時代,國際關係變動不定,更面臨供應鏈重組、數位轉型等產業挑戰,科技作為國家發展重要的中堅力量,勢必需要更快速的布局因應,在變動中搶得先機。但除了研究與創新,科技與人文社會的結合也是新國科會的一大核心。

隨著人工智慧、太空等科技發展,生活中科技將無所不在,因此未來傳統產業必然將被完全翻轉,此時人文社會科學就扮演嫁接技術與生活文化的重要橋樑,彰顯科學研究成果對人類福祉的巨大貢獻。但這一切的前提是科技與社會必須主動伸手,彼此接觸、相互了解,攜手促進社會總體的福祉發展。新國科會成立之日,同時也是「國科會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註]」揭牌日,便能看見國科會對人文的用心,除了前述四大重點外,對於女性人才的培育、原住民教育的深耕、環境永續,都將是國科會的重點目標,如何透過科技連結社會的需求,正是新國科會追求的核心,因此新國科會不只是部會整合、資源分配與未來展望而已,更是將科技應用在民間的推動者,同時成為科技與人文交流的平台,最大化科技對總體社會福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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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國科會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於110年8月開辦,位於科技大樓1樓,是臺灣公共托育協會承接的第一間職場教保中心。以平價、優質、非營利、社區化之方向營運,希望透過政府與公益法人團體協力的方式,結合民間團體資源,提供孩子優質的教保品質,減輕社區家庭照顧負擔,提升教保人員工作環境與權益。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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