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雇關係的公道與公義:攸關勞動者命運的重大難題

勞雇關係的公道與公義:攸關勞動者命運的重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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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公道在於分毫不差的交換;如果有任何著眼於雙方地位之處,也不會偏向雇主的一方。勞動者的整個命運最終是依附在這個重大難題上。許多較次要的利害問題有時候也可能出現,但都是從它衍生的。

文: 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

我們向任何人要求提供勞務時,對方可能無償提供,也可能要求報酬。關於無償提供勞務,在此無需多談,因為那屬於情感的問題——不屬於交易。假如對方要求報酬,而我們希望給予絕對公平的對待,顯而易見,要公平就得拿時間償還時間,拿力氣償還力氣,拿技術償還技術,如果某人為我們工作了一小時,我們卻只承諾以半小時工作償還,那麼我們就是占了一份不公道的便宜。如果情況相反,是我們承諾回報他一個半小時的工作,那就是他賺到不公道的優勢。

公道在於分毫不差的交換;如果有任何著眼於雙方地位之處,也不會偏向雇主的一方:只因某人貧窮,他若是今天給我一磅的麵包,我明天就還他不足一磅的麵包,當然沒理由稱為平等;只因某人沒受教育,他若是為我服務而用了某數量的技術與知識,我就該回報他數量比較少的技術與知識,這樣扯平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也許最終我應該回報比他給我的還多一點,才顯得可取,或至少是像個樣子。

不過眼下我們只關注公道的法則,也就是完全而精確交換的法則-這個公道報酬的根本概念原有的單純性只受一種條件干擾-鑑於勞動(恰當導引之下的勞動力)和種籽一樣會有收益,先供給的(或「預先墊付的」)勞動力所帶來的果實(即所謂的「利息」)應當一併計算,後續的償還要加算額外勞動力為利息,才能夠互不相欠。

假定償還期定在年底,或定在任何其他時間,都可以大致加算這個利息額;但由於用金錢(即現款)支付的報酬與時間無關(端看接受給付的人是否要立即花用或等到幾年後才用),我們只能概括推斷,先付出勞動力的人應要在取得報酬的淨值上略占優勢,所以典型的成交條件就是:如果你今天給我一小時,我便在你之後提出要求時還你一小時五分鐘;如果你今天給我一磅麵包,我便在你之後提出要求時還你十七盎司的麵包,其他依此類推。讀者需要注意的只有一點:償還的量起碼在淨值上不得低於先給付的量。

抽象概念上,就勞動者而言的公道或應得的工資,就是他拿的這筆錢隨時均可幫他取得至少等同他曾付出的勞動力,只可多不可少。注意,這個衡平權益或公道報酬完全不受願做某工作的人有多少影響。假定我要給我的馬裝馬蹄鐵,可能有二十位鐵匠,或兩萬位,願意做這個工;鐵匠的人數卻絲毫不會影響接下這份工作的人得到公平合理的報酬額。他做一副馬蹄鐵要花費一生中的一刻鐘時間,要用一定的技術和氣力做它。而我以後某個時候必須從我(或由我支配的他人)的一生中抽出一刻鐘-外加幾分鐘-還給這位鐵匠,並且還給他等量的技術和氣力,外加多一些技術和氣力,去做這位鐵匠可能需要的事物。

這是償還性報酬的抽象理論,實際應用起來卻會有所改動,因為支付報酬的預定勞動力不是特定的,先取得的勞動力卻是特定的。現行的硬幣或紙鈔其實就是向國家支領任何一種定量工作的許可證;因為凡有立即需求一律適用,價值比特殊勞動力能夠達到的程度高得多,以至於拿較少量的這種通用勞力的支領許可換較多量的特定勞力,人人都會同意這是公道的等值交易。不論哪一位工匠,都甘願拿自己的一小時工作換來半個小時的國定工作支配權,甚或只換來少於半小時也甘願。

這種不確定的報酬來源,加上技術的貨幣價值不容易規定,使得確認(甚至估算)任何一種勞工該領多少錢的工資都成為相當複雜的事。這些困難卻不會影響交換原則。工作的價格高低也許不是輕易算得出來;但工作本來就能值錢,能值多少和物質的比重一樣固定而真實,雖然物質與許多別的東西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可能不大容易斷定其比重多少。估算工作價值高低固然是難事,其困難度與或然性卻不會比斷定通俗政治經濟論中一般的極大極小值有過之。

不論是哪一種交易,買方都不可能精確斷定賣方首肯的最低價是多少;賣方也不可能對於買方出價的最上限十拿九穩。雖然雙方都不可能確切知道,卻不會因此就使他們不再千方百計要把對方逼到最吃虧的地步,也不會使他們因此就不相信力求以最低價買入與以最高價賣出才是合乎科學的原則,儘管哪一方都搞不清楚真正的最低最高價是多少。講求公道的人也一樣,他認定付給公道價格就是科學原則,即便無法精算出公道價格的上下限,仍然會力求做到最接近公道的程度,一個他估算出來的實際可用近似值。

用合乎科學的方法估算某人的工作應得多少報酬比較容易,要估算他迫於需求會接受多麼低的報酬卻比較難。究竟哪些需求是他非滿足不可的,只能憑經驗確知;他應得的報酬該是多少,卻可以用分析的方式查明。這兩種情況,一個可以像學童做算術題那樣,試算到答案對了為止;另一種則經由計算過程將得到的結果歸入一定的限度之內。

假定某一項勞動的工作量已經都有確認的公道工資額了,我們就先來檢視一下在情況對買方或雇主有利(即是有兩個人願意做工作,卻只有一個人要找人做它)的時候,公道與不公道工資的模式如何。

不講公道的買者強迫兩個願意工作的人比賽誰要的報酬少,把兩人的要求壓到最低。我們再假定競價成功的這個人甘願只拿公道工資的半價。

於是買方就雇用他,另一個人沒被雇用。因此,首先出現的後果,或顯而易見的後果,便是二人之一遭到淘汰,或者說是被斷了生路。若是按照公道程序讓最佳的工作者拿到應得的代價,所產生的結果和不公道程序的後果一般無異。多位寫文章駁斥我第一篇文章的人士一直沒看到這一點,他們都認為不講公道的雇主會把兩個人都雇用。其實他和講公道的雇主一樣不會同時雇用兩個人。兩種雇主的唯一差別(一開始)就是:公道雇主付給受雇者單人勞力的代價夠高,不公道的雇主付給的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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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一開始」,是因為這最先出現的或顯而易見的差異不是真正的差異所在。按不公道程序,工作固有代價的一半落入雇主手裡,雇主因而可以用同樣不公道的工資再雇用別的人來做另一種工作;最終的後果是,他用半價雇到兩個替他工作的人,另外有兩個人得不到雇用。

按公道程序,第一件工作的完整代價會進入得到工作的人的口袋裡。因為雇主手上並沒有折扣下來的工資,就不能再雇別的人來做另一件勞動。然而,雇主掌握的支配力因此變小了多少,受雇的那位工作者的支配力也就變大了多少。這也就是說,手上沒被扣掉的半數工資,可以拿來僱別人為工作。

我現在假定一個最糟的卻頗有可能發生的情況:這個被雇用的人自己雖然受到公道待遇,卻不公道地對待不如自己的人,只要能把工資壓低到半價,就拿半價雇用別人。這種情況的最終結果就是:一個人按公道代價為雇主工作;一個人按半價為這個工作者做事;還有兩個人得不到雇用,情形和上一個例子一樣。

我已經說過,這兩個人在兩種假設情況中都是被淘汰的。公道程序與不公道程序的差別不在受到雇用的人數多少,而在於受雇者被給付的代價,也在於付出代價的人是誰。我希望讀者看明白的根本差異是,不公道的例子中是兩個人為一個人工作——第一個雇主雇用了兩個人。公道的例子中,有一個人為第一個雇主工作,另有一個人是在為這受雇者工作,依此往上或往下類推各種不同等級的勞務。有了公道,影響力就推進;沒有公道,影響力便被遏止。

因此,公義在這樁事上的普世且一貫不變的作用,就是削弱財富的支配力,削弱集於一人之手的財富支配大群民眾的力量,並且使財富經由一連串人分配出去。這筆財富在兩種情況中發揮的實際力量是一樣大的;不同的是,不公義會把財富全部放到一個人手裡,使得他能同時支配周遭眾多人士的勞動力,而且支配每個人的力道一樣強;透過公道程序,他能影響的只有最靠近他的那個人,財富的能量再藉由那個人傳出去,但是力道已經削弱,而且被其他想法改動了,這樣傳出去直到能量耗盡為止。

公義在這方面的直接作用因此便是削弱財富的支配力:首先是把財富攫取奢華逸樂的能力削弱,其次便是執行道德上的影響力;不容許雇主為一己之私而聚斂這麼眾多的勞動力,也不容許這麼多人的想法順從他一個人的意願。公義的間接作用也不會比較不重要。若是一群人都替某一個人工作卻只拿到不足的報酬,會使每一個有心提升自己地位的人陷入最大困難。這種系統傾向抑制人往前進。反觀充足或公道的報酬,是向下分配給層層的職級或勞力,使每一個居於從屬地位的人得到公平而充足的資產,他若想力爭上游,就可以運用它。所以這不僅削弱財富的直接支配力,也排除了貧窮的最不利障礙。

勞動者的整個命運最終是依附在這個重大難題上。許多較次要的利害問題有時候也可能出現,但都是從它衍生的。例如,下層階級的人們一旦發現,自己的工資名義上(各方面看來也的確是)有一部分拿出來繳稅(好像是百分之三十五或四十),往往就會心生不安。工資這樣被扣似乎十分嚴重;但勞工其實沒有付稅款,付稅的是雇主。假如工人不必付稅,他領的工資就會恰好少了這一部分,而迫於競爭,他們的生活水平仍會低到不能再低。

下層階級的人曾經鼓吹廢止穀物法,以為麵包價錢便宜了他們就能過得比較好;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一旦麵包的便宜價格固定了,他們的工資也會固定在下降到恰好相同比率的低價位上。穀物法廢止是對的;不過不是因為這套法規直接壓迫了窮人,而是因為它導致大量的窮人勞動力無益地消耗。所以說,不必要的課稅因為減損了資本額而傷及窮人,但是窮人的命運根本上永遠繫於能不能拿到應得工資這個問題。

他們的困苦(不拘是怠惰或小失誤、犯罪所招致的困苦)廣泛起於競爭與壓迫的兩種反作用力。目前世界上還沒有真正的人口過剩,多年之後也還不會有;競爭的壓力必然會凸顯地方性的人口過剩,說得再精確些,是地方人口在既有環境條件下,因為缺乏事先規劃與足夠機制而出現難以管理的情形;再加上買主利用這種競爭打壓窮人勞動力的價格,同時釀成窮人與買主自己的苦難;因為這樣做(我相信其他各種奴役亦然)會使壓迫者最終受害甚於被壓迫者。

波普《道德論》(Moral Essays)的詩句說得雖好,仍道不盡個中實情——

然而,要對坐擁不義之財的可憐人公道,
他們每人不過是恨人如己:
在寶礦中不得翻身,同等命運降臨
掘寶者為奴,藏寶者也為奴。

(〈詩體信三:論財富之用〉〔Epistle III. Of the Use of Riches〕)

我接下來要檢視公義在這方面有哪些附帶的與反向的作用(因為有必要先定義價值的本質);然後就要細究在什麼切實可行的條件範圍可以確立比較公道的制度;最後再談到失業工人的命運這個傷腦筋的問題。為避免讀者對於我們的探討內容似乎有某些傾向感到驚恐,以為這樣對財富的支配力反感是和社會主義立場相同,所以我希望讀者能確切了解我在談的某些要點。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給後來者言:商人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網路與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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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
譯者:薛絢

一百五十多年前,社會評論家約翰・拉斯金寫下《給後來者言》,對當時的英國社會投下一枚震撼彈,與眾不同的觀點引起了許多激烈的譴責。商人該堅守的理念是什麼?追究商業的意義與目的,點出商業行為的真正目標與原則;釐清「財富」與「價值」的定義,重新思考何為「富有」、「快樂」;回歸「公義」與「人」,解析十九世紀就已存在的勞動問題。

真正的公義,是削弱財富的支配力、執行道德上的影響力。雇主不該因一己之私低價斂聚勞力,應以合理待遇聘用優秀職工,將財富、勞動機會、自我提升的能力傳遞給整個國家社會。拉斯金認為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應是國家和人民的福祉,而非個人商業財富的累積。財富的意義在於能為人所用並創造意義。真正的富有,不是積聚錢財恣意享樂,而是能將錢財化作能深刻豐富生命的體驗。人,才是財富所在。

我一開始讀這本書就停不下來,它緊緊攫著我不放……我整夜未眠,決心根據這本書裡的理念改變我的人生。——甘地〈一本書的神奇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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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國仲、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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