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兒是一個很好的女孩......」這名菲律賓家務工在被雇主試圖性侵時殺了對方

「我的女兒，是一個很好的女孩。」

嬌小，裹著頭巾的老母親，這幾天在不同場合不知道說了多少次，每次一開口，年邁的臉龐就像擰不乾的濕毛巾般不斷流淚。

她是Jennifer Dalquez的媽媽，Jennifer在2012年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當家務工，初到時第一份工作雇主就對她有不軌意圖，她因而轉換工作。2014年，她在被僱主即將性侵得逞前，以對方手中的利刀殺了對方，於是被判處死刑。

那天是移工組織Migrante在菲律賓大學辦講座，第一位組織派出的講者在說話時，尤其當解釋從馬可仕時期到現在的杜特蒂，政府如何精心設計法令，讓菲律賓變成一個輸出外勞、賺取外匯的國家，台下不少聽眾發出嬉笑聲，但輪到Jennifer的媽媽開口時，台下便肅靜了起來。

「我的女兒，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後面的雖然我聽不懂，但我知道老母親在說的，是她的女兒不是兇手，把女兒送出國的糟糕經濟才是兇手。

他們是來自民達那峨的貧困農民，能讓女兒不務農、接受教育就很了不起了，若要出國工作還需要一筆仲介費，因此最貧困的家庭通常湊不出費用。

而即便中東國家法律對移工最沒保障，移工被殺或受不了自殺的故事到處流傳，但中東的仲介費最低，因此還是有大把大把的移工向那邊去，造就了Jennifer的悲劇。

她不是首例，2月底時，在科威特工作的Jakatia Pawa於凌晨3時被處死，我還記得，Migrante辦公室的人一起床接到消息都錯愕無比。處死前都仍有證據顯示她沒罪，而最後看到的新聞畫面，她的葬禮沒有一朵鮮花，也沒有擺上蠟燭。

Migrante的成立便是跟這些被判死刑的移工有關。

Flor Contemplacion，1995年在新加坡被處死，她被控殺人，判刑過程對她極為不利，也顯示出菲律賓政府對這些移工的漠視。當年，她的故事被拍成電影《The Flor Contemplacion Story》，但在20多年後的今天，還是有許多移工處於險境。

在移工分佈的國家中，Migrante的「最大宗客戶」就是中東國家，根據他們告訴我的數據，每10個被運回來的移工屍體就有5個來自中東，而目前全世界面臨死刑的菲律賓移工，大概有接近90位。

「菲律賓政府從來不積極處理這些移工的案件，只管把人送出去，反正對他們來說，這些在國外死去的移工佔太少數了，」跟我說話的Anna，用拇指跟食指捏出三公分的距離，「一點價值都沒有。」

Anna全家總共有五個移工，她的爸爸也曾在中東坐過牢，而許多移工在當地常因不熟悉宗教或文化，也沒有錢請語言通的律師，所以發生什麼事就是送進監獄關一陣子。那天也有另一位叔叔分享他四次去中東的工作經驗，他自嘲地笑說沒有一次沒進過監獄，直到最後一份合約認識Migrante，才知有求救途徑。

Migrante的總部位於馬尼拉，因此有需求的移工家人，往往得放下工作花一筆車資前來，而負責聯繫政府各部門、幫助申訴案子的就是Migrante，不停催促步履緩慢、被動的政府也是Migrante。「很多個案子或資訊，政府根本不知道或很晚才知道，所以移工發生問題時會先找我們。」一個資深的組織工作者告訴我，這個情景好似曾相識......

死刑近日也在菲律賓吵得沸沸揚揚。眾議院目前已經通過修法，針對毒品相關的重大毒販執行死刑。反對者指出，2/3的死刑犯收入不及最低工資，無法聘請一名律師，且過去法院常有誤判的情況，然而，目前眾議院代表有近三分之一都來自杜特蒂的政黨，使反對的聲音難以抗衡。有媒體採訪一位自稱曾是移工，現要為「國家的現代英雄」（modern-day heroes）發聲的議員，他說他會投下支持票，儘管很多移工在各國被判死刑。

我把議員的名字傳給Migrante的朋友，問這人是你們的同夥嗎？他翻了一個大白眼一樣激動地回我「NO！」

「你知道他擁有全國最大的一間仲介公司其中之一，且我們接過移工控訴這家公司嗎？」

這世界真是無奇不有。

註：在國際施壓下，Jennifer被處死的決定被延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至少現在還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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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