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陰陽面:混合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儒家與基督教、威權的天性與民主的做作

蔣介石的陰陽面:混合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儒家與基督教、威權的天性與民主的做作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為了追求國家強大,導致他走進複雜的意識形態:其中,民族主義、民主制度、儒家思想、列寧主義、基督教,乃至一點點秘傳的法西斯主義,都很不舒服地攪拌在一起。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夏偉(Orville Schell)、魯樂漢(John Delury)

蔣的陰陽面

如此便是蔣介石身為中國「最高領袖」雲霄飛車般地大起大落︒只是,讓他身為領袖而與眾不同的東西,推動他的思想、制約他下決策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在中國進行改革、重振富強的大歷史中,他該如何歸屬進去呢?

跟他崛起的動盪歲月一樣,蔣介石是混合多方衝突的產物: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儒家與基督教、威權的天性與民主的做作︒一方面,他是傳統派,崇敬儒家「君子」觀念,君子是由修身而得到更高的意志及領導能力的人︒他熱愛中國傳統經典,其領導權的中心設想,便是不知疲倦地(有人則說是令人厭倦的)努力,試圖把傳統美德恢復給他的政府與社會︒他酷愛唐詩,書法寫得也還說得過去,而且忠實地寫儒家風格的日記,每日自省︒

他不會說西方語言,而且除了留學日本及短暫的俄國之旅外,大致上對外部世界所識不多︒他敬仰軍事紀律、控制、秩序,而且是熱誠的愛國人士、民族主義者,中國在世上的命運,他感同身受︒當政治生活變得太激烈時,他有種傾向,便是誇張地跟政治嘔氣而「下野」,佯裝出古典士子的派頭,常去山間碉堡隱居,過一段由來已久的蟄居日子,進行儒者的反省和自我檢查︒

另一方面,靠著娶了受美國教育、講英語又虔信基督教的夫人宋美齡,蔣介石轉而閱讀福音書,每天祈禱,甚至在日記裡零星談起耶穌漫長的受難︒只是,他努力想橫貫東西兩方,卻給自己帶來始終無法解決的衝突︒這些衝突的核心點乃是一個煩人的事實:即便他把西方視為加害中國的一方,但跟他的恩師孫中山一樣,他始終無法讓自己與西方完全切割,遑論放聲說出,自己對西方之虐待中國實感憤慨︒再加上他太太如此西化,在某種象徵意義上,甚至可說他娶了西方︒

二戰期間他與英美結盟,變得更仰賴於曾把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之身的同一批國家,他發現自己夾在衝突當中,異常痛苦,這件事可以由他非比尋常的服飾習慣得以印證︒無論身穿普魯士將軍式剪裁筆挺的軍禮服,飾以肩章、勳章、閃亮皮靴及指揮刀,還是披上西式斗篷戴黑呢小帽,抑或穿著傳統風格的儒家長袍,足登棉跟鞋,不然便穿高領的中山裝,給人的感覺是蔣介石出入於東、西兩方的衣著,都很喜愛︒儘管他滿口儒家,但有時候會拿根細長手杖當行頭——他以西安事變時,自己想逃跑而背部受傷,作為拿手杖的藉口——這讓他多了一股英國殖民地居民拿手杖昂首闊步的矯揉造作︒

雖然他愛穿誇張的衣著,但蔣介石極為保守,躲在傳統中國的背景裡,最令他感到舒適︒另外,他是個盲目的愛國主義者,而愛國心的根源與他的共產黨對手一樣,都是國族自尊受到了重傷︒誠如他所見,不平等條約「真使我們中國人格喪盡,廉恥掃地」︒此一令人難受的過程,在他只能眼睜睜看著日本人占領自己國土、徒增自己的羞辱感之際達到頂點︒

「想到蔣介石,首先浮上心頭的便是硬頸中國人之自尊心︒」白修德寫道:「百年恥辱,他跟他的人民都感受到了——私下感受到︒這恥辱傷得他如此之深,以至於在他人格的各方各面都看得出來︒」

或許是想治療國家的貧弱難題,但卻無能為力,這讓他快爆炸卻還要抑制,或無法控制而突然發怒︒白修德回憶說,蔣介石的舉止「帶著冷硬的自律——只是有時候會陷入發怒、大喊大叫、亂丟茶碗茶碟、撕裂文書紙張,氣得無法控制」︒白修德還說,蔣的怒火時作時輟,等級不一,從「隨意打人到殺人」都有可能︒

蔣介石自尊心強烈,對外國人的毀謗十分敏感,其實反射出一種民族受傷的感受,而且蓄積在他體內幾十年之久︒他的感受,跟五四運動示威者覺得矮人一等,其實是同一回事;不如人的感受在五四運動中激發出民族主義,無情地攻擊舊有的思想和行為方式,但是在蔣介石身上,民族主義卻拉著他回歸傳統,讓他衝動地、無可抗拒地想恢復中國的「基本精神」;他很珍惜這個觀念,一如孫中山很珍惜重振「民族精神」︒

蔣介石的演講及著作充斥著激情的規勸,要中國人不僅該追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另應回歸儒家的美德核心,他認為那才是民族復興最確定之路︒他對陳獨秀之流殊少同情;那些人的學生信徒曾湧上北京及其他城市的街頭,高喊打倒「孔家店」︒蔣介石認同這些示威者流露出的「中國人的戰鬥精神與愛國心」, 但他們必欲摧毀中華文化遺產,只令他覺得像虛無主義︒

蔣介石質問說:「是不是推翻禮教、否定本國歷史就是新文化運動?盲目崇拜外國,毫無抉擇地介紹和接受外來文化就是新文化運動?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所要的新文化,實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險了 !」

政治上,蔣介石是革命黨,但文化方面,他卻是傳統的支持者︒一九三三年,他宣稱,「因此我們要做革命黨員,必先要以精誠來保持固有的道德和傳統的精神,才能復興民族最高的文化,恢復民族在世界上他特殊的地位︒」

不平等條約與反帝主義

蔣介石最不滿的重心乃在「最殘忍最堅強的不平等條約」,依他所見,這些不平等條約依然「束縛」著整個中國︒這些條約當然侵犯了中國主權,但蔣介石認為其最可惡的地方,在它們導致中國「民氣的消沉」︒

在蔣介石的言談和著作中,一股悶燃的排外主義隨處可見︒早在一九二五年,五十多名中國示威者遊行於廣州市,行經沙面時,遭英軍槍殺,其中有些是黃埔軍校的學生,史稱「沙基慘案」︒蔣介石憤怒地在日記中寫道:「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如何可以滅此橫暴之陰(英)番?」

蔣介石一再地把中國的困境歸罪給不平等條約,並下決心贏得其廢除︒他寫道:「我們中國百年來國勢的陵夷,民氣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條約為造因︒不平等條約訂立的經過,全為中國國恥的記錄︒」

的確,一等到他以中華民國的總統身分定居南京,蔣介石便大膽宣布,他打算廢除一九三○年以前授予外國人的治外法權︒可嘆的是,這個階段他的政府依然太虛弱,而西方是那麼不肯妥協,日本人不肯寬容,以至於他始終無法履行自己的誓言︒ 要等到一九四三年,美、英兩國終於同意廢除不平等條約裡的一切條款,這個令人憎惡的、被迫「割地賠款」的體系才告結束︒

對蔣介石來說,由這些不平等條約衍生出來的「國恥」,是整個國家的「丟臉」,只要翻看他的著作,很難不馬上遇到此一主題︒一九二八年,北伐統一中國成功沒多久,他便對自己的「國民革命軍」將士說:「今日只有忍辱負重、臥薪嚐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效法往哲先賢的志節,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國恥必可洗雪」︒

呼籲忍辱,等到復仇,蔣介石認同的是古代越王句踐的傳奇︒儘管年代相當久遠,中國人至今仍然很熟悉此一《基督山恩仇記》風格的歷史︒句踐敗給敵國吳國,國家幾乎滅亡,自己也入吳為奴,但他刻苦忍受自己的際遇,有朝一日打敗仇人夫差、復位統治而洗刷恥辱的決心不曾動搖︒為了不忘自己的恥辱以及復仇的責任,句踐睡在「薪」床上,頭上掛著苦膽,強迫自己每天舔嘗,藉此集中心志,尋求報復自己與國家遭逢的屈辱︒句踐的故事,便是常用諺語「臥薪嘗膽」之出典︒

蔣介石深深景仰句踐的忍耐、剛毅及決心。事實上,一九二八年日軍進攻山東省濟南市周遭,而他感到最無力抵抗之後,他就用句踐的格言,頒布指令給北伐軍將士說,「今日只有忍辱負重。」 從當時起,他就在日記上開設特別區塊,以「雪恥」起頭。為了不忘自己的諾言,他寫道:「余自定日課――以後每日六時起床,必作國恥記念一次,勿間斷,以至國恥洗盡後為止。」

一九三一年九月,發生九一八事變,日軍以蹂躪滿洲的城市瀋陽,作為南進的起點。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在日記寫道:「勾踐入臣,不惟臥薪嘗膽,而且飲溲嘗糞,較之今日之我,其耐苦忍辱,不知過我幾倍矣 !」而一九四九年之後,蔣介石孤絕於台灣,更有理由把自己想像成古代英雄句踐的現代版了。

中國之命運

蔣介石最具實質的筆寫作品,也是外人得以最清楚感受到他的敏感的著作,便是《中國之命運》,這是一本反帝國主義的吶喊,在學者兼編輯陶希聖的協助下繕就,並在一九四三年中國對日艱苦抗戰最黑暗的日子出版。雖然他的國民政府與英國人、美國人結盟密切,但這本小書對「外國經濟壓迫的毒」、「陰險與毒辣的……帝國主義者用心與手段」而產生的恥辱感充盈欲溢。 藉著《中國之命運》一書,孫中山提倡的民族主義、談到的痛苦,只是文火慢燉,蔣介石則承接過來,煮到沸騰。

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此一宣言的第一頁寫道:「外來侵略的武力,擊破我們國家的防線,佔據我們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領域,則我們中華民族,迫不得已,激於他所受的恥辱和他生存的要求,乃必起而誓圖恢復,達成其復興的目的︒」 另「非至於河山光復,不能停止其雪恥救亡的運動︒」總結晚清自強派傳承下來的思維,蔣介石聲稱,「要知道我們中國自鴉片戰爭,經甲午,歷庚子,以至於辛亥革命,國民一致的要求,是雪恥圖強,國民一致的努力,是富國強兵︒」 沒錯,在一九二七年,成立「國恥紀念日」的人正是蔣介石,他還採用了一個在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之後便流通開的口號:「毋忘國恥」︒

要一個像蔣介石這樣的如此看待中國積弱、自尊心強烈的人,在戰爭歲月裡極其仰賴於英、美恩惠,其實很不容易︒傷口灑鹽的還有:蔣介石很便發現,美國派了一名軍官來當他的參謀長,此人便是綽號「醋酸喬」的史迪威將軍︒隨著戰爭演進,史迪威愈來愈輕視蔣介石,認為他不願把國民黨部隊投入對日作戰︒(雖說蔣介石指望盟軍會勝利,但事實上仍保護自己部隊,準備與共產黨打內戰,他知道日本人投降後,內戰就會發生︒)雪上加霜的是:史迪威蔑視蔣介石,說他是「花生米」,而且公開斥罵蔣介石是「固執、有偏見、自負的獨裁者」,而且「原因在他周遭的人,每個都唯命是從……沒人敢跟他講不快的事實,因為他瘋了︒」

若說史迪威激怒了蔣介石,那麼這位中國領袖在《中國之命運》的反外國修辭則還以顏色,而且叫他置身外交困境︒少數幾個能閱讀《中國之命運》原文的外國人,往往會因書中的排外主義而生氣,這也就無足為奇了︒由美國總領事館轉任史迪威幕僚的中國通謝偉志(John S. Service),便把該書稱為蔣版的《我的奮鬥》,因為書中譴責「外國侵略是一切中國麻煩與失敗的禍因」,謝氏認為,該書是本「頑固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強烈的作品」︒

蔣介石的謀士夠聰明,認為二次大戰還如火如荼,書最好不要譯成英文︒事實上,他們很快便把中文版都下架,不再流通︒今天閱讀這本書,讀者可以清晰感受到蔣介石的怒氣有多深,還有他強烈渴望看到中國恢復統一,恢復到正當的國際地位,有實力跟影響力,一如在他之前的許多中國先賢︒另外,幾乎每一個他想達成的目標,關鍵之道乃是動員民族主義之精神︒他不知疲倦地頌揚民族主義,認為「人類感情中最值得重視的一種感情是民族感情;因為民族是天然力所造成的,所以團結民族,就要靠人類天然具有的情感︒」

Chiang1933
Photo Credit: Wikimedia Public Domain
先訓政再民主

雖然蔣介石在他的演講及著作裡大量談到「憲政民主」、「解放」及「自由」,但他那麼做的時候,態度相當隨便,一如孫中山︒對他來說,這些都是模糊的、長期的目標,較之中國當下的存亡奮鬥、國家復興,幾乎不怎麼重要︒民主很好很棒,但要看時間,還要看它是否有助於他的主要目標,即團結、富強與國際地位︒不然呢,蔣介石是個務實的人,願意用一切必要手段,來創造有紀律的國民黨及強大的、中央集權的政府︒

他在《中國之命運》裡寫道,中國人必須「自立自強以進於獨立自由」︒ 儘管他相當瞭解,中國的自由派人士把民主制度理想化了,跟某些「新文化運動」的死忠人士不同,他可不打算很快就為奢侈的民主埋單︒取而代之的是,他頻繁而又輕蔑地警告說:「全盤西化」是個危險的想法︒

只是,儘管他一直堅稱,中國需要一段長時間的「訓政」,但碰到任何暗示他是個「獨裁者」的說法,他就剛毛直豎,保護自己。說到底,為了追求國家強大,導致他走進複雜的意識形態:其中,民族主義、民主制度、儒家思想、列寧主義、基督教,乃至一點點秘傳的法西斯主義,都很不舒服地攪拌在一起。

孔子遇見列寧和墨索里尼

總而言之,蔣介石最看重的,是中國在難以駕馭的現代化過程中,必須維持秩序跟穩定的外貌,因此他想,回歸儒家可視為未來力量的泉源。畢竟,在儒家的待人接物格局裡,一個理想的家庭意味著尊重精細安排好的規矩,每個人都接受預先制定的等級制度裡自己被委派的地位;要尊敬父母和長輩的權威,然後以虔誠的、有紀律的態度,扮演自己被預設好的角色。

有子在《論語》說過一句著名的話:「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跟模範家庭裡的孝子一樣,國家的好公民對領袖有尊敬、忠誠及服從的義務,必須無私地同意父母之國發號施令,蔣介石認為這樣是好的道德力量——當然,領袖是他,獲得這樣的服從是天經地義的事。當然,自遠古以來,所有的「天子」都是這麼設想。

蔣介石與宋美齡熱衷於恢復儒家道德,便策畫了一場他們稱為「新生活運動」的精神兼政治活動。宋美齡解釋,這場運動的思想觀念是「把人民從愚陋、貧困、迷信,以及匪亂後種種的天災人禍中救援出來,即使暫時把國外侵略一個問題擱開,亟待解決的事情還是很多。」新生活運動以儒家基本道德「禮義廉恥」為根,但也摻上很多宋美齡的基督教道德思想,強調諸如個人衛生、忠誠、謙遜、恬淡、禁慾、愛國心及反共思想。這個大雜燴讓美國《時代》雜誌嘲笑為「此一瘋狂之中有循道宗的氣味 !」可嘆的是,這項活動被太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蔑視為倒退逆行及頭腦簡單,而且也從未吸引草根大眾,他們掙扎奮鬥只求能活下去。

假如靠著儒家取暖,也無法充分鞏固蔣介石創造新領導中心的各項努力,那麼還有一個藥方,效力甚至更強,可以拿來使用。蔣介石跟他恩師孫中山一樣,深受列寧指示所啟發,即建立紀律緊密的黨組織,而由一小群嚴格受控的「職業革命家」領導,都謹遵中央決定的意識形態。

一九二三年八月,孫中山把蔣介石說成是自己「最信賴的助手」之後,命他為首,帶一支代表團到莫斯科,研習軍官的政治訓練技巧,還有列寧式黨組織的原則。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白色恐怖」,清除共產黨,但很諷刺地是,當時的國民黨已深深浸染於列寧主義的思想與做法了。一九三二年,在一次沒有紀錄的演講當中,據說蔣介石這麼說:「假使我們想革命成功,必須創造黨獨裁。」

在中國歷史裡,二十世紀的前二、三十年是這樣一個時期:很多革命者,包括蔣介石在內,都在全球政治與文化裡東尋西覓,挑選一切可能「管用」的東西。對一九二○年代的蔣介石,「採買菜單」裡當然包括列寧主義與其「民主集中制」的建黨原則。接下來,在一九三○年代初期,有一段時間他跟德國、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眉來眼去。他一開始受列寧主義吸引,接下來則是法西斯,完全是因為他對領袖強大感到興趣,此外還因他執迷於掌控、服從與政黨紀律。雖然希特勒、史達林或墨索里尼之流的狠毒十足,蔣介石從未流露出沾上一點邊,遑論使用,但這些集權體系有些面向,很吻合他懷舊版本的儒家傳統,因此受其吸引︒

誠如德、義法西斯分子把傳統的父權文化元素,焊接到他們的意識形態裡,使其更有魅力,蔣介石發現,自己想強調民族文化、秩序、上下尊卑及正統,竟與法西斯主義有一致之處︒有一度,據說他甚至講,中國有必要把自己「納粹化」︒ 而且他真的允許在國民黨內,創造原始又模糊的法西斯組織如「藍衣社」,而掛上「力行社」這樣的正式名稱,以軍隊方式組成社群,據說該社散漫仿效的對象,便是希特勒的「褐衫隊」及墨索尼里的「黑衫隊」︒

但蔣介石的法西斯傾向,比起他的歐洲同儕,發聲力道遠遠不如︒一大關鍵差異是,蔣介石的威權主義較接近傳統中國的秘密幫派,而非以大眾為基礎的政治組織︒就這一點及其他方面看來,蔣介石顯然沒那個能力︒而提倡大眾政治組織這門藝術,他的對手兼死對頭毛澤東,顯然則是大師︒

主張向這些一點也不民主的傳統取經,蔣介石倒是說得直接了當︒他景仰德、日兩國組織完善又紀律嚴謹的軍隊︒一九三四年,他甚至歡迎希特勒派遣的德國塞克特(Hans von Skeekt)、范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兩位將軍當他的顧問︒蔣介石想起孫中山著名的比喻「一盤散沙」,此時他似乎覺得:若是原始法西斯組織能夠充當黏合劑,這個理由已經足夠有正當性了︒而在這個比喻的世界裡,倒致解體的元素可是一點兒也不受歡迎︒蔣介石曾警告說:「一片散沙……是不能存在的」︒

斯諾寫道:「蔣介石想要絕對權力,但他真的不想改變任何事情︒」結果便是:他從沒能變成「偉大的暴君,只是個小咖;他會失敗,倒不是因為他像凱薩,或者因為他殺對的人太少,而是他從不瞭解,最凶狠的敵人就在自己陣營內︒蔣介石不夠決斷,只有固執;智慧不夠,只有老套;紀律不足,只能壓抑;不夠原創,只能在古代的殘羹冷炙裡拾荒;也不殘忍,只白費力氣︒」

富國強兵之後,中國會不會形成一種誘惑——把自己嘗過的苦頭,加到別人身上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富國強兵之後:中國的百年復興及下一步》,八旗文化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夏偉(Orville Schell)、魯樂漢(John Delury)
譯者:潘勛

中國跌跌撞撞地走過帝王統治、軍閥割據、共和制和共產主義已經有一個半世紀,而其領導人的統治思想歷經封建主義、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和資本主義,但這些相互衝突的體制和意識形態都未能定義中國。在中國的近現代史中,唯一永恆不變的價值,就是追求「富國強兵」這一法家箴言。

十一個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因此被作者召喚出來,輪番出場,接力走完中國追求現代性復興大戲的漫漫長征。他們分別是魏源、馮桂芬、慈禧太后、梁啟超、孫中山、陳獨秀、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朱鎔基和劉曉波。而到了習近平時代,在中國夢和大國復興的口號下出現了巨大的裂痕和不確定性。

賦予西方塑造現代性的「自由、平等、博愛」,換到形塑現代中國,則變成了「富有、強大、榮耀」。因此,這個務實的、講究手段的國家,在取得富強後,會把自己的國家力量投射到何方?長達一個世紀的邁向現代國家的長征,真的抵達終點了嗎?

getImage_(2)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

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

或許你會想看
更多『書摘』文章 更多『政治』文章 更多『精選書摘』文章
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