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最大謊言:阻止種族屠殺符合美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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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福斯新聞向白宮發言人提問:「進攻IS這項防止種族屠殺行動,是否符合美國利益?」這問題隨後也引發廣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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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hruva Jaishankar|翻譯:呂佩庭

在8月7日的記者會上,福斯新聞向白宮發言人喬許‧歐內斯特(Josh Earnest)提出了一則關於美國總統歐巴馬決定向伊斯蘭國(IS)動武的問題,記者愛德‧亨利(Ed Henry)直接了當地問:「這項防止種族屠殺行動是否符合美國利益?」而在當天稍晚,當歐巴馬辯稱伊拉克的軍事行動,是為了避免有千名IS團圓圍繞在伊拉克雅茲迪教區發生「可能的種族屠殺」,這問題隨後也引發廣大的討論。

歐內斯特停頓了一下,然後用美國外交政策上長期信服的真理含糊回應:「美國一直以來並且在未來,都不斷地擔任世界人類自由、尊嚴與基本人權的指標,這是我們立國的核心價值,以及美國人,不管男女,皆誓死保護的價值。而我們會繼續捍衛這個價值。」

Photo Credit:Vox Efx CC BY 2.0

這個世代或許都相信,阻止種族屠殺一直以來都是美國關心的議題之一;從介入敘利亞到「拯救達佛」(Save Darfur)行動,以及對緬甸反羅興亞穆斯林暴力的關注,大家都普遍認為,美國會介入全世界任何動亂發生的地方。

但其實也有許多例外,美國從1870年代躍升為主要強權後,回應重大人道危機的方式從緘默支持、漠不關心,或事後譴責都有。第一個例子可從1880年代說起,當時美國總統切斯特‧阿瑟(Chester A. Arthur)承認並支持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King Leopold)在剛果的統治權,但利奧波德的統治卻極其殘暴,在當地施行無差別暴力、連坐法、肉刑等,造成超過上百萬人死亡。儘管十多年來,多方意見不斷說服美國起身反對利奧波德,美國最後仍不願採取行動。1901年至1909年擔任總統的老羅斯福就曾說過:「干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並且也認為爭取各國干涉是件愚蠢的事。

比起老羅斯福,接下來的幾十年,美國其他總統更加遵行孤立主義,並拒絕阻止日本在東南亞的暴行、土耳其在亞美尼亞(Armenia)的種族屠殺,或是歐洲國家在殖民地,例如東南亞等地的大規模屠殺。甚至約瑟夫‧史達林在1930年代驅逐將近600萬蘇聯少數民族的行徑,都無法削減美國某些高級官員對他的崇敬,包括小羅斯福總統的副手亨利‧華萊士(Henry A. Wallace)。(華萊士幾年後為此自省並發表了一篇文章〈我的錯誤 Where I Was Wrong〉)

至於二次世界大戰,幫助打敗德國納粹並結束這場駭人的大規模種族屠殺,美國當然有一定的戰功,但大眾的記憶常忽略了一項史實,也就是當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向美國宣戰時,美國並未向德國宣戰。而美國的人道主義行動,即使當時已知奧斯威辛與其他集中營的存在,也只是事後才有所回應。

事情之後又變得更糟。美國想在冷戰中戰勝俄國並想保持高道德姿態,但提到種族屠殺或種族清洗卻是美國最黑暗的一段。根據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蓋瑞‧貝斯(Gary J. Bass)在2013年出版著作《沾滿鮮血的電報》(The Blood Telegram)中,有記錄顯示,當年總統尼克森與國務卿辛季吉曾緘默支持巴基斯坦軍方1970年代初在東巴基斯坦的種族清洗,造成了至少30萬人的死亡。而這些暴行要直到1971年印度伺機介入才終停止,但印度的介入同時也遭到聯合國的大肆撻伐。

1975年到1979年,紅色高棉(Khmer Rouge)在柬埔寨實行恐怖統治期間,全國7百萬人口有近四分之一慘遭屠殺,依比例堪稱是20世紀種族屠殺之最,但這時美國華盛頓仍維持漠不關心的態度。基於對美國在進入中國及對付蘇聯與越南上具有政治地理優勢,華府最後採取了不干涉政策,卻也在道德上站不住腳。而在1978年到1979年,當傾向蘇聯的越南政權入侵柬埔寨結束了波布(Pol Pot’s)的殘暴統治,此事件甚至還受到美國的大力譴責。

今年8月7號,柬埔寨兩名紅色高棉倖存者,在獲知兩名紅色高棉高級領導人農謝和喬森因戰爭罪和反人道罪判處終身監禁,相擁而泣。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同樣地,當1988年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在伊拉克使用化學武器與傳統武器預估殺了近10萬名庫德族人時,美國也並未發出任何制裁,而在有共同敵人伊朗的前提下,更別說有任何介入。

1994年的盧安達大屠殺同樣採取了不干涉的態度,但當時卻是挑戰了美國的全球霸權,讓美國從沈睡中驚醒。許多人,包括現任聯合國安理會顧問蘇珊‧萊斯(Susan Rice),當時還只是一名負責國際組織與維合事務的年輕安理會官員,當初都認為美國能夠且應該要阻止這起屠殺;在這場屠殺中,胡圖族(Hutu)在短短數個月內殺害了超過50萬圖西族人(Tutsis)。

(延伸閱讀:【圖片報導】盧安達種族大屠殺20周年紀念,黑暗過去總會迎來天光

在過去美國長達一世紀的不干涉政策,1999年由美國領軍,為阻止科索沃阿爾巴尼亞區種族清洗的南斯拉夫空襲,是其中的特例。但即便在這次事件上,美國仍被認為,比起利他主義,美國是因納入了西歐國家介入的決心、美國與南斯拉夫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的不合,及美國強烈的軍事優越感等多方考慮下才促成這次的軍事干涉。但美國在之後未能阻止位於中非共和國混亂的蘇丹達佛地區,及剛果再次的種族清洗,人道成績都非常慘淡。

盧安達種族大屠殺紀念博物館裡陳列的罹難者照片。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到底為何還有這麼多美國人堅定地認為阻止種族屠殺一直是或著會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一?這些自欺欺人的良好感受可能源於自我高道德的強權印象,加上1999年北約在巴爾幹半島成功的空襲記錄;另外,目前擔任聯合國大使的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在2002年所寫,關於外交政治的《來自地獄的問題》(A Problem from Hell)也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雖然鮑爾的書確實引起人們對美國阻止種族屠殺薄弱紀錄的注意,但這本書帶來的歷史修正效應,是比在實質政策上的改變要來得多。

這些嚴峻的歷史,並不是要告訴我們美國缺少處理國際關係的主導方針,更不是要美國在看到伊斯蘭國的野蠻行徑後還不幫助雅茲迪(Yazidis)或其他弱勢族群,而是希望美國的高階領導人在考慮國家利益、自身能力以、成本與風險後能夠做出抉擇。但我想說清楚的一點,便是阻止種族屠殺一直以來都不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核心目標,瞭解這點,會比播送錯誤的希望給那些在世上受迫害的弱勢族群要好。

本文獲Foreign Policy授權刊登,原文請見:The Big Lie Americans Tell Themselves- Stopping genocide has never been a cor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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