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強兵之後,中國會不會形成一種誘惑——把自己嘗過的苦頭,加到別人身上

富國強兵之後,中國會不會形成一種誘惑——把自己嘗過的苦頭,加到別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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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新領導班子對身為國際強權而投射國家力量,尤其是投射軍事力量,更加渴望,也更加強勢,只是這種態度是否會變形,則是一個未解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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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夏偉(Orville Schell)、魯樂漢(John Delury)

空椅子

二十一世紀造訪中國的人,很容易因中國近期的物質進步而心生敬畏,甚至開始懷疑:這個國家需要的是否就是威權資本主義;有時候該不該允許經濟權利壓倒人權,以便促進整體社會的利益;民主是否總是最有效的管理形式(尤其對開發中國家而言)︒然而,就在這些非自由派的問號接二連三冒出來的時候,一件偶發事故就會提醒人們意識到威權主義的弱點;以及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何以經濟成功,但外界卻並非那麼尊敬它︒那些偶發事件,通常會令中國官方形像塑造者感覺到尷尬、不安︒

最近的案例有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頒授給監獄中的異議人士劉曉波;二○一二年,盲人律師兼法律倡議人士陳光誠趁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即將抵達北京之際,大膽地從被軟禁的家中出逃,躲進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還有消息傳出,二○一三年初,第一百位西藏年輕僧侶為抗議北京在其故鄉實施高壓政策而自焚︒毋需贅言,這般自己招致的羞辱,重創了北京追求軟實力、推崇及全球尊重的希望︒

回到梁啟超及林語堂的時代,當時中國追求富強的苦旅還只是科幻小說、白日夢裡的題材,唯一有可能的,只是維繫住這種信念:即達成這些具體的目標,本身就足以取得那種舉世認可,從而治療「百年屈辱」所留下的傷口︒可是,一度很遙遠的海岸線,現在確實浮現於眼簾,而事態卻愈發明顯,也就是要別的東西,才能滿足中國人持久的飢渴︒但是與此同時,大多數中國人發現,他們很難界定出所謂「別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今天在中國境內,常被忽略的一個事實是,這百年當中,從頭到尾都有一種本土聲浪指出,光是富強並不足以達成那種習近平一上台就重提的「偉大復興」︒批評家如魏京生、方勵之及劉曉波,還有在他們之前的陳獨秀、魯迅及梁啟超,都深諳單是富強並無法全然滿足世界對中國的肯定;世人的尊重之所以付諸闕如,原因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國家缺少足夠的財富跟力量,來迫使外國人尊敬它︒這些聲浪以五花八門的方式發自邊陲,都暗示出中國的自我尊嚴問題:很大一部分不光源自外國人如何對待中國人,還有中國政府如何對待自己的人民︒可嘆的是:這些聲音通常被噤口,不然便沒人注意︒

有些人並沒有被愛國自尊或民族主義而迷亂了雙眼,但即便對這些人而言,要承認此時中國的主要問題,來自內憂的成因跟外患一樣大,也是困難而痛苦的︒首先,他必須有能力看出:儘管歷史上存在著外國入侵、列強不公平地對待中國這件事,但還有一種從孫中山、蔣介石到毛澤東、胡錦濤等歷任政府都蓄意編織出的中國人被迫害的文化︒總之,外來的帝國侵略目前已不再是中國苦惱的主要因素了︒

第二,必須有能力及意願看到:中國人所熱切尋求的尊嚴這個鑲嵌畫,目前還缺失一塊,事關中國政府自己有沒有能力培育出一種更開放、透明、容忍、公正乃至民主的社會,依法而治︒這個問題還在打轉,解決它比什麼都重要︒

儘管偶爾會出現傑出又勇敢的自由派異議人士,但他們的聲音說到底並非現代中國史的主流力量,至少到目前是如此。但隨著現在富強目標的落實,會不會有愈來愈多的中國人,要求享受新創造出來的富裕,生活在更開放、守法的社會,而能扮演更大的角色,來決定由誰領導他們、決定政府治理的方式該如何?中國領袖對國際尊重的渴望,有無可能變成強大的磁吸力,引導著他們發展出就算不是民主、也是諮詢民意的治理形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功地邁開醒目步伐,建設出先決條件,讓未來的革命變得有可能。靠著開放外資、世界貿易及內政改革,它已引發世界史上最有幹勁的一波經濟發展。有趣的是:它能達成這項成就,遵循的是一百年前孫中山首先鋪下的路徑,接下來,蔣介石也採納了,往後大多數的領袖都繼續採用,只是略加變化。換句話說,就是預設好某種模糊的民主制度當長遠目標,但不急著落實,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訓政」時期,鞏固了主權,使國家富裕後,才把更直接的自主權交還給準備好的人民。

若說中國的未來還有很多模糊不清之處,那有件事倒很清晰:鄧小平發動的經濟改革進行三十年之後,中國的發展大戲正逼近下一幕好戲。的確,當中共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二○一二年十一月召開,習近平登台擔任黨總書記,然後在二○一三年三月出任國家主席之後,空氣中明顯有一股世紀末的氣味。事實上,下一幕戲的劇本還沒寫好,沒人曉得是由誰來寫,這讓中國浸潤在不確定的焦慮之中,而且程度還不算小。

尤有甚者,因為大家都深知,中國現在的領導人比較是以集體合議的方式來治理國家,已經沒有一個身處支配地位的單一領導人,大膽地勾勒向前行的新路了。在此情況下,沒人掌舵的擔心也隨之出現。當然,大多數人都渴望繼續保持希望、樂觀,但很少有人能看到清晰的、向前行的道路,反而印證了這種無望感。

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劃時代的深圳「南巡」途中,說過一句很知名的話,也就是除了繼續走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路以外,任何路都是「死胡同」,都免不了與民族復興愈離愈遠︒ 一九八九年以後,頂著不小的敵意,他終於成功地把中國哄勸回改革開放之路︒

幾十年以後,隨著習近平登上政治舞台,這個國家再度發現,自己必須找條向前的新路︒有趣的是,習就任黨總書記之後,頭幾次出訪之一,也是到廣東省︒這次訪問是向鄧致敬,但也是精心計算過的象徵性舉動,暗示習近平此時想開闢出一條一樣新穎而大膽的向前道路︒發出打算進行更多經濟改革、繼續向前的訊號之後,習近平接著巡訪幾處陸軍、海軍基地,為新「中國夢」這個觀念,添加了幾分大秀肌肉的軍事面向,正如他在國家博物館已經挑起過的話:「可以說,這個夢想是強國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他在惠州向廣州軍區指揮官們說:「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

既已碰觸到軍事、經濟力量,但是在不斷演化的新中國夢境當中,仍有重要的一塊付諸闕如,那便是政治改革的問題︒特別是在北京及其他大城市,中國的知識界菁英已經逐漸形成共識:要往廣泛且持續長久的「復興」之路邁進,唯一務實之道,目前便是更大幅開放、實施法治,甚至依憲而治︒只是,習近平慢慢成形的未來之夢,這一塊還猶抱琵琶,隱晦不清︒

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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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一百年前,當時中國既沒有軍事力量來保護自己,日子也愁雲慘淡,遑論富裕,大作家魯迅也發現,自己為國家是否能找到有希望的出路,脫離眼前的陰鬱無望而憂心忡忡︒一九二一年他寫道:「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而現在,走過一段漫長艱苦的「路」後,中國發現自己身處的地位,遠比魯迅當初的想像所能及,還要令人嫉妒︒孫中山先見之明想出來的過渡期「訓政」,視為前進到「憲政」階段,讓「人民」有機會「直接行使他們的政治權」之前,必不可免的階段,也走過了一世紀︒此時的中國,比起以往都更接近孫中山所說的目標,「完成重建及革命成功」︒

歷史很少會喜歡其最後的歇腳處,尤其是歇腳在一個像中國這樣的既活躍又易變的國家︒隨著湧出來的財富及茁壯的中產階級,在習近平以最高領導人的身份掌舵中國之際,此時的中國終於發現自己處於史上最好的地位——假如它選擇那麼做的話——從而可以跟隨其他亞洲鄰居的腳步,如台灣、香港與南韓等後儒家、後殖民社會,它們都有類似的由威權主義走到憲政的歷程︒只是,中國新領導班子在二○一三年才掌權,對迷航於社會主義道路、動搖這艘政治大船依然有所焦慮不安,因此航向憲政的方向,還不是必然之論︒事實上,據說習近平還發表另一套「秘密講話」,審慎警告黨的領導班子,要小心中國踏上前蘇聯舊轍的致命風險︒

曾主導中國發展上一幕大戲的鄧小平一度堅稱:「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麼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或許,中國新領導人要著手開拓政治新路,最容易的方法便是開始落實自己國家既有的憲法——這件事,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在呼籲了,而且愈來愈熱烈︒

例如,二○一三年新年期間,進步派的廣東報紙《南方周末》寫了篇社論,叫做《中國夢、憲政夢》,文中宣稱,「兌現憲政,限權分權,公民們才能大聲說出對公權力的批評;每個人才能依內心信仰自由生活︒」但很不幸,編輯們很快就與廣東省委宣傳部發生衝突,宣傳部延遲該社論的刊行,直到他們有機會完全改寫,以至於文章非但沒提倡必須更加落實憲政,最後反而變成謳歌現況︒這一事件,不僅導致了報紙同仁們罷工,還突然引發了普通中國人首次公開示威,聲援不屈的記者們︒

但另一方面,李克強二○一三年三月出席國務院總理職位的第一場記者會,他宣稱新領導班子將「忠於憲法」︒他的就職,是一個撩人遐思的開始︒

可就算這批新世代的領導人想為中國掌舵,他們真心想要哪種復興,這個問題依然混沌不清︒一樣不清楚的還有:隨著中國變得更強大、更富饒、它取得的新富強更有影響力,那麼它將以什麼方式在世界舞台上付諸行動?會按照鄧小平訓示的「韜光養晦」標準來行動,捍衛新鑄就的「和平崛起」理念嗎?還是會想展示一下自己新取得的軍、經實力,誠如退休海軍少將楊毅所建議的那麼做?楊毅聳恿國家新領導人動用新軍力來壓服四鄰,叫他們聽話服從︒據說他這麼講:「我們應該告訴人民,我們打算建多少艘航母︒那樣會讓強國安心,會粉碎小國(認為他們可以挑釁我們)的希望︒」

在十九世紀,當中國的改革者首次看到自己國家的財力和軍力赤字時,他們很大程度上使用防衛性的詞彙來展望其終極成就,富強,只是用來保衛國家免遭外國侵略的手段而已︒只是一百年後,仰仗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黏著劑把孫中山形容的「一盤散沙」凝結起來,已經時過境遷,此時,一種新情緒浮現出來——那種情緒,對慣熟壓迫的人,不會不知道;那種情緒,會不會形成一種誘惑,把自己嘗過的苦頭,加到別人身上——並具有始終揮之不去的危險︒

比起編入本書的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家,中國新領導班子對身為國際強權而投射國家力量,尤其是投射軍事力量,更加渴望,也更加強勢,只是這種態度是否會變形,則是一個未解的疑問︒它不僅考驗中國新領袖,也考驗著全球領袖︒但是,如果中國關於富國強兵的想法變得太武斷自信,甚至往外侵略,中國人無疑會發現:他們熱切追求的那種軟實力,依然渺茫難尋,不管做多少宣傳或公關,都無法補救︒甚至,中國人渴望以久、辛苦追尋的全球尊嚴,事實上已經開始累積;一但變成好戰國,那些東西可能就會從眼前消失︒

然而,中國領導人若能成功抗拒這種誘惑,與鄰國發生爭執時,採取寬容態度;同時在國內政治制度方面,愈來愈依法而治,公開透明,領導人向人民負責,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終究有機會贏得夢想長久的榮銜,即不只是強國,還是真正現代又偉大的國家︒

蔣介石的陰陽面:混合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儒家與基督教、威權的天性與民主的做作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富國強兵之後:中國的百年復興及下一步》,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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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偉(Orville Schell)、魯樂漢(John Delury)
譯者:潘勛

中國跌跌撞撞地走過帝王統治、軍閥割據、共和制和共產主義已經有一個半世紀,而其領導人的統治思想歷經封建主義、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和資本主義,但這些相互衝突的體制和意識形態都未能定義中國。在中國的近現代史中,唯一永恆不變的價值,就是追求「富國強兵」這一法家箴言。

十一個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因此被作者召喚出來,輪番出場,接力走完中國追求現代性復興大戲的漫漫長征。他們分別是魏源、馮桂芬、慈禧太后、梁啟超、孫中山、陳獨秀、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朱鎔基和劉曉波。而到了習近平時代,在中國夢和大國復興的口號下出現了巨大的裂痕和不確定性。

賦予西方塑造現代性的「自由、平等、博愛」,換到形塑現代中國,則變成了「富有、強大、榮耀」。因此,這個務實的、講究手段的國家,在取得富強後,會把自己的國家力量投射到何方?長達一個世紀的邁向現代國家的長征,真的抵達終點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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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

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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