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百年國慶 抗議其實從來沒少過

細數百年國慶 抗議其實從來沒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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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10月10日,中華民國正在迎接他的第八個生日。上海市的許多店鋪休業一天,以示慶祝。許多人湧到了公共體育場,參與典禮。還有一群師範女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高聲唱著:「飄揚國旗五色,猶如燦爛明霞,放出彩光萬道,照着自由花。」北京中央公園內,則有花臉力士、赤膊刀客,打鑼大鼓等等表演娛樂活動。

可是在這個理應舉國歡騰的日子,當時的國民黨總理,後來的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卻似乎開心不起來。在這一年國慶紀念詞中,他忿忿不平地說著:「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專橫,政客搗亂,民不聊生之日也。追源禍始,則政客實為萬惡之首。或曰:政客不死,禍亂不止,旨哉言乎!」

除了批評多行不義的萬惡政客,要他們放下屠刀外,他更呼告全體國民:「國民國民!公等已深受痛苦八年矣!何以於痛苦流離之今日,猶思紀念而慶祝也?得毋以此為革命軍首義之日耶?」

按照官方版本,八年之前,孫中山當了四個月的臨時大總統,便為了顧全大局,將這個職位供手讓人。如今的他,只能忍辱負重,屈居南方,看著「軍閥亂政」,北京的政府領導人換過一個又一個,無怪乎心中無限委屈。

這一年的國父,因此要直把國慶當革命。他說:「民國由革命而來,則凡今日承認民國者,必當服膺於革命主義,黽勉力行,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建設一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享想之國家,以貽留我中華民族子孫萬年之業;庶幾今日乃有可慶祝之價值。」

政客作亂,人民起義,在他看來真是天經地義。

同一天,北京真的有群熱血學生走上了街頭。他們遊行,散發傳單,並且發表演講,演講的內容,包括了勞工議題、婦女議題,還有選舉。他們甚至還發放「麵包」給路人,麵包上印著「共和萬歲」、「普通選舉」等等口號。

學生的舉動,很快就引起警察的注意,並遭到阻止。但學生們突破重圍,繼續遊行。同樣的活動也出現在天津、蘇州等地。當時的報紙說,看到這些學生的行為,「觀者莫不動容。」

這是八歲時的中華民國。將清朝取而代之後,這個新創立的國家,面對的內憂外患,政局紛擾,沒有停過。

即便過了十年,情況還是沒有好轉。

1929年的國慶日,另一位國民黨的大老出來發言,語氣仍是憂心忡忡。他說這國家裡頭的政客,包括了「強盜式的,流寇式的,拐騙式的,穿窬式的,豺狼鬼蜮式的,蛀蟲蠹魚式的,魑魅魍魎,形形色色,在目前這個時期之內所表現的,可以歎觀止了! 舉凡掠奪,霸佔,挾持,搆陷,挑撥,煽惑,浸蝕,腐爛,種種害人害己,誤國誤民的陰謀詭計,詖辭邪說,無所不用其極。」

當時擔任國民政府主席(相當於國家元首)的蔣中正,也發表「告同胞書」。他哀嘆當時的中國人已經喪失了固有之德性,只會投機取巧,「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無關乎亡國的威脅似乎日益逼近,彷彿就在眼前。身為主席的他,「不敢自棄,僅當早乾夕惕,竭其精誠。」

果然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他從國民政府主席,變成國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再從1948年起,幾乎一路擔任了27年的中華民國總統。當了五十年實質上的國家領袖,真可謂「竭其精誠」了。

國慶典禮上的蔣中正

中華民國第一屆的國慶日,是在1912年的10月10日舉行的。但就在國慶活動舉行的不到一個月前,北京的臨時參議會,還曾為選擇那一天作為國慶日,有過激烈討論。

最初的提案,是以湖北武昌起義的10月10日作為國慶日。這個提案,由當時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提出。這次起義被認為是推翻滿清的重要關鍵,值得紀念。來自湖北的議員,對此自然大表贊成。

但馬上有議員質疑,武昌起義雖然重要,可是只紀念這個日子,對其他革命份子未免太不公平了吧。比如,廣州的黃花崗起義也很重要,就算當不成國慶,總得給它一個紀念日吧。

安徽來的議員也說,別忘了當年我們安徽有兩名革命烈士──徐錫麟和熊成基──從容就義,他們對民國的貢獻豈能遺忘?

四川來的議員則強調,我們四川當時的「保路運動」,對後來革命影響深遠,當然必須記上一筆。

最後議會交付表決,還是決定將十月十日訂為國慶日。

需要國慶日的想法,並非從民國成立之後才出現的。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些人提倡國家應該要需要有特別的紀念日,以培養全體國民的愛國心。

抱持這種想法的,包括當時最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梁啟超。他看了美國和法國國慶的例子,認為紀念日可以鼓舞人心,團結士氣,實在有無比的重要性。

結果1910年,清朝頒佈了六個紀念日,外帶五個「國恥紀念日」,包括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的7月24日,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的8月8日,還有甲午戰爭大敗給日本的8月16日,等等。

除此之外,還有三個日子特別重要,同樣被當成了國家的慶典。這三個日子分別是皇太后萬壽節(慈禧的生日),皇帝萬壽節(末代皇帝溥儀的生日),和孔老夫子生日。

不過規定頒佈不久,清朝就被推翻了。

沒有了皇帝,大家只好轉而慶祝「國家」的生日──雖然「國家」似乎比皇帝抽象多了。

為了讓人們可以感受到這個看不見也摸不到的「國家」,在中華民國,就跟任何國家一樣,需要創造出國旗和國歌,並塑造國民的愛國心。所以,人們開始學習著唱國歌,揮舞國旗,甚至出現了所謂的國旗體操。這都是前所未有之事。

但當時國旗長得跟今天不太一樣。最早的中華民國國旗,是以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所組成的五色旗,象徵五族共和。最早的國歌,歌詞則是這樣唱的:「中國雄立宇宙間,廓八埏,華冑來從崑崙顛,江何浩蕩山緜連,共和五族開堯天,億萬年。」

是在1928年,國民黨黨歌才變成了國歌 ,黨旗才變成了國旗。

中華民國的五色旗

但是,不管是皇帝萬壽,還是雙十國慶,也不管國旗是五種花色,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對1945年以前的台灣人而言,都不過是另一個國家發生的事情。

當時每逢中華民國國慶,報紙上偶爾會刊出「華僑慶雙十節」之類的活動。比如1927年在嘉義,有幾十名「華僑」,就在中華會館內舉辦慶祝活動,大家國旗敬禮,然後輪流致詞。典禮結束之後,「到宜春樓,齊舉祝杯,酒三行。」當天有日本官員到場,中日雙方人士除了寒暄,並且「相期日華親善,酒闌舉觴,祝中華民國萬歲,於爆竹聲中散席。」

但對當時大部分台灣人而言,雙十節並不是國家慶典。

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台灣,有另一個國慶日:2月11日的「紀元節」。

這一天是什麼日子呢?按照當時日本政府的說法,西元前660年的這一天,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這一天,日本的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即位了。

換句話說,從這一天起,日本國誕生了。

現在不少學者對於神武天皇究竟是傳說人物,還是真有其人,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但對於十九世紀末的日本政府而言,首要任務是創造光榮的歷史,塑造愛國的國民,至於神武天皇到底存不存在,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從1873年開始,「紀元節」成了日本最重要的國定節慶。身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當然也必須乖乖遵循,盛大慶祝。於是每年的這一天,全台除了放假一天,還舉辦各種運動會和音樂會,或是腳踏車競賽、圍棋和五子棋比賽等等。

當然,既然是建國紀念日,最重要的活動還是讓民眾感受國家和天皇之偉大。因此,各地都舉辦了演講活動,講解紀元節的重要性。

1926年的紀元節,甚至在台北的新公園之內,舉辦了一場遙拜祭典,並由軍隊模擬演出兩千多年前神武天皇「東征」的英姿。當天晚上在樺山小學校(今天華山藝文特區附近),更舉辦了大型的演講會,有三位講者輪流上台,講述「所謂有色人種的反撲」、「建國與台灣」、「東方帝國的締造與新日本的建設」等課題。

而從1931年之後,日本和中國之間的軍事衝突越演越烈,日本在殖民地也越來越需要「精神總動員」。1932年紀元節,在新公園舉辦的祭典,據說超過了兩萬五千人參加。現場除了日本帝國國旗飄揚外,更可以聽見眾人高喊萬歲。

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了二次世界大戰,紀元節的慶祝才正式告終。美軍佔領下的日本,被禁止製造國家崇拜,向紀元節這樣的節日,自然在廢除之列。儘管如此,戰後有許多日本人,對於這個天皇神話仍是戀戀不忘,屢屢想要復興紀元節的傳統。

台灣日日新報上紀元節的報導

1945年之後的台灣,沒有了紀元節,卻迎來了一個有點陌生的國家,和一個全新的國慶日。

不過1945年起的中華民國,並沒有太多時間為了國慶歡欣鼓舞。1945年10月10日,因為剛剛結束對日戰爭,各地還能熱烈慶祝國慶。但接下來的幾年之內,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內戰爆發,國慶日與其說是慶祝,還不如說是一年一度向全民喊話的心戰時間。

只是戰爭不能只靠喊話,1949年,中華民國的國軍仍然不敵共軍,撤退台灣。那一年的蔣中正,就像30年前的國父,一點也不開心,只是一心想要反攻大陸。那一年的國慶前夕,他氣憤地說:「我淪陷匪區的同胞,久在黑暗鐵幕之下,本已不堪受其暴力迫害,而今日又是目不能見國旗,耳不能聽國歌,其喪家亡國之痛,更不知如何忍受了。」

但他又充滿希望,對全國軍民同胞說:「我們深信為爭取中華民國獨立而戰,為保障人民自由而戰,為國際正義世界和平而戰,其戰爭必得到最後的勝利。」

不過隔了一年,情勢沒有好轉。蔣中正在1950年的國慶日當天,「自愧不能立刻光復神州,拯救同胞,脫離水深火熱痛苦無告的苦境。」只好希望全國軍民同胞,繼續忍受犧牲,堅持奮鬥,相信光復大陸的任務,必能如期完成。

只可惜三年之後又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過了二十多年,這個世界,按照蔣中正說法,仍然「陷於邪正不分,善惡不明,以黑為白,積非成是,充滿貪婪、迷惘、喪亂的痛苦時代。」因此在1971年的國慶上,蔣總統只好繼續期待大家保持苦撐堅忍,獨立自強,戒慎而不恐懼,並放眼下一個十年能夠光復大陸。

1965年的國慶

至於在海峽的對岸,毛主席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就從1949年起,把國慶日從十月十日移到十月一日。這個中國不唱三民主義,改唱義勇軍進行曲;沒有青天白日,而是改升五星旗。

但儘管意識型態南轅北轍,針鋒相對,1949年以後,不管海峽這一岸和那一岸,對於利用國慶來宣揚國威、高調放話的作法,倒是有志一同。在台灣的國慶典禮上,有美軍將領上台致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就有蘇聯的代表團來訪講話。

1958年,大躍進前夕出版的國慶小冊子上,列舉了各地不斷傳來的生產捷報,與農業與工業的非凡成就。在廣東,「三千八百萬人在共產黨汗毛主席的領導下,沖天幹勁……廣東人民和中國人民一樣,生活日益美好,在躍進的廣東,越來越偉大和可愛了。」

至於台灣,雖然暫時被蔣賊和美帝所竊據,但是手冊的作者強調,這個自古以來的中國領土,一定要解放。1970年代的報紙上,仍然提到有許多台灣出身的苦孩子,因為不堪被壓迫被奴役,因此投奔自由,「在祖國大陸愉快地工作,幸福地生活。」

全國人民動員起來解放台灣

為了宣揚國威,國慶不可或缺的節目,當然就是閱兵。從1950年開始,對峙中的兩岸,把戰場從前線一路拉到了國慶大典。

起初兩岸幾乎年年都有國慶,到了1960年代之後,頻率才漸漸降低。在中國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期間,閱兵被暫停舉行。在台灣,則是隨著蔣中正的身體欠佳,閱兵儀式也漸漸減少。

1975年4月5日蔣中正逝世,據說天有異象,風雨飄渺。但那一年的國慶,仍然照常舉行,並且為了安定人心,停辦多年的閱兵大典,又重回國慶。當時的總統,是臨時接任的嚴家淦,而真正的接班人蔣經國,則以行政院長的身分,站在嚴家淦的身後。

不過,這一年的國慶典禮真正的奇觀,不是軍容盛大的國軍,而是有群來自北一女與景美女中,總數超過五千人的高中女生,在總統府前廣場,聯手演出排字大戲。整齊畫一的演出,比起今天的北韓,毫不遜色。

而表演的最高潮,則是為了懷念民族救星,眾人合力排出了一幅蔣中正遺像。據說在台上的蔣經國,看到此情此景,感動地留下了眼淚。

在那個國家就是蔣家的年代,國慶日究竟為的是哪個國哪個家,真要讓人傻傻分不清楚了。

台灣最後一次的閱兵大典,舉辦於1991年。

那一年國慶日的前兩天,有群人總統府前廣場,開始靜坐──包括當時的中研院院士李鎮源與台大法律系教授林山田。他們的訴求是廢除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根據這條法令:「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在過去的45年內,有許多政治上的異議份子,只要你不擁戴政府,不管你是主張統一(中共同路人)或是台獨(還是中共同路人),就會被指控意圖叛亂顛覆,進而遭到逮捕──這是傳說中的白色恐怖。

這或許正是愛國主義最大的弔詭。在那些日子,每一年的國慶,政府總不忘提醒人民:覆巢之下無完卵,沒有了國那還有家。可是40多年過去,國還在,黨也還在,只有政府製造出的許多家破人亡,進入了歷史的角落,默默地被遺忘。

1991年10月10日國慶日的那一天,閱兵大典按照原訂計畫,照常舉行。總統府前廣場被鐵絲網重重包圍。但再往外一點,氣氛就完全不同。原本在總統府前靜坐的民眾,因為被警察驅趕,只好轉移陣地,改在台大醫學院大樓門前靜坐。

沒想到為了讓國家生日一派和氣,沒有雜音,警察竟然直接進入台大醫學院,驅趕參與靜坐的老師和學生。

軍警進入校園,這個侵害學術自由的舉動,讓當時的台大校長孫震也忍不住出面抗議,宣示與台大師生站在同一陣線,要求將校內事務交還校方處理。

沒想到時任行政院長的郝柏村,態度十分強硬,指責孫震不負責任。孫震因而辭職抗議。

靜坐雖然被驅離,但抗議行動還在繼續。從那一天起,越來越多人加入響應。終於在隔一年,完成了刑法一百條的修訂。從此,再也沒有人會只因為反對三民主義,就被逮捕入獄。

從1919年國父高唱的不斷革命,到1991年總統府前的靜坐抗議。中華民國與台灣,早已經歷許多物換星移。一個國慶日,也隨之衍生出各種不同的意義。唯一沒變的,大概是每個政府──不管是哪一國的政府──大力宣傳的舉國一心,最後都成了幻影。

一個後民主化的時代,我們應該更能理解,這個社會中永遠存在著不同的群體,擁有不同的利益。比較重要的,或許是如何創造出一台機器,其中每個齒輪看似朝著相反的方向旋轉,但還是可以順利地運行下去。

又一年的國慶。

本文獲得作者授權刊登,文章來源:histopoli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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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高收入族群的財務焦慮,建議先清楚所有支出項目,列出每項支出的底限;並檢視每一支出的流向、好好善用機會成本;最後重新調整資產配置,才能慢慢邁向想要的理想生活。

本文作者:VI College價值投資學院 台灣區總經理 黃士豪

先前一名網紅指出「25萬高收入族煩惱跟3萬小資相同」引發熱議,多數網友都無法認同,但我曾經遇過一位每月平均收入約25萬的牙醫,焦慮指數遠超過一般月薪3萬小資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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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陳醫師的諮詢需求時,我檢視了一下陳醫師資產負債情況,各種狀況算相當不錯,並沒有特別需要修改的地方,除了投資組合總資產比多數人高出許多外,手頭也有足夠現金可以擁有良好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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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覺得賺的錢跟不上花錢速度外,陳醫師對投資始終無法看到明顯獲利,也對能不用擔心經濟壓力、實現財務自由和減少晚上及週末工作時間,這些遲遲無法達成的願望感到無力。

將陳醫師的資產負債、預算損益及投資組合全盤檢視一遍後,發現他入不敷出及焦慮主要原因有三個:「財務審視不全面」、「保險機會成本過高」及「理財結構過於保守」,而這三個問題同時也是相當多小資族財務管理及投資理財時容易犯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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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陳醫師接下來可能會面臨換車這類龐大支出的抉擇,如果缺乏支出優先順序,容易讓每個花錢決策看起來都很合理,最後將陷入錢永遠不夠花的窘境。

我建議陳醫師將保險、生活費、交通、教育等支出分類,明確定義出每月比例,將這些支出以平均月收入設定底限,在有限「開銷」下就能避免各項開銷造成不必要浪費。

省下不必要的花費就有機會產生複利效應,這是高收入族群容易忽略的思維,所以會更容易在各個支出項目當中超支,即便收入高,最後也跟很多人一樣入不敷出。

給陳醫師的建議一:想清楚機會成本,每一塊錢都很重要!

不管收入有多少,有個理財共通觀念必須記住:每一塊錢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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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多人購買保險這類看似有「保障」的產品時,特別容易忽略機會成本問題,覺得應該多保一點,當有需求時就能多拿回一點。但是當我們只專注於保險,忘記或忽略其他開銷,就會造成過度投入。

無論收入有多少,保險支出絕不能超過每月收入十分之一。以陳醫師這個案例來看,假設把每月41,000元保險費降到合理比例24,000元,即使只將這省下的17,000元為小孩簡單投資ETF,以報酬率9%計算,30年就有2,400多萬元。

多出的17,000元保險費,能提供的保障是否超過將錢放入投資的報酬率?這就是他已經失去的機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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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VI College價值投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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