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學生向存在主義者沙特求教「電車難題」,他會怎麼說?

一位學生向存在主義者沙特求教「電車難題」,他會怎麼說?
Photo Credit:Marwa A. 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薩特不打算採取哲學家的傳統作法,透過倫理算計尋求出路,更遑論當個所謂「電車難題專家」。他引導聽眾更個人化地思考問題。面對這個抉擇是怎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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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莎拉.貝克威爾

沙特(Jean-Paul Sartre)首次察覺到他成為了名人,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當天他在巴黎的中央會堂(Salle des Centraux)為時代俱樂部(Club Maintenant)舉行公開演講會。他和主辦機構都低估了他的演講能吸引多少人慕名到場。售票處陷入暴亂;很多人無法走近購票,乾脆無票硬闖進場。在擠擠撞撞中椅子給撞毀了,有幾個聽眾因為場內異常酷熱而昏倒了。《時代雜誌》(Time)一幀照片配上了這樣的圖說:「哲學家沙特。女士們如痴如醉。」

這次演講十分成功。身高才五呎左右的沙特,在人群中肯定幾乎被淹沒,但他精采萬分地闡述了他的哲學概念,後來把演講內容改寫成書—《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不論演講還是這本書,高潮都在一起軼事,對當時的聽眾來說那是耳熟能詳的事,因為納粹的占領及其後的解放記憶猶新。這個故事也足以概括沙特哲學發聾振聵的價值和吸引力。

沙特說,法國被納粹占領期間,某天一位昔日的學生前來求教。這個年輕人的兄弟在一九四○年法國投降前的一次戰役中喪生,他的父親拋妻棄子變成通敵者,母親只能仰賴身邊僅存的這個兒子陪伴支持。但這個年輕人卻渴望從邊境偷渡到西班牙再前往英國,加入流亡自由法國的軍隊對抗納粹,展開血戰,為兄弟復仇,否定父親的所作所為,為光復國家出力。問題是,母親會獨自處身險境,能否找到食物果腹也是個問題,德國占領者也可能給她找麻煩。因此,這個年輕人的正確作法是陪在母親身邊嗎——這樣顯然有人可以受惠,但只限母親一人,抑或他應該豁出去搏一搏,為眾人的福祉參軍?

今天的哲學家依然為了解答這類倫理難題而糾纏不休。沙特這個謎題,跟有名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異曲同工。在這個思想實驗中,假想你看到一列失控的火車或電車沿著軌道猛衝,而前面不遠處,有五個人被縛在軌道上。如果你什麼也不做,那五個人就會喪命,但你發現可以撥動一根控制桿使列車轉到鐵路側線。可是如果這樣做,一個人勢必喪生:他被縛在另一條軌道的位置,如果不是因為你的行動,或可逃過一劫。

那麼你打算讓這個人犧牲,還是撒手不管讓五個人死亡?(有另一個版本稱為「胖子難題」:你可以從附近一座橋上把一個大胖子拋到軌道上令火車出軌。這個難題更直逼內心,更難抉擇,因為你要直接出手造成那人喪生。)沙特那位學生的抉擇可看作「電車難題」,但更為複雜,因為他不確定前往英國實際上能否幫到誰,也不確定離開母親是否會令她遭受嚴重打擊。

沙特不打算採取哲學家的傳統作法,透過倫理算計尋求出路,更遑論當個所謂「電車難題專家」。他引導聽眾更個人化地思考問題。面對這個抉擇是怎麼一回事?一個心亂如麻的年輕人實際上該怎麼處理這個何去何從的抉擇?誰幫得上忙,怎樣幫忙?對於最後一個問題,沙特的解答,是從誰無法幫得上忙著手。

那位學生來找沙特之前,曾想過向傳統道德權威求助。他曾考慮找神職人員——可是這類人有時本身就是通敵者,而且不用說也可知道,基督教的倫理只能告訴他愛他的鄰人,善待他人,卻不具體指明他人是誰:他的母親還是他的國家。另外,他考慮去找念書時念過的那些哲學家——他們被奉為智慧的泉源。但哲學家太抽象,對自己這個處境恐怕沒有什麼好說的。

然後,他嘗試傾聽自己心裡的聲音,看看能不能從內心深處找到答案。然而卻行不通,他只聽到喧鬧的聲音各有主張(比如說:我一定要留下,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做勇敢的事,我一定要做個好兒子,我要付諸行動,但我心裡害怕,我不想送死,我要出走。我要做一個比父親好的人!我真的愛國嗎?還是假裝愛國而已?)。面對這一堆雜音,他甚至不能信賴自己。最後,這位年輕人只能求助於昔日的老師沙特,知道他起碼不會給自己一個老生常談的答案。

一點不錯,沙特聽了他的難題後,只是說:「你是自由的,自己做選擇吧,也就是說,要創造出路。」他說,這個世界不會恩賜絲毫的指示,也沒有哪一種傳統權威,能解除自由加在你身上的重擔。你可以盡其所能小心翼翼衡量各種道德和現實因素,但最終必須放手一搏採取行動,自行決定那是什麼行動。

沙特沒有告訴我們,這位學生覺得他的忠告有沒有用,也沒有透露學生的最終決定。我們不曉得是不是真的有這樣一個學生,抑或那是把幾個年輕朋友的難題集於一身,甚或那完全是虛構的。但沙特要聽眾領悟的是,每個人都像那個學生一樣自由,即使他們的處境沒那麼戲劇性。沙特指出,你可能認為自己在遵從道德律,或認為自己這樣行事是因為心理結構、過往經驗或周遭發生的事。這些因素可能有它的作用,但這一切湊合起來,其實只是構成要你有所行動的那個「處境」。即使那個處境令你無法抵受—譬如面臨行刑,遭祕密警察囚禁,或即將從懸崖掉下,你仍然可以在思想和行動上自由抉擇。你從眼前處境出發,選擇出路,也就是選擇成為怎樣的人。

如果這聽起來很困難,令人手足無措,不錯,確實如此。沙特並不否認,不斷做抉擇,就不斷惹來焦慮。他更把焦慮凸顯出來,指出你所做的事至關重要:你作出選擇時,應該像為全人類作出選擇一樣,扛起人類整體如何行事做人的重責大任。如果自欺欺人逃避責任,就會被環境因素或糟糕忠告所害,無法達成人生的要求,只會墜入虛假的存在,把自己跟存在的「屬己性」(authenticity)割裂開來。

但除了這可怕的一面,也有令人期待的美好一面:沙特的存在主義,意味著自由和屬己性是可以實現的,只要努力不懈就行了。在令人害怕的同時,這也同樣令人興奮,而且出於同一原因。沙特在這次演講後不久接受訪問,如此概括他的想法:

沒有預定路徑引導人獲得救贖;個人必須不斷開創自己的出路。在開創過程中,個人是自由的、負責的,沒有藉口,每個希望都來自內心。

這是令人振奮的想法,在一九四五年尤其具吸引力,當時固有社會政治制度被戰爭摧毀。在法國等地,有很好的理由叫人忘掉剛過去的歷史,忘掉這段日子裡的道德妥協和恐怖氛圍,著眼於新的開始。但還有更深層的原因,促使大家尋求振興力量。沙特的聽眾聽到這個訊息時,歐洲大片地區正淪為廢墟,納粹殘害生靈的集中營曝光,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夷為平地。

戰爭令民眾體會到,自己和其他人都有可能完全脫離文明規範,固定不移的人性變得可疑。不論從舊世界脫繭而出的是怎樣一個新世界,它的構建過程沒有既定可靠指南,不能仰賴固有權威,像政界人士、宗教領袖甚至哲學家—處身遙遠抽象世界的舊式哲學家。可是現在有一種新的哲學家,準備前來參與,是肩負起這項任務最適當不過的人選。

沙特在一九四○年代中期面臨的重大問題是:我們既然是自由的,那麼在充滿挑戰的時代,該怎麼善用我們的自由。在演講的同一個月,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廣島原爆發生不久之後,沙特發表了論文〈戰爭的終結〉(The End of the War),文中鼓勵讀者作出抉擇:選擇他們想要的世界,把它實現出來。他說,從這一刻開始必須體認到而且時刻記住,我們可能隨意毀滅自己,毀滅人類所有歷史和地球上所有生命。能制止我們這樣做的,只有我們的自由選擇。如果我們要生存下去,就要決意活下去。他就是這樣,為不久前把自己嚇得要死的人類,提供了一種量身訂作的哲學,而人類此刻也準備好,要變得更成熟,要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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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刘东鳌(Liu Dong'ao).
1955年,沙特與波娃在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周年慶典

一九四○年代興起的存在主義次文化,發祥地在巴黎左岸的聖哲曼德佩修道院(Saint-Germain-des-Prés church)一帶,這個地區不論好歹今天仍令人聯想到這種思潮。沙特和波娃多年來住在聖哲曼區的廉價旅館,成天在咖啡館寫作,主要是因為這裡比起沒有暖氣的廉價旅館來得溫暖。

他們最愛到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和拿破侖酒吧(Bar Napoléon),全都在聖哲曼大道和波拿巴路(rue Bonaparte)交叉口。花神咖啡館是最好的,因為當吵鬧的記者和過路人造成太大騷擾時,老闆有時會讓他們到樓上的私人房間工作。可是他們也愛樓下一桌一桌生氣勃勃的用餐客—起碼早期是這樣:沙特喜歡在公共空間鬧哄哄而忙亂的環境中工作。 他和波娃招集一伙人為伴,包括朋友、同事、藝術家、作家、學生和情侶,大家七嘴八舌,煙霧繚繞的吸著香菸或菸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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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Mathew Ingram. CC BY 2.0

咖啡館時光之後,又可以隱蔽地沉潛到爵士樂中:在洛里昂夜總會(The Lorientais),克洛德.路德(Claude Luter)樂團演奏藍調、爵士和繁音拍子(ragtime);塔布夜總會(Tabou)的明星則是小喇叭手兼小說家鮑希斯.維昂(Boris Vian)。你可以隨著爵士樂參差錯落、如泣如訴的樂音搖動身軀,也可以在幽暗角落一邊辯論屬己性的問題,一邊欣賞茱麗葉.葛瑞科(Juliette Gréco)的磁性嗓音—她是卡薩莉的朋友和知音,一九四六年來到巴黎後就成為有名的歌手。

她和卡薩莉,還有維昂的妻子蜜雪兒(Michelle)會留意洛里昂和塔布新來的客人,把看來不合適的人拒諸門外,不過據蜜雪兒說,「只要他們看起來有趣—也就是說手臂夾著書本」,就會大開方便之門。這裡的常客很多是作家,夾著自己的著作進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和他的朋友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兩人都是透過卡薩莉和葛瑞科發現了夜總會的天地。

葛瑞科開創新時尚,她那又長又直的存在主義髮型,有記者形容為「遇溺者」裝扮;她穿厚厚的毛線衣和捲起衣袖的男裝外套,看來也很時髦。她說,最初把頭髮留那麼長,是為了在戰亂日子裡取暖; 波娃也提到她配戴頭巾的習慣出於同一原因。 存在主義者愛穿破舊的襯衫和雨衣;有些人鬧著玩穿起類似龐克族的奇裝異服。有記者報導,一位青年「背部披上一件破破爛爛、體無完膚的襯衫」招搖過市。他們還選定了最具代表性的存在主義裝束—黑色高領毛衣。

對這些叛逆分子來說,就像較早時的巴黎波希米亞浪人和達達主義者(Dadaist),任何危險、挑撥性的事物都是好的,而所有討喜、中產階級的東西都是壞的。

波娃很愛講一位朋友的故事,那位德國藝術家是個酒鬼窮光蛋,名叫沃爾斯(Wols)—那是他的本名阿爾弗雷德.奧托.沃夫岡.舒茲(Alfred Otto Wolfgang Schulze)的簡稱。他在社區裡靠行乞和撿破爛為生。

某天當他跟波娃在酒吧露台上喝酒,一位看似富人的男士停下來跟他聊天。那人離開後,沃爾斯轉身過去尷尬地跟波娃說:「對不起,那傢伙是我的兄弟,是個銀行家!」 這令波娃感到妙不可言,他的道歉,正好像銀行家被瞥見跟流浪漢說話而表示抱歉一樣。這種顛覆成規的看法若在今天看來也許沒那麼怪異,因為經歷了幾十年的反主流文化顛覆運動,但在當時,仍然會讓一些人震驚,而讓另一些人興味盎然。

書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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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那些關於自由、哲學家與存在主義的故事,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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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前後的歐洲風起雲湧,眾哲學家用盡生命演出一場哲學饗宴,他們的思想如此精彩,他們的故事更是趣味橫生、歷久不衰!

人生,就是一座存在主義咖啡館。
身處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存在主義的誕生與殞落,
而如果你是個存在主義者,眼前這杯杏子雞尾酒,就能讓你大談哲學和自由。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