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無法完結的東京審判:應當領導戰犯釋放的美國,為何陷入最不利的位置?

永遠無法完結的東京審判:應當領導戰犯釋放的美國,為何陷入最不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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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東京審判雖是國際問題,然而做為日本國內問題的部分,卻永遠不可能完結。

文:日暮吉延

遭遺落的美國

原本應該領導戰犯釋放的美國,卻於一九五六年陷入同盟國當中最為不利的位置,這實在是相當諷刺。事由如下:

一、在日本國內,甲級戰犯的大人物們獲得釋放,但乙丙級的下層士兵卻仍被迫過著痛苦的牢獄生活,對美國採行「雙重標準」的責難聲浪很高。

二、荷蘭、澳大利亞、英國等三國於一九五五年面對美國政策變化時也感受到那份焦躁,因而加速了乙丙級戰犯的釋放。帶來的結果是,一九五六年末,巢鴨監獄一百一十五名乙丙級戰犯中,有八十五名都是與美國有關的犯人。

荷蘭以拘留問題的補償作為交換,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五日假釋了最後的乙丙級戰犯。英國方面,最後兩名受刑人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因減刑的服刑期滿而獲得釋放。澳大利亞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由訪問日本的孟席斯首相向岸信介首相傳達釋放乙丙級戰犯的意思,接著又有日本與澳大利亞締結貿易協定的影響,同年七月四日為止,澳大利亞已經赦免所有戰犯並加以釋放。

三、抑制日本戰犯釋放的德國因素也產生了變化。因為美英法三國個別成立了戰犯赦免的審查組織,美國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設置並開始運作由軍方、高級專員管轄、統整處理戰犯的「暫行假釋赦免委員會」(包含美方委員三名、西德方面委員兩名)。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隨著《巴黎協定》生效,西德的國家主權恢復;同年八月英美法共同組成「混成假釋赦免委員會」(美英法委員各一名,西德方面委員三名),美國的「暫行假釋赦免委員會」也因而取消。此時美國國務院也開始思考,從西德重建軍隊與加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角度來看,繼續監禁戰犯恐怕會產生危險。

加上原本德國人戰犯就比日本乙丙級戰犯人數來得少、刑期也較短,在一九五六年三月這段時間,與美國有關的日本乙丙級戰犯尚有一百三十六名,而德國的非主要受刑人已經減少至三十餘名。

四、因為日蘇恢復邦交。當蘇聯共黨第一書記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於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共產黨大會上報告「史達林批判」後,七月二十五日告知日方,將在「刑滿前釋放」第一批包括瀨島龍三等「戰犯」,而載運這批人的歸國船隻,也於八月十九日從日本舞鶴進港上岸。

接著於十月十九日簽署(十二月十二日生效)的《日蘇共同宣言》第五項,記有釋放「所有受有罪判決的日本人」,條約生效後的十二月二十六日,蘇方歸還遭拘留者與全部「戰犯」。至此,就連蘇聯的腳步也都超越了美國。

以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為期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岸信介內閣成立時,面對的即是上述這種背景環境。在內閣成立前的一月三十日,群馬縣美軍演習場發生了美軍威廉.吉拉德(William Girard)射殺日本農家主婦的「吉拉德事件」(Girard Accident),引起日本人激烈的不滿情緒(受美國大使館委託辯護的,是前東京審判辯護律師林逸郎與三文字正平)。不過岸信介巧妙利用這股反美情緒,等到訪美結束後隔月的五月一日,便向新任的駐日美國大使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二世(Douglas MacArthur II,麥克阿瑟的外甥)要求「儘早假釋乙丙級戰犯」與「甲級戰犯減刑」。

此處所謂的「甲級戰犯減刑」,是指將刑期減少到指定日期為止,超過該指定日的刑期,當作減刑部分折予受刑人。岸信介這樣做其實是為了賀屋興宣————下一屆大選時預定要成為自民黨候選人的盟友。會這樣做,是因為即便賀屋興宣在假釋期中應該也能如橋本欣五郎一般成為候選人,但大概是考量到在制度上仍屬受監視觀察,在社會中服刑的假釋身分,對賀屋來說仍太過屈辱之故。

國務卿杜勒斯承諾了這項甲級戰犯減刑案,更進一步提案將乙丙級戰犯假釋審查業務也委託日本執行、審查結果再由美國同意的新手續程序,此案也於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獲得美國總統認可。換言之,此案即是保留司法審查的形式下,從「司法性解決」轉換為實際上的「政治性解決」方案。

這是美國政策「最後的變化」。隔日起的日美會談中,雙分也對此方針取得彼此諒解。第一,美國身為最後一個仍監禁戰犯的國家,帶有一定的焦躁感;第二,還帶有支援岸信介來協助日本政治安定化的意圖。雖然說是因為上述兩項因素而進行政策轉換,但其實已經等於是必然的結論。

美國務院針對甲級戰犯減刑案向相關各國詢問意見時,狀況又是如何的呢?法國因擔心會連帶影響釋放德國人戰犯等因素而一時有所躊躇——美英法至一九五八年為止將德國非主要戰犯全員假釋或釋放——加上菲律賓(於前一年七月也批准了《對日和平條約》)相關九國於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同意了十名甲級戰犯(南於一九五五年,橋本於一九五七年過世)的減刑措施。

如此一來,甲級戰犯受刑人在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獲得「至同日服刑時間點為止的減刑」,終於服刑「期滿」。四月二十八日「東京審判辯護律師團解散儀式」於日比谷的松本樓舉行。賀屋於五月二十二日成為「保守合同」後首次大選的自民黨候選人,在東京三區以第一位當選(一九六三年七月起大約一年左右,擔任池田勇人內閣的法務大臣)。

乙丙級戰犯的部分,透過前述的新手續,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最後與美國相關的十八名戰犯也獲得假釋,六月二十一日歸國援護局次長美山要藏出席了巢鴨監獄的「閉所儀式」。但,若照原先規定終身刑的刑滿得等到一九八○年,乙丙級戰犯的剩餘刑期也與甲級戰犯相同,都減刑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便算期滿。以此日為界,所有的戰犯刑期都告結束。完成所有戰犯釋放,是岸信介內閣潛藏的一項政績。

「戰犯」變成脫離現實的詞彙

那麼,日本國民對甲級戰犯的假釋又抱持什麼樣的想法。關於這個問題,社會學者日高六郎曾寫道:「甲級戰犯的釋放、『公職追放』的大量解除……之際,國民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給予肯定的反映。」一九五○年代日本人認可包含甲級戰犯在內的戰犯釋放。但是如果觀察今日的思潮,對甲級戰犯其實抱持著「惡」的感覺,那麼在五○年代之後,國民輿論的趨勢又從何處轉變成相反的角度?

關於此點,饒富深意的是一九七○年九月佐藤榮作首相曾做出「(大阪)萬國博覽會已經既不是安保也不是反安保了」的發言。原來一九五○年代的日本與一九七○年代的日本,有著巨大的差異。而處於中間的六○年代日本,又發生過什麼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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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apo HaapanenCC BY 2.0
1970大阪萬國博覽會的指標建築物:太陽之塔。

第一,日本的社會與國民出現了變化。日本國民隨著經濟高度成長有八成以上的民眾獲得更「富饒」的資源,自覺成為社會的「中產階級」,不僅恢復自信,也肯定了現狀。根據英國記者西塞爾.提爾曼(Hessell Tiltman)表示,一九六○年代日本人追求「物質性的安樂」,愛國心的內容也轉變成對「國土的開發、工業的發展、技術的進步……期待提升日本作為一個和平繁榮國家的威信」。一九六○年代中葉起,日本的居民運動也開始擴大。

在大阪萬國博覽會開幕十天之後的一九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淀號劫機事件」的一周前,在文京區音羽的講談社講堂為劇畫《明日之丈》的登場人物力石徹舉行了告別式。力石確實是具有崇高魅力的漫畫角色,但為現實世界中不存在的劇中人物舉行葬禮,也被認為明確表現出了「經濟大國」日本的精神。

如此看來,佐藤看出變化的契機就在大阪萬國博覽會,對當時的時代狀況是一種很精確的認識。當時,單純為了娛樂而集結到大阪的日本人——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全民運動,連小學生都可以堂堂向學校請假去參加——除了肯定「戰後」的既得權益,內心也忌諱著對「戰前」、「軍事」、「國家」等的感受。在這個過程中,與這些過往密不可分的「戰犯」,逐漸變成一個脫離現實的詞彙,又受下述第二點的影響,轉而變成單純帶有負面印象的單詞。

宛如腹部重擊一般

第二,對戰爭的評價兩極化。

一九六○年代日本言論界對太平洋戰爭相關的評價,興起了一陣議論風潮,例如東京審判的爭論交點,就分裂成「侵略戰爭」論與「自衛戰爭」論兩派。

日本遺族會等戰犯援護勢力也在一九六○年代後半加入讚揚「自衛戰爭」論派,這個脈絡便與戰犯的靖國神社合祀連接一起。

但多數派的論述,則屬前者的「侵略戰爭」論。「侵略戰爭」論算是站在和平問題談話會的戰爭忌避論與東京審判肯定論的延長線上,這類「和平主義」的立場若能反映於歷史教育上,逐漸便可展現出效果。東京審判的判決雖然在同一時代並未見到立即效果,但反而向拳擊的腹部重擊一般,隨著時間經過反而逐漸顯現出效果。

如果將時間稍微往後推些,還能看出國際政治也有影響。

一九七○年前後,鄰近各國開始非難「經濟大國」日本的戰爭責任。中國領導人對「日本財富的增加與充滿自信的態度」感到威脅,不斷反覆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

日本右派受到這些非難的刺激,對「侵略戰爭」發起反論。另外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兒島襄《東京審判》與邁尼爾《勝者的正義》,兩者採取的東京審判否定論,都對日本右派的「自衛戰爭」論——與邁尼爾本人的主觀意識無關——起到了一定的鼓舞效果。

透過上述諸要因複合後所產生的結果,可以說便是大部分的日本國民對整體「戰犯」觀念逐漸轉換成以負面印象來處理。

作為日本國內問題,永遠無法完結的東京審判

所謂的赦免,可以說是為了繼續前進而採行之「制度化的忘卻」,但相反的,也有批評這是「合法性地忘卻帶來困擾的事物」,是一種有損「正義」的制度。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思辯,然而一九五九年一月五日的《朝日新聞》認同消除「戰犯」這個「不祥之名」,以「時至今日就算討論戰勝國以軍事法庭審判戰爭責任的是非對錯……也不會對任何事情起到幫助」這樣的論述,祝福戰犯全數獲得釋放。

確實,國際政治上透過戰犯審判而能獲利的時期已經過去。日本的國家主權恢復後,戰犯成為主權國家之間「不平等關係」的象徵,因此必須被解除。就這樣,在逮捕東條英機後大約十三年,被稱為東京審判的這種國際政治局勢終於迎向完結,戰犯問題也被視為已達「最終解決」。

對日本政府而言,何時巢鴨監獄能不再有受刑人,這個結果本身才是重要的,無論「假釋」也好、「大赦」也好,形式不拘。日本外交達成了設定目標,自然值得讚許,但這也無法單純以「日本外交勝利」這種「成功故事」的價值觀來進行還原。舊日的諸同盟國政府對日本固執的請求,以及非常識性地優待受刑人之舉一直感到苦楚,但為了對應國際政治的現實面,也只能允許釋放戰犯。

此處應該注目的一點,是對日本行為採取最寬大態度的美國,直到最終仍不承認直接抹消犯罪的「大赦」,即便只是表面上的「司法性解決」,美方仍堅持此點絕不退讓。

理由相當明白,美國是為了守護「正義」。這樣的基本態度,恐怕現在仍然存在。冷戰時期的美國,無論日本方面如何趁機強要釋放戰犯,為了「西方集團的團結」這個現實面需求而停止追究日本戰爭責任,也認可了日本釋放戰犯,但冷戰之後,此種思路便不再通用。正因為如此,此點才是我們日本人必須用心思索的。因為,東京審判雖是國際問題,然而做為日本國內問題的部分,卻永遠不可能完結。

相關書摘 ►為何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會引起軒然大波?東京審判與「甲級戰犯」合祀問題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東京審判》,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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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暮吉延
譯者:黃耀進、熊紹惟

華文世界首次引進日本內部論點的東京審判————全面、翔實、冷靜、實證。從東京審判的結構如何確立、同盟國如何起訴、為何不起訴天皇、日本如何因應,到如何撰寫判決、為何未實施第二次東京審判、如何釋放戰犯————尤其是甲級戰犯,以及審判對日本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一一呈現日本這個戰敗國家被審判的全景。

打破中文世界對東京審判的刻板印象————在中文世界裡,對東京審判似已蓋棺論定,幾乎聽不到異議的聲音或討論的空間,也缺少對東京審判基於「事實」的冷靜且實證的研究,從而一般讀者形成一種刻板和偏見印象,自居正義,把審判、甲級戰犯、懲罰軍國主義者符號化和簡化。也很少深入思考審判究竟為日本帶來了什麼樣的「結果」:民主化和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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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