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靡全球的《21世紀資本論》模式，能否套用在中國？

文：Marc Blecher｜翻譯：蔣昀修

過去數個月以來，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所著的 《21世紀資本論》在全球引發一波熱潮，世界各地都有讀者購買並討論，甚至偶而翻閱皮克提對資本主義發展與西方先進資本國家中的不等式現象，這兩者關係的權威分析。中國轉型成資本主義的過程中也同樣出現大量的經濟失衡，但皮克提的模板能套用到中國身上嗎？或者中國更加劇烈而轉型到資本主義路線的歷史，是令其經濟模式與西方國家大相逕庭？答案非常肯定：絕對如此。

皮克提追蹤資本主義在美國及西歐的U形曲線，分析在18世紀至1930年間，U形曲線呈現高度的不平等；然後在四十年的景氣低迷後，曲線在1970年代回升，最終來到今日的水準。這些變化的主要驅力是「資本回報率」（r）與「經濟成長率」（g）間的比率。當r > g時，不等式升高；當r ≦ g時，不等式則停滯或下降。在某些特定的時空背景下，這項比率的經濟函數還不如政治功能來的大—尤其在遇上能夠促進經濟成長稅收政策或戰爭時。但繼承制度卻讓資本回報率始終遠高於經濟成長率，懹不等式得以延續。在可見的未來中，除非世界各國採納皮克提的遠大建議開始課徵「全球富人稅」，否則這些不等式將會繼續存在，皮克提還討論道，如此一來便會需要貨真價實的民主制度。

「21世紀資本論」對中國著墨不多，但在有限的內容中仍幫助讀者重拾了某些對中國的美好願景。皮克提提醒我們，在2000至2010間，中國前百分之一的國民所得依序比印度、印尼、英國、加拿大、南非還有美國的對照組還要來的低。他將中國令人驚艷的經濟成長歸功於紮根於毛澤東時代的施政方向—知識與專業技能的普及。他接著因中國的稅收系統能有效地持有資本，並將之作為重新分配財富的強大工具而大力讚美它，理由有三：它比俄羅斯及其他東歐國家所採用的齊頭式稅收來的先進；它利用盈餘創造社福機構；最後一點，作為東亞地區的霸主，中國的稅收不會因競爭壓力而減少，打個比方，像英國就想跑在法國或德國前面。但若想實踐將富人稅付諸行動，皮克提相信中國得走上民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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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開他對中國所談甚少不講，我們如何能將皮克提對西方資本主義所作之論述拿來點亮中國的經驗與願景？可以分成四大項來看。首先要處理的是不等式的軌跡、過去和未來。中國已度過了它自己的U型不等式曲線，從晚清到民國的高度不等到毛澤東時代的輕度不等，再到當今的高度不等。只有最後一項理所當然地符合資本不等式的r>g，而這邊是與皮克提所指涉的西方資本家有顯著不同。他強調在先進工業國家中，1970年代後期r>g的高峰主要是經濟成長減緩所造成。反觀中國的成長卻理所當然地十分急遽。

即使在眼花撩亂的數波中西資本回報中，仍有令人費解的情況，如西方大眾對不對等情況所展開的抗議行動正開始逐漸發酵——在「佔領系列」運動中，極右派勞工階級甚至中產民粹主義都將矛頭指向「百分之一」的超級富豪；然而在中國，即便赤貧戶也不把不平等當作一回事。展望未來，皮克提預言西方將面臨長期的經濟停滯，因為富人將竭盡所能地運用政治力保有大筆財產，以此保護跨世帶的優渥財產。

在中國，r與g的比例是比西方更加不明朗。只要經濟成長依舊強勁，資本回報率就會居高不下。但如果成長減緩，富裕的資本家是否能維持高回報率保持現狀？許多會仰賴國家、資本家和勞工三方的政治關係。從政府的角度思考，減緩成長隱含著高失業率的威脅，甚至有可能演變成一場政治災難。到那時候，現在尚缺政治實力、需仰賴政府勢力的中國富豪，是否會背棄政府並樹立自己的霸權？又或者富豪是否會回到行之有年的模式，繼續作為政府威信的後盾，壓制蠢蠢欲動的社會氛圍？歷史社會學告訴我們，當中國國內廣大的資產階級在面對錯綜危險的政治危機時，不論族群或階級，都有機會各奔東西。

綜合以上種種因素，會帶出皮克提點出中國第二項得面對的重大課題，他說：「我們得留心任何關係到財富及收入不均等的經濟決定論。歷史上的財富分配向來都與政治糾纏不清，我們無法用單純的經濟機制去消除這項因素。」在西方國家，有超過三十年，資本家都在經濟成長減緩時仍設法保持高資本回報率——同時也製造極端不平等的情況。不平等背後的成因是政治導入了資本，以及政府在最初為了避免戰後嬰兒潮崩毀所引發的財務與政治危機，為尋求解套所做出的決定。而他們所採取的政治措施，包含對勞工階級的全面打壓、法規鬆綁、企業私有化、金融市場加大、防禦性收稅、全球化現象以及支持所有箝制意識形態攻勢。

如同西方國家，在中國向資本主義的轉型過程中，起先的驅力也是面對重大政治分歧的政府。而在中國，這項驅力是：文化大革命收場後，毛澤東隨即面對的政治危機。也因如此，中國轉型的政治性遠比西方來的深層。中國政府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資產階級，並重新奠定它們的社會根基；用白話一點的說法，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被稱為「改革」，但事實上卻被稱為和平的社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