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靡全球的《21世紀資本論》模式,能否套用在中國?

風靡全球的《21世紀資本論》模式,能否套用在中國?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21世紀資本論」的模板能套用到中國身上嗎?或者中國更加劇烈而轉型到資本主義路線的歷史,是令其經濟模式與西方國家大相逕庭?

文:Marc Blecher|翻譯:蔣昀修

過去數個月以來,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所著的 《21世紀資本論》在全球引發一波熱潮,世界各地都有讀者購買並討論,甚至偶而翻閱皮克提對資本主義發展與西方先進資本國家中的不等式現象,這兩者關係的權威分析。中國轉型成資本主義的過程中也同樣出現大量的經濟失衡,但皮克提的模板能套用到中國身上嗎?或者中國更加劇烈而轉型到資本主義路線的歷史,是令其經濟模式與西方國家大相逕庭?答案非常肯定:絕對如此。

皮克提追蹤資本主義在美國及西歐的U形曲線,分析在18世紀至1930年間,U形曲線呈現高度的不平等;然後在四十年的景氣低迷後,曲線在1970年代回升,最終來到今日的水準。這些變化的主要驅力是「資本回報率」(r)與「經濟成長率」(g)間的比率。當r > g時,不等式升高;當r ≦ g時,不等式則停滯或下降。在某些特定的時空背景下,這項比率的經濟函數還不如政治功能來的大—尤其在遇上能夠促進經濟成長稅收政策或戰爭時。但繼承制度卻讓資本回報率始終遠高於經濟成長率,懹不等式得以延續。在可見的未來中,除非世界各國採納皮克提的遠大建議開始課徵「全球富人稅」,否則這些不等式將會繼續存在,皮克提還討論道,如此一來便會需要貨真價實的民主制度。

「21世紀資本論」對中國著墨不多,但在有限的內容中仍幫助讀者重拾了某些對中國的美好願景。皮克提提醒我們,在2000至2010間,中國前百分之一的國民所得依序比印度、印尼、英國、加拿大、南非還有美國的對照組還要來的低。他將中國令人驚艷的經濟成長歸功於紮根於毛澤東時代的施政方向—知識與專業技能的普及。他接著因中國的稅收系統能有效地持有資本,並將之作為重新分配財富的強大工具而大力讚美它,理由有三:它比俄羅斯及其他東歐國家所採用的齊頭式稅收來的先進;它利用盈餘創造社福機構;最後一點,作為東亞地區的霸主,中國的稅收不會因競爭壓力而減少,打個比方,像英國就想跑在法國或德國前面。但若想實踐將富人稅付諸行動,皮克提相信中國得走上民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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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Dhi CC BY 2.0

撇開他對中國所談甚少不講,我們如何能將皮克提對西方資本主義所作之論述拿來點亮中國的經驗與願景?可以分成四大項來看。首先要處理的是不等式的軌跡、過去和未來。中國已度過了它自己的U型不等式曲線,從晚清到民國的高度不等到毛澤東時代的輕度不等,再到當今的高度不等。只有最後一項理所當然地符合資本不等式的r>g,而這邊是與皮克提所指涉的西方資本家有顯著不同。他強調在先進工業國家中,1970年代後期r>g的高峰主要是經濟成長減緩所造成。反觀中國的成長卻理所當然地十分急遽。

即使在眼花撩亂的數波中西資本回報中,仍有令人費解的情況,如西方大眾對不對等情況所展開的抗議行動正開始逐漸發酵——在「佔領系列」運動中,極右派勞工階級甚至中產民粹主義都將矛頭指向「百分之一」的超級富豪;然而在中國,即便赤貧戶也不把不平等當作一回事。展望未來,皮克提預言西方將面臨長期的經濟停滯,因為富人將竭盡所能地運用政治力保有大筆財產,以此保護跨世帶的優渥財產。

在中國,r與g的比例是比西方更加不明朗。只要經濟成長依舊強勁,資本回報率就會居高不下。但如果成長減緩,富裕的資本家是否能維持高回報率保持現狀?許多會仰賴國家、資本家和勞工三方的政治關係。從政府的角度思考,減緩成長隱含著高失業率的威脅,甚至有可能演變成一場政治災難。到那時候,現在尚缺政治實力、需仰賴政府勢力的中國富豪,是否會背棄政府並樹立自己的霸權?又或者富豪是否會回到行之有年的模式,繼續作為政府威信的後盾,壓制蠢蠢欲動的社會氛圍?歷史社會學告訴我們,當中國國內廣大的資產階級在面對錯綜危險的政治危機時,不論族群或階級,都有機會各奔東西。

綜合以上種種因素,會帶出皮克提點出中國第二項得面對的重大課題,他說:「我們得留心任何關係到財富及收入不均等的經濟決定論。歷史上的財富分配向來都與政治糾纏不清,我們無法用單純的經濟機制去消除這項因素。」在西方國家,有超過三十年,資本家都在經濟成長減緩時仍設法保持高資本回報率——同時也製造極端不平等的情況。不平等背後的成因是政治導入了資本,以及政府在最初為了避免戰後嬰兒潮崩毀所引發的財務與政治危機,為尋求解套所做出的決定。而他們所採取的政治措施,包含對勞工階級的全面打壓、法規鬆綁、企業私有化、金融市場加大、防禦性收稅、全球化現象以及支持所有箝制意識形態攻勢。

如同西方國家,在中國向資本主義的轉型過程中,起先的驅力也是面對重大政治分歧的政府。而在中國,這項驅力是:文化大革命收場後,毛澤東隨即面對的政治危機。也因如此,中國轉型的政治性遠比西方來的深層。中國政府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資產階級,並重新奠定它們的社會根基;用白話一點的說法,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被稱為「改革」,但事實上卻被稱為和平的社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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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imquijano CC BY 2.0

但中國與西方的另一項主要差別在於,雖然中國政府不願意讓獨立企業茁壯,也鮮少像國會的政治機構掌握實權,因而維持了資本對政府的依賴及其缺乏政治力的狀況。相較之下,至少英美的西方國家已透過高額贊助競選活動來提高資本,以及與政府部門的密切合作逐漸掌握政府運作,例如美國活躍的理想化政治選戰,以及英國柴契爾派(Thatcherism)和布萊爾(Tony Blair)的「第三條道路」。

但當這些付諸現實後,某些同樣的政治機制已創造出了畸形r>g和擴大的不對式。中國也如同其西方同好補上了政策的立法依據,藉由企圖說服貧富兩方他們會從中「親市場政策」中獲利,而「階級對立」只會損害雙方利益。如同公司企業,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力也被這些政策大幅縮減,工人的政治權力遠不如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作法與西方各國並無二致。

中國的經濟法規素來不怎麼健全,所以現在的問題不在於鬆綁法規,而是法規的不周全,例如在空氣及飲食安全等民生需求方面的法規不夠周嚴。土地私有化情形尤其嚴重,成為獲得暴利的終極方法。與西方相反,金融產業在中國並沒有同於西方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都歸功於政府持續掌控銀行與金融市場。同樣地,稅收對中國資本幾乎不構成威脅;在過去的歷史中,中國不像西方曾對富人課徵重稅,並且中國當前的稅收系統沒有富人建立的規避漏洞,而這是西方在近年來大眾抗議要求的目標。

最後一點,全球化現象造成了一項很有趣的對比。不論彼此政治上是否嚴重對立許久,西方國家總是在提倡「自由貿易」—如世界貿易組織(WTO)、歐盟(EU)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等組織—用以創造資本達到更高的r的機會。反觀中國,是為整頓自己的國營企業、在國內為本地資本創造空間和鼓勵更多外國投資而WTO。

第三項問題是資本家對自身的反問。對皮克提而言,西方的寡頭資本壟斷是資本代代相傳的結果,這解釋了為何在經濟不平等依舊居高不下,不管怎麼說,經濟成長都是資本回報率的基礎。那中國的情況如何呢?哪些人是資本家?他們在政治上做了些什麼?他們又是如何保護他們的財富?

針對第一個問題,最近新聞爆料的中國高官家族瀆職事件不應該被我們忽略:中國大部分的財富仍為國民所有,而這些人並沒有握有政治實力的父母或子女。

第二點,富人當然得隨時迎合政治青睞,而皮克提提醒我們,為數眾多的富人讓人想起西方富豪每天的所作所為。但中國私營資本家大概得花更多的時間、精力及資源去迎合政府,因為中國政府能運用的經濟實力比西方政府多太多了。

第三,中國資本家的行為讓人感受到他們在中國的不安全感,這點在超級富豪身上尤其明顯:他們計畫將資產外移(包括他們被當成「人體資產」的小孩),或著他們冒著被捲入捉摸不定的官場鬥爭的風險與高級官員合夥。皮克提質疑:「儘管中國的百萬和億萬富翁已經頻頻登上全球富豪榜,但他們是財富真正的主人嗎?舉例來說,他們能將自己的錢搬出中國嗎?」對皮克提而言,資本家對財產權的不安定感是不穩定的因子,但至於他們能否保存這相對的不確定性,皮克提表示「仍在迷霧之中」,得仰賴「一組複雜而正在轉型的權利義務關係」。

以上所有,都導向皮克提替我們向中國提出的第四項問題,同時也是最後一項。中國政治權力的平衡始終倒向政府而非資本家那方,加上前文提過的,像中國這樣的區域霸權不會對競爭壓力讓步而減少稅收,這兩項要素會讓中國比西方適合控制不平等的情況嗎?皮克提認為,也許。但即便可行,中國領導人會同意執行嗎?時至今日,中國政府對此完全沒有朝這方面的跡象。習近平目前的鬥爭目標聚焦在政治權力而非單純的私人財產上。中國領導過於害怕g的跌落,以至於無法處理r的問題。如果政權被帶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府取代,不論其代表的為何,西方政府及其後衍生的社會「民主」主義提供了希望渺茫的前車之鑑。

本文獲中參館授權刊登,原文請見:Equal in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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