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納森法蘭岑:我和華萊士的友誼故事,就是我愛著一個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強納森法蘭岑:我和華萊士的友誼故事,就是我愛著一個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他像孩子般討人喜愛,也能以孩子般的純粹回報愛。如果愛終究被排除在他的作品之外,那是因為他未曾真正覺得自己值得被愛。他一輩子被囚禁在自己的孤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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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

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寫天氣寫得跟任何會寫作的人一樣好,他愛他的狗比愛任何人事物更深刻,但大自然引不起他的興趣,對鳥更是漠不關心。一次,當我們開車行經加州史汀森海灘(Stinson Beach)附近,我停下來,遞給他望遠鏡觀看一隻長嘴杓鷸(curlew);對我來說,這種鳥的華貴不證自明。他用鏡筒看了兩秒便轉回頭,一臉厭倦,「噢,」他以他特有的虛情假意語氣說:「很漂亮。」

他過世前的那個夏天,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坐在他家露台,他抽著菸,我的視線移不開附近的蜂鳥,並為他的視若無睹而悲傷;還有一天,他在睡他下了重藥的午覺,我在為即將到來的旅行研究厄瓜多的鳥類時,恍然明白,他無法控制的苦痛和我可以管理的不滿足,之間的差異就在我能在愉快的鳥事中逃避,他不行。

他生病了,沒錯,在某種意義上,我和他的友誼故事就是我愛著一個患有精神疾病的人。那個憂鬱的人後來用讓他最愛的人遭逢最大痛苦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們這些愛他的人只能留在原地,感受憤怒和背叛。不僅因為我們的愛投資失敗覺得被出賣,更因為自殺把他從我們身邊帶走,讓這個人變成眾所皆知的傳奇。從沒讀過他的小說,甚至連聽都沒聽過他的人,讀了《華爾街日報》刊登、他在凱尼恩學院畢業典禮上的演說後,開始哀悼失去一個優秀而高貴的靈魂。從來沒把他的哪本書列入全國性獎項決選名單的文學團體,現在異口同聲說他一直都是國家的寶藏。

身為作家,他不「屬於」讀者,一如他不屬於我。但如果你碰巧知道他真實的個性比他獲得的好評來得複雜而可疑,如果你知道他本人比世人宣稱的「心地善良、對道德有卓越洞察力的藝術家/聖徒」來得討喜――更滑稽、更糊塗、更深刻酸楚地和他的惡魔交戰、更悵然若失、更幼稚地不思遮掩自己的矛盾和謊言――那麼,對於某一部分的他選擇接受陌生人的吹捧,而非最親近的人的愛,你很難不覺得受傷。

對大衛認識最淺的人最可能用神聖的詞彙談論他。讓這點更顯怪異的是,在他的小說中幾乎完全找不到平凡的愛。親密的愛的關係,儘管對我們很多人是生命意義的基本來源,在華萊士的小說宇宙中卻無立足之地。反之,我們看到書中人物一再壓抑、不讓愛自己的人知道他們內心無法克制的冷酷真相;也看到書中人物刻意、狡詐地表現愛,或者向自己證明感覺像愛的東西其實只是偽裝成的私利;又或者,將抽象或靈性的愛投向令人深深嫌惡的對象――《無盡的玩笑》裡那個腦漿一直滴的妻子,最後一場醜惡男人專訪裡的那個精神病患。大衛的小說充斥著偽君子、操控者和情緒孤立者,但那些跟他只有一面之緣或點頭之交的人,卻對他煞費苦心的過度體貼和道德觀念信以為真。

然而,關於大衛的小說,最玄的一點是:大部分全心投入的讀者,會在閱讀時感覺被理解、被安慰,被愛。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擱淺在自己的存在之島,我想,一個大致正確的說法是,最容易被他感動的讀者,正是那些熟知上癮症、強迫症或憂鬱症會對社交和靈性產生孤離影響的人,我們會滿懷感激地抓住每一封從大衛這座最遙遠的島嶼送來的快信。

大衛透過小說內容給了我們最糟糕的他,以強烈得足與卡夫卡(Franz Kafka)、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和杜斯妥也夫斯基(Mikhail Dostoyevsky)並論的強烈自我審查態度,攤開自己的各種極端:自戀、厭女情緒、強迫症、自欺、剝奪人性的道德觀和神學觀、對可不可能有愛的懷疑,以及一再深陷自我意識註腳中還有註腳的羅網。但就形式和意圖來看,他一一細數對自身純善的絕望,卻讓讀者收到一份純善的禮物,我們在他帶有藝術感的事實裡感覺到愛,因而愛他。

大衛和我的友誼是既比較、又對照、又(如兄弟般的)競爭。他過世前幾年,曾幫我在他的兩本精裝本新書上簽名。其中一本,我看到他在扉頁描摩手掌輪廓;另一本的則是勃起的輪廓,碩大得超出頁面,旁邊還加了小箭頭和這句話:「比例尺100%。」我曾聽過他當著交往中女孩的面,熱切地描述某人的女友是他心目中的「女性典範」,大衛的女友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說:「你說什麼?」於是,字彙和任何西半球居民一樣多的大衛,深吸了一口氣,吐出來,然後說:「我忽然發現,我從不真的明白典範這個詞是什麼意思。」

他像孩子般討人喜愛,也能以孩子般的純粹回報愛。如果愛終究被排除在他的作品之外,那是因為他未曾真正覺得自己值得被愛。他一輩子被囚禁在自己的孤島上。遠看和緩的地勢,其實是陡峭的懸崖。有時只有一點點的他瘋了,有時幾乎整個人,但他這個人從來沒有完全正常的時候。

他試圖藉助藥物和酒精逃離囚島,卻發現自己被上癮監禁得更嚴密時,以為見到了自我,那個自我似乎從未停止侵蝕他對愛的信念,始終阻止他覺得自己有能力去愛。就算勒戒後,就算青少年後期嘗試自殺數十年後,就算他緩慢而英勇地為自己建造了人生之後,他仍覺得不配。這樣的感覺與自殺的念頭緊緊糾纏,終至難以分辨。自殺,是脫離囚籠的一條可靠途徑,比上癮可靠,比小說可靠,最後,也比愛可靠。

我們這些自我涉入(self-involvement)程度沒那麼激進到病態的人,我們這些居住在可見光譜裡、可以想像超越紫光的感覺但不會實際去超越的人,可以明白大衛不相信自己愛的能力是錯的,也可以想像不相信的痛苦。如果你身心健康,愛是多簡單、多自然的事;如果你不健康,愛則何等艱難――看起來就像結合私利和自欺的新玩意,令人打從心底卻步!

無盡的玩笑 Infinite J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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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衛的作品(以及身為他的朋友的我)有個課題是,健康與不健康的差異,在很多方面是「程度」而非「本質」的問題。儘管大衛會嘲笑我輕微得多的癮,也喜歡告誡我不能自以為節制,但我仍能從這些癮,從伴隨癮而來的遮遮掩掩、唯我獨尊、徹底的孤立和對動物粗鄙的熱愛中推斷,他的癮有多極端。我可以想像那場病的心理路徑:意識上的壓抑特質移不走,自殺便循線而來。

要擁有某種與眾不同的東西,要有祕密,要對自己的優秀出眾義無反顧、自我陶醉地認定,然後是讓人痛快憎惡自己的、對總成績的預期,終至切斷與這世界的聯繫,因為它不讓你享受自我涉入的樂趣――我能理解大衛到這裡。

誠然,要將孩子氣的憤怒,和他無法控制、終至成功的自殺衝動連結起來,是比較困難的。但就連這裡我也能看出華萊士的邏輯在哈哈鏡裡的反射,那是一種渴求,渴望自始至終都能忠於自我,只是比較任性而已。為了配得上他給自己宣判的死刑,執行上必須對他人造成深刻的傷害。為了一勞永逸地證明他真的不值得被愛,盡可能惡劣地背叛最愛他的人是有必要的,所以他在家裡自殺,讓他們成為他犯行的直接目擊證人。

自殺也是一種生涯移轉,是那種「他雖然痛恨、會否認(也許他以為這樣就不會受罰)是蓄意,但隨後(如果你逼問他)又會嘻皮笑臉或皺著眉頭,好啦,對啦,他的確做得到」的那種渴求奉承的算計。我幻想大衛有兩面,一面主張走柯特.科本(Kurt Cobain)的路線,用理性到勾人的聲音談《地獄來鴻》(The Screwtape Letters)裡的惡魔(那是大衛最喜歡的書之一),同時又認為,死在自己手裡既可滿足他對事業優勢的饑渴,也可進一步證明他死有餘辜。因為那代表他投降了,投降於被良善但四面楚歌的一面判定為邪惡的另一面。

這不是說他最後幾個月和幾星期都在和自己以《地獄來鴻》或《宗教大法官》(Grand Inquisitor)的風格,生氣勃勃地進行理智對話。最後那段時間他病得很厲害,以致每一個新的、清醒的想法,不論關於什麼,都會立刻像螺旋一樣轉成同一種認定自己毫無價值的信念,讓他繼續畏懼、痛苦下去。不過,他有一個偏愛的比喻,在他的〈美好的舊日霓虹〉(Good Old Neon)短篇小說和研究康托爾(Georg Cantor)的論文中敘述得尤其清楚,即一剎那時間的無限可分性,不管時間多短,都可以一直分割下去。

他的最後一個夏天,即便持續不斷地受折磨,在這一個痛苦的念頭和下一個同樣痛苦念頭之間的空檔,仍足以讓他思考自殺的念頭,飛快閃過自殺的邏輯,並啟動務實的執行計畫(他至少做了四個)。當你決定做一件大壞事,做那件事的論據會在你決定的同時一湧而出,完整成形;任何打算再度淪陷的上癮者都能作證。雖然自殺本身想來是件痛苦的事,但它也成了――呼應大衛另一篇短篇小說的標題――一種送給自己的禮物。


大眾對大衛的諂媚之言,把他的自殺視為「這個世界根本配不上美好如你的人」〔唐.麥克林(Don McLean)對梵谷(van Gogh)的歌詠〕的證據,而這個需要一體感的大衛,一個美好而天賦異稟的人,在戒掉服用二十年的抗憂鬱劑腦定安(Nardil)後敵不過重度憂鬱,因此自殺的不是他自己。我會跳過診斷的問題(他很可能不是單純的憂鬱),以及一個這麼美好的人何以如此深刻精準地知道醜陋的人在想什麼的問題。

但,心中惦記著他對《地獄來鴻》的熱愛,和他顯而易見的自欺欺人的傾向(這在他復原那幾年抑制有成,但從來沒有根除),我猜想,曖昧不明、搖擺不定的敘述比較符合他作品的精神。從他寫給我的話來看,他始終活在害怕回到精神病房的恐懼中――他先前的自殺未遂送他進去的。自殺的誘惑、終場前大顯神威的誘惑,或許被埋入地下,但從來沒有徹底消失。

當然,大衛有「好」的理由揮別腦定安:怕腦定安對生理的長期影響會縮短他努力為自己創造的美好人生,懷疑它的心理影響可能會干擾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他的工作和他的人際關係)。但也有比較「不好」的、涉及自尊的理由:完美主義者會想降低對物質的依賴,自戀似的厭惡看到精神病跟著自己一輩子。我難以置信的是他沒有真的「很糟」的理由。在他美好的道德智商和可愛的人性弱點底下忽隱忽現的,是長年上癮者的自覺,隱藏的自我在被腦定安壓抑數十年後,最後仍瞥見機會衝破束縛,重獲自由,一償自殺宿願。

這種分裂感在他戒斷腦定安後一年浮上檯面。對於他的煩惱,他做了詭異且看似弄巧成拙的決定,投入極大心力哄騙他的精神科醫師(你只能同情他們吸引了如此複雜絕頂的病例),最終順利塑造了完全不為人知、致力於自殺的生活。那一整年,我相當了解、也愛得毫無保留的那個大衛,勇敢、努力地奮鬥,一面為他的工作和人生建立更安定的基礎,一面對付令人心碎的焦慮和痛苦。而我比較不了解,但仍了解得夠深又始終不喜歡、不信任的那個大衛,卻有條不紊地策劃自己的毀滅,以及對愛他的人的復仇。

決定戒絕腦定安之後,他的創作受阻――厭倦了老招數、無法為新小說鼓起足夠的勁,以找出攜手前行之路――並非小事。他向來喜愛寫小說,尤其是《無盡的玩笑》,我們多次討論小說目的時,他都非常明確地表達出他的信念:小說是解決人類存在孤獨的問題解方,最好的解方。小說是他離開孤島的方式,只要那行得通――只要他能把滿腔的愛和熱情注入書寫寂寞的快信,只要那些快信能化為緊急、新鮮、真誠的消息捎至大陸――他就能為自己獲取一定程度的快樂與希望。

當他對小說的希望,在和新小說搏鬥多年後灰飛湮滅時,他除了一死別無出口。如果煩悶是癮種子萌芽生長的土壤,如果自殺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和目的論(teleology)與癮的現象學和目的論無異,說大衛是因煩悶而死似乎相當公道。在他早期的短篇〈比比皆是〉(Here and There)中,一個追求完美的年輕人布魯斯的兄弟請他想想:「完美是多麼無聊的事」,而布魯斯告訴我們:

我尊重李納德辛苦得來的、關於無聊的廣博知識,但也要說,既然無聊是不完美,那麼十全十美的人就絕對不可能無聊。

這是個不錯的笑話,但邏輯多少有點狹隘而箝制。這是「全部又更多」(everything and more)的邏輯,恰巧呼應大衛另一篇短篇的標題;而全部又更多,正是大衛希望能從他的小說,也為他的小說得到的東西。以前這曾對他有效,在《無盡的玩笑》中,但試著在已經是全部的東西上增添更多,就會有失去一切的危險――讓自己百無聊賴的危險。

魯賓遜有一件好玩的事情是,待在他絕望之島的二十八年間,他從來沒有覺得無聊。沒錯,他提過他早期做的那些工作單調沉悶,承認在島上找食人族找得「累個半死」,悲嘆在島上發現菸草卻沒有菸斗可抽,還把他有「星期五」作伴的第一年形容成「我在這地方生活最愉快的一年」。但他完全沒有現代人對刺激的渴望(這部小說最驚人的細節或許是魯賓遜讓「三大桶蘭姆酒或烈酒」撐了二十五年才喝完;我恐怕不到一個月就會把三桶喝光,就此終結)。雖然從未停止逃離的夢想,但他很快對這座島全歸自己所有「暗自竊喜」:

現在我把世界看成遙不可及的東西,是我毫無相關、毫無期待,甚至毫不渴望的東西。簡單地說,我跟它一點關係也沒有,也不想有關係;我想今後我們就這樣看待它吧。

魯賓遜能熬過孤獨是因為他很幸運,他能和環境和平共處是因為他很平凡,而且他的島是有形的。大衛,因為不平凡,而且島是虛構的,最後只有他那有趣的自我存活下來。而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虛擬世界,所產生的問題就跟把自己投射到電腦網路世界的問題類似:在虛擬空間追求刺激,是沒有盡頭的,但這無窮盡、無休止、無法真正被滿足的刺激,卻會禁錮人心;成為「全部又更多」,也是網際網路的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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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到遠方:「偉大的美國小說家」強納森・法蘭岑的人文關懷》,新經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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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
譯者:洪世民

繼《如何獨處》後,法蘭岑再次以幽默的機鋒與銳利的洞察,帶讀者前往荒島的遠方、觀點的遠方、思想的遠方,以及閱讀的遠方。

在這本深刻的演說和散文選集,強納森・法蘭岑帶著煥然一新的力度回到縈繞心頭已久的主題,包括人和文學。無論是回憶他在賽普勒斯和違法獵鳥者的暴力衝突,省視心中對亦敵亦友的作家大衛・華萊士自殺的感受,或是針對科技如何改變人們表達愛的方式提出動人而風趣的看法,這些文章都實現了法蘭岑「毫不隱瞞」的承諾。出自當代頂尖小說家之手,《到遠方》是部傑出而具啟發性的作品,記錄了一顆獨特而成熟的心靈與自我,與文學和當今一些最重要議題角力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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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新經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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