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馬華文學(上)

在台馬華文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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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華文學的生產場所也有可能「不在」馬來西亞,而在例如台灣、香港等境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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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錦忠(中山大學外國與文學系副教授,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馬華文學一向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在」馬來西亞生產的華文文學。但是,馬華文學的生產場所也有可能「不在」馬來西亞,而在例如台灣、香港等境外地區。在台灣發生的馬華文學現象,過去較常看到的稱謂是「馬華旅台文學」。近年來,「在台馬華文學」的用法較為多見。廣義而言,「在台馬華文學」不一定限於馬華作者在台,也指「馬華文學」在台,即作品在台灣出版流通。

早在1960年初期,「在台馬華文學」已經在台灣冒現。當時留學台灣的華裔馬來西亞學生如黃懷雲、劉祺裕、張寒等就已積極參與台灣文壇活動, 在這裡結社、出書。換句話說,「在台馬華文學」其實就是馬華留台生在台灣的文學表現。

早期馬華留台生的文學表現與活動比較為人所知的例子,則是1963年成立的星座詩社。星座詩社是一個跨校園性質的文學團體, 雖然未自我標榜為「僑生」社團,但是主要成員包括王潤華、淡瑩、翱翱(張錯)、黃德偉、畢洛、林綠、陳慧樺(陳鵬翔)等馬來西亞與港澳「僑生」。

星座創社初期,獲得台灣詩人李莎和藍采的支持甚多。藍采是《星座詩刊》創刊號編者,〈代發刊詞〉即出自其手筆。成立第二年後,詩社開始出版詩刊與叢書。1969年詩刊停止出版,象徵星座停止發光。1972年,星座若干成員重組,陳慧樺、余中生、李弦(李豐懋)、陳芳明、林鋒雄等成立大地詩社,出版《大地詩刊》、《大地文學》,出版活動一直持續到1982年。

1974年底,天狼星詩社的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周清嘯等人跨海來台升學,並在台北出版《天狼星詩刊》,1976初與天狼星詩社決裂,另組神州詩社。溫瑞安、方娥真等人除了出版《神州詩刊》之外,也由時報、四季、長河、皇冠、源成等出版社刊行的詩集、小說集、散文集、合集(《神州文集》)與武俠小說等多種。

神州詩社在後期改稱神州社,同人並在1979年另組青年中國雜誌社,出版《青年中國雜誌》,鼓吹「文化中國」的理念。神州社員多達百人以上,除了溫方等人之外,都是台灣本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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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雅虎拍賣

我們不妨這麼說,星座詩社(及大地詩社)與神州詩社分別代表了1960、70年代留台「僑生」或離散華裔文藝青年追求與認同「中華屬性」的兩種模式。台灣在那些年代,以「中國」或「自由中國」自居。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中國國民黨光復台灣。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台灣,在台澎金馬延續「中華民國」的政體,直到今天。國民政府遷台以後仍然以「中國」自居,突顯的是其大中國意識形態。依照這樣的意識形態,在台灣生產與出版的華文文學文本乃是「中國文學」,現代詩則為「中國現代詩」,神州社溫瑞安也慷慨激昂地說,「為中國做點事」。

換句話說,在冷戰的年代,台灣以「中華屬性」的代言者自居,而在各個公共領域所論述的「中國」,乃「中華屬性」的符號,而非地理政治實體。因此,即使在中國開始積極在國際舞台冒現的70年代,台灣文壇還是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大系》(1972)、《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1977)這類企圖打造「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典律的書。

在6、70年代的台灣文化的當道論述中,發生在台灣的文學表現被自我表述為「中國文學」。因此在台的離散華語系作家如王潤華等人在台灣成立星座詩社,或後來陳鵬翔等人成立大地詩社,作為他們在台灣的書寫活動基地,也表示他們認同台灣的「中國文學」文化或文化政治符號意涵。這個「中國認同」的文化政治符號,顯然是冷戰時代的產物。誠如陳鵬翔所說,他們詩作中「所展現的疏離、孤獨等……主要是思鄉、寂寞,更大程度,還是受到當時宰制文化(反共文學vs.現代派、存在主義)與社會風氣的感染」(陳鵬翔2001:121)。這個宰制文化背後的意識形態,可視之為「中國認同」或「中華屬性中心論」。

但是,儘管以星座成員中諸馬華詩人為代表的在台馬華文學向這個「中國認同」或中華屬性中心論靠攏,積極參加60年代的文學活動,在台灣文學複系統位居中央的當道者或主流論述眼中,他們很可能「不夠中國」。

例如,1972年,巨人出版社推出一套八冊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分詩、散文、小說卷,選錄1950年至1970年二十年間在台灣生產的作品,為當年相當重要的典律建構。這套大系由余光中、洛夫、朱西甯、張曉風等九人組成編輯委員會,其中詩卷二冊,由洛夫與白萩編選,共收入七十位詩人的作品,令人意外的是,星座詩人竟然沒有一人上榜。

事實上,當時星座詩社同仁中至少林綠、王潤華、翱翱、陳慧樺與淡瑩五人在台灣詩壇的表現已卓然出色。林綠在60年代中葉已相當活躍,其他人如王潤華與翱翱,作品早已入選1967年出版的《七十年代詩選》,稍早出版的《大學生詩選》(1965)也收入王潤華作品,1971年張默與管管編選《新銳的聲音:當代廿五位青年詩人作品集》(1975),也選入陳慧樺、鍾玲、蘇凌的詩作,表示星座詩人的文學表現已獲得相當的肯定,至少不是那麼邊緣。但是在巨人版《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選卷編者的「中國文學」典律建置工程中,星座詩人並未列名其間,那顯然是文學政治操作的結果。

溫瑞安、方娥真等神州詩社馬華成員追求與認同「中華屬性」的模式,由於時代氛圍不同,有別於星座詩社回歸華文文學主流的「中國認同」。對溫瑞安等人來說,「中國文學」等同「中國」。文學成為想像中國或慰藉文化鄉愁的方式。換句話說,文學取代了現實政治與地理實體,成為神州同仁「想像中國」的管道或空間。就像夏志清在論余光中的文章所說的,余光中「所嚮往的中國並不是台灣,也不是共黨統治下的大陸,而是唐詩中洋溢著『菊香與蘭香』的中國」(夏志清 1979:388-89)。這句話借來描述神州詩社在台灣的中國認同最適合不過。

上面提到時代氛圍不同,指的是時序到了1970年代,台灣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早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國際政治現實逼使台灣不得不放棄(或被迫失去)想像中國的空間,加上海外保衛釣魚台運動的發酵,本土主義(包括鄉土文學運動與本土政治運動)和民族主義興起,在在促使生活在大陸邊陲與外海島嶼的各省籍台灣人正視現實,重新「發現台灣」,反思中國傳統文化,漸漸無法藉唐詩宋詞或60年代現代詩等「中國文學」想像或迷思「中國」,甚至「三民主義反攻大陸」也漸漸成為淹沒在時代洪流的口號。一旦《山河錄》中的假山假水無法滿足這種逐漸被現實戳破的「中國想像」時,溫瑞安只好埋首武俠小說來神遊「文化中國」。

溫瑞安所觀望與想像的世界是「文化中國」而非台灣,更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對非馬來人的種族分化政策,對華人文化、教育與文學的漠視或邊緣化,造成華人文化危機意識。溫瑞安在散文與詩中對華人的這種困境頗多譬喻與敘述。他在第一本詩集《將軍令》跋文寫道:「我們總不能、總不能看見這頭受傷的蒼龍,絕滅在我們這一代的手裡」(溫瑞安1974:42)。但是在「龍哭千里」的馬來西亞,要以華文文學實現「文化中國」的理想,溫瑞安認為「此乃是非地,而非風雲密佈之中原,在此只有金劍沉埋」(溫瑞安1974:43)。這是溫方等人決心在1973年離馬赴台的原因。

但是,說溫瑞安與神州社核心份子昧於現實,只活在想像的世界裡,也並不公平。他們在旅台期間也常返馬。當時馬來西亞與中國也已建立邦交,中國歌曲、影片與書刊在馬來西亞也算通行,他們不可能視而不見。文革終結前後的中國,百廢待興,當然不是溫瑞安所想像與建構的「文化中國」,但也不是一無可取的廢墟。日後成為溫瑞安與方娥真「為匪宣傳」的證物中,據聞就有《劉三姐》的歌曲錄音帶。1981年初,溫瑞安與方娥真被台灣警備總部逮捕拘留,判刑後驅逐出境,周清嘯、黃昏星、廖雁平等社員也先後返馬,瓦解了百人結社的神州社。

1979年代末、80年代初,經過了鄉土文學論戰後的台灣文壇,儘管高度現代主義文學風潮已退,鄉土文學並未獨領風騷。本土文化論述與黨外運動要等到80年代中期以後才冒現開展。文學在這期間呼應時代社會的急速變遷,朝向多樣性發展,《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文藝副刊分別在高信疆與瘂弦的主持之下,成為文學的重要贊助者。除了副刊內容的改革外,兩大報更落實文學行動主義,舉辦文學獎,左右了文學方向,堪稱掀起「文學寧靜革命」。

在《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文學獎得獎名單中,商晚筠、李永平、張貴興、潘雨桐的名字經常出現,得獎作品甚獲批評家的讚賞。四人之中,商、張、潘三人得獎之後在台灣出版了他們的第一本書,而李永平雖然早在1976年就已在台灣出版短篇集《拉子婦》,獲得《聯合報》文學獎之後出版的《吉陵春秋》更備受推崇,迄今仍然是華文文學經典之作。

(2016 年臺大傑出校友 - 李永平)

潘雨桐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留台,復於70年代上半葉在台灣任教,但是他的寫作事業是在返馬後才展開,並在80年代屢奪文學大獎。儘管商晚筠的第一本小說集《癡女阿蓮》出版時人還在台,她在70年代中畢業後即返馬, 嚴格說來, 潘商二人只能算留台,而非在台馬華作家,但是他們的作品在台灣出版,一直是在台馬華文學重要文庫。

在台的李永平、張貴興,以及留台的商晚筠、潘雨桐等馬華作家既未如星座、大地諸人般成立同仁文社,也未再如神州社般百人結社,基本上除了李永平之外,他們從參加文學獎起家,獲得文學界認可(因此人不一定要在台。李永平得獎時人也在美國。後來的在台得獎的黎紫書既非留台也不在台,但書一直在台出版,最新一本是今年出版的小說集《簡寫》)。因此,我們不妨說,到了70年代下半葉以後,參加兩大報及其他文學獎已取代了結社或自費出版,成為馬華作家在台灣「取得進入文壇的通行證」的途徑,也開啟了在台馬華文學的第三種存在模式,這種模式未必和追求與認同「中華屬性」有必然關係。

本文出自:張錦忠《馬華文學》,西灣文庫。獲作者授權刊登,原文在此

本節徵引書目

  • 陳大為(2001)〈躍入隱喻的雨林:導讀當馬華文學〉。《誠品好讀》13:32-34。
  • 陳建忠(2001)〈失鄉的歸鄉人:評黃錦樹編《一水天涯:馬華當代小說選》兼及其他〉。《四方書網》http://www.4book. com.tw。
  • 陳鵬翔(1992)〈校園文學、小刊物、文壇:以《星座》和《大地》為例〉。 陳鵬翔與張靜二(編)《從影響研究到中國文學:施友忠教授九十壽慶論文集》。台北:書林書店。65-82。
  • 陳鵬翔(2001)〈歸返抑或離散:留台現代詩人的認同與主體性〉。林明德(編)《台灣現代詩經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99-128。
  • 黃錦樹(1990) 〈「旅台文學特區」的意義探究〉。《大馬青年》8:39-47。
  • 黃錦樹(1997)〈非寫不可的理由〉。《烏暗暝》。台北:九歌出版社。3-14。
  • 黃錦樹(2009)〈十年來馬華文學在台灣〉。《南洋商報.南洋文藝》1 Sept.:14-15。
  • 溫瑞安(1974) 〈江湖路遠:《將軍令》跋〉。《蕉風月刊》259:42-44。
  • 夏志清(1979) [1975]〈余光中:懷鄉與鄉愁的延續〉。周兆祥(譯)。黃維樑(編)《火浴的鳯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台北:純文學出版社。383-90。
  • 葉石濤(1989)〈評張貴興《柯珊的兒女》〉。《文訊雜誌》ns l:92-94。
  • 余光中(1996) [1986]〈十二瓣的觀音蓮:序李永平的《吉陵春秋》〉。《井然有序:余光中序文集》。台北:九歌出版社。311-19。
  • 鍾玲(2000)[1993]〈我去過李永平的吉陵〉。《日月同行》。台北:九歌出版社。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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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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