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義之名：公教階級真的是既得利益者嗎？

文：王曉玲

民主的價值絕不僅只是選舉時選票多寡的計算，更不是在多數人的逼迫下讓少數人噤聲；民主的可貴，並非弭平差異，而是尊重差異、容許多元，並且在這個前提下讓不同立場的人之間尋求共識，但是共識必須是來自相互的對話與妥協，而非霸凌與強迫。

「年金」議題會成為現今台灣社會關注的焦點，肇因於台灣經濟長期的低迷不振讓薪水停滯了二、三十年，讓社會許多人對於未來產生徬徨與不確定感，以及面對薪水較穩定的公教階級所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呈現出社會集體焦慮的心理投射。那麼，我們要問的是，公教階級真的是既得利益者嗎？

在我進入職場成為一名國中老師的時候，正是被稱為「台灣錢，淹腳目」的1990年代末期，在那個競爭激烈，要通過錄取率不到三成的聯考才能進入大學的時代，我和那些來自北一女、中女中與雄女等全台名校的同學們一樣，放棄了台大會計、國貿、法律等熱門科系，選擇了穩定以及退休有保障的教職工作。而我所任教的學校同事們，也都是來自台大、清大、政大等名校的畢業生，經歷過台灣股票上萬點、全民瘋股市的年代，不兼差、不補習，只有兢兢業業的將自己無私地奉獻給課堂裏的學生們。

在工作二、三十年之後，看著那些走入業界，當律師、會計師、銀行行員與工程師的高中同學們，或是股票分紅、或是百萬獎金，有的提早退休另做人生規劃，有的憑著專業知識繼續在職場上坐領高薪。而我們這群選擇當老師的人，或是那些經過激烈競爭通過國考成為公務員的人，卻因為職業的特殊性無法轉職工作，在屆齡退休之際，卻被冠上「剝奪國家資源」的惡名，這種污名化的指責，對於全台默默付出、認真敬業的公教人員們而言，是何等的沉重？我不禁想問的是：勞工的退休金真的是被公教人員拖垮的嗎？

教師與勞工的差異，是在於工作場域的差異：公教受雇於政府，而勞工受雇於企業主，因此在退休金的給付，便會反映出這樣的區別。現行公教的公保與退撫的提撥率為12％，而勞保的提撥率為9.5％；公教的保費負擔比例為政府6.5成、自付3.5成；而勞保保費負擔比例為政府1成、自付2成、雇主7成；而勞退的提撥率雖然也是12％，但是雇主負擔6％、勞工自提6％，勞工自提的部分可繳、也可不繳，全由勞工自行決定。

從這個角度來看，公教人員自民國84年開始即從自己的薪水帳戶中一毛不少的扣繳公保與退撫的費用。以月薪為43,900的勞工為例，雖然自民國94年開辦勞退的提撥率是12％，但是絕大多數的勞工都沒參加自提的6％，因此只需繳交勞保的費用922元。但是月薪43,085的公教人員，除了要繳交3,619元的退撫金之外，再加上公保的1,331元，每月共繳4,950元。以銓敘部的公布為例，提出在現行退休金的負擔與領回的概算中，公教人員所付出的比例為勞工的1.99倍。因此現行勞保與勞退的繳少領多現象，才是導致勞保與勞退資金短缺的主要因素。

在台灣社會薪水停滯二、三十年造成長期低薪的此刻，薪資相對穩定但人數相對弱勢的公教人員便成為這股龐大的社會集體焦慮所投射的對象，在未顧及公教人員的雇主是政府，而勞工的雇主是企業主的情況下，新政府將不同條件與脈絡下所發展出來的公保、退撫以及勞保、勞退在「以正義之名」為框架被綑綁在一起，送到「年金改革」的會議當中被討論。

從「年金改革」會議的結論當中，包括政府將每年撥補200億作為勞退基金的準備金，明顯地違反了原本基金必須自負盈虧的責任。而與公教人員有關的公保與退撫的提撥率從原本的12％，以每年調高1％較快的速度提高到18％；而勞保的提撥率從原本的9％，卻是以每年調高0.5％較慢的速度提高為18％，但是這個最終版本在送到立法院時又怕得罪勞工，而將原本年改會決定將提高的勞保提撥率從18％又調降為原來的12％。由此可見，處處顯露出權力運作痕跡的「年金改革」會議，所要改革的對象，其實就是針對著政府的雇員─公教人員而來。

照理來說，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面，面對這些當年因為被較優厚的退休條件吸引而放棄其他高薪工作的公教人員來說，要修改合約或是契約的話，必須由擔任雇主的政府分別和公教人員的代表團體來協商與談判，並且在互信的基礎之下達成與不同團體之間的共識。但事實上，「年金改革」會議當中的公教人員代表是幾乎等同於缺席，而由與公教人員之外的人來決定與公教人員有關的年金規畫，在缺乏與公教人員的共識與討論的情況之下就做出的決定，再經由上而下宣達模式的公聽會取代了由下而上的協商與討論。

事實上，公教人員面對年金改革並非如外界所想像的那般保守與抗拒改革，為了台灣的下一代，在我身邊許多的公教人員也都支持年金改革，但是近來政府這種漠視少數人權益「強權即公理」的運作模式，透過權力的操控讓弱勢噤聲來造就談判桌上的各項年金條款，其本質是「以正義之名」的權力鬥爭，最終將會將台灣的社會撕裂，而非團結，並且讓台灣與真正的民主社會之間的距離，變得愈來愈遠。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