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能夠寫出故事，我必須克服的兩個障礙

文：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

接下來我想集中火力探討這個概念：如何變成能寫出你要寫的書的那個人。我發現，如果討論我自己的作品，敘說我從失敗到成功的故事，便會冒上沾沾自喜或過度自戀的風險。作家以他最好的作品為傲、花很多時間檢視自己的人生，並不是太奇怪或該被譴責的事，但他非得談論不可嗎？長久以來，我都回答「不是」，而現在我回答「是」，很可能代表我的人格有問題。

但我還是要談談《修正》，並描述我變成它的作者所遇到的一些掙扎。首先，我的掙扎主要在於：克服羞恥、罪惡和憂鬱――我想，對於全心投入、與重重小說問題正面迎戰的作家來說，永遠都是如此。而且，當我忙著克服那些困擾時，又會有一些新的羞恥冒出來。

我在九○年代初必須做的第一件事是結束婚姻。違背誓言和忠誠的情感連結，對任何人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讓我的情況格外複雜的是，和我結婚的也是作家。雖然當年我隱約覺得我們太年輕、太缺乏經驗，還不能締結一夫一妻的終身誓約，但我的文學企圖心和浪漫理想主義戰勝一切。我們在一九八二年秋天結婚，當時我才剛滿二十三歲，我們攜手努力，想要以團隊之姿創造文學佳作。

我們的計畫是一輩子並肩作戰，似乎沒必要擬定撤退計畫，因為我的妻子是個有天分又深諳世情的紐約人，看起來一定會功成名就，或許遠比我早得多，而我知道我絕對有辦法照顧自己。所以我們繼續寫小說，但當我的妻子沒辦法把她的小說賣出去時，我們倆既驚訝又失望。當我的小說在一九八七年秋天賣得不錯時，我感到興奮，同時有非常、非常重的罪惡感。

我們別無他途，唯有開始奔跑，跑遍兩大洲各城鎮。不知怎麼地，我在奔跑的同時，竟撰寫和出版了第二本小說。在妻子為她的第二本小說奮戰時，我卻有了一些成績，我把這件事歸咎於世界的不公不義。畢竟，我們是團隊――我們要聯手對抗世界――而我身為丈夫的職責，是相信妻子。於是，我沒有以自己的成就為樂，反倒對世界憤怒和不滿。

我的第二本小說《強震》（Strong Motion），試圖傳達我們兩人活在那個充滿仇恨的世界的感覺。現在回首，雖然我仍以那本小說為傲，卻也看出它的結局是怎麼被我對婚姻的癡心妄想所扭曲。而讓我更加內疚的是，我的妻子不是這樣看。她曾宣稱我從她的靈魂偷取了寫那本書的靈感，這令我記憶猶新。她也相當公道地問我，為什麼我的女主角老是被殺或嚴重槍傷。

一九九三年是我人生最糟的一年。父親垂危，我和妻子花光積蓄，兩個都愈來愈憂鬱。因為希望快速致富，我寫了一部劇本，主人翁是跟我們倆很像的年輕夫婦，他們一起當鴛鴦大盜，差點跟其他人出軌，所幸最終仍幸福地破鏡重圓；永恆的愛情獲勝。那個時候，連我也看出自己的作品被我對婚姻的忠誠扭曲了。但那並未阻止我籌畫新小說：《修正》，一個跟我一樣的中西部年輕人，因妻子犯下殺人罪入獄二十年的故事。

幸好，在妻子和我以自殺或殺人收場之前，現實介入了。現實化為好幾種形式。一是我們不容否認，已經無法住在一起。二是我終於在婚姻之外交到幾個文學上的摯友。第三種，也是最重要的現實形式是，我們急需用錢。既然好萊塢似乎對明顯涉及個人議題的劇本〔以及不幸與《我愛上流》（Fun with Dick and Jane）神似的劇本〕不感興趣，我被迫從事新聞寫作。

不久，《紐約時報》指派我針對美國小說的危險狀態寫一篇雜誌文章。在為那篇文章做研究時，我有緣結識早期的幾個偶像，包括唐．德里羅（Don DeLillo），而我也察覺自己不僅屬於我和妻子的二人團隊，也屬於一個規模大得多而同樣重要的讀者和作家的社群。我有個非常關鍵的發現：我對他們也有責任，也該忠誠。

一旦我對婚姻的封印被如此這般地破壞，事情便迅速崩解。一九九四年底，我們在紐約都有了自己的公寓，終於過起或許二十多歲就該過的單身生活。這本該是輕鬆、自由的，但我仍覺得噩夢般內疚。對我來說，忠誠，尤其是對家庭的忠誠，是一種根本價值。對死的忠誠一直為我的人生賦予意義。我懷疑，較不受忠誠拖累的人，當小說作家會比較輕鬆，但所有嚴肅小說作家在人生某個時節，某種程度都會為好藝術和好人格的矛盾需求陷入掙扎。只要我還已婚，我就會試圖用實作技巧維持「反自傳性」――我的頭兩本小說沒有任何情節取自我的真實人生――並讓情節充斥著智識和社會關心的事項，來避免這種衝突。

當我在九○年代回頭寫《修正》時，我仍在處理一個複雜到不合理的情節，那是之前我力求在忠誠裡安全工作時發展出來的。我有很多想寫「大社會小說」的理由，但或許最重要的是我想當一個才智非凡、善於處世的專家，藉此避開私生活的紛紛擾擾。我又試了一兩年，繼續寫那本大社會小說，但最後，從字裡行間愈來愈不容否認的虛假，我深知自己必須變成另一種作家，才能創作出另一本小說。換句話說，得變成另一種人。

第一個非走不可的是小說的主角，一個三十多歲、名叫安迪．亞伯蘭（Andy Aberant）的男子。他從一開始便是那個故事的「固定裝置」，我想像他因妻子犯下的殺人罪入獄，此後歷經多次「變形」，最後當上美國政府律師，調查內線交易的案子。我先用第三人稱寫，然後，下了很大工夫但完全徒勞地，改用第一人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