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能夠寫出故事,我必須克服的兩個障礙

要能夠寫出故事,我必須克服的兩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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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的掙扎主要在於:克服羞恥、罪惡和憂鬱――我想,對於全心投入、與重重小說問題正面迎戰的作家來說,永遠都是如此。而且,當我忙著克服那些困擾時,又會有一些新的羞恥冒出來。

文: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

接下來我想集中火力探討這個概念:如何變成能寫出你要寫的書的那個人。我發現,如果討論我自己的作品,敘說我從失敗到成功的故事,便會冒上沾沾自喜或過度自戀的風險。作家以他最好的作品為傲、花很多時間檢視自己的人生,並不是太奇怪或該被譴責的事,但他非得談論不可嗎?長久以來,我都回答「不是」,而現在我回答「是」,很可能代表我的人格有問題。

但我還是要談談《修正》,並描述我變成它的作者所遇到的一些掙扎。首先,我的掙扎主要在於:克服羞恥、罪惡和憂鬱――我想,對於全心投入、與重重小說問題正面迎戰的作家來說,永遠都是如此。而且,當我忙著克服那些困擾時,又會有一些新的羞恥冒出來。

我在九○年代初必須做的第一件事是結束婚姻。違背誓言和忠誠的情感連結,對任何人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讓我的情況格外複雜的是,和我結婚的也是作家。雖然當年我隱約覺得我們太年輕、太缺乏經驗,還不能締結一夫一妻的終身誓約,但我的文學企圖心和浪漫理想主義戰勝一切。我們在一九八二年秋天結婚,當時我才剛滿二十三歲,我們攜手努力,想要以團隊之姿創造文學佳作。

我們的計畫是一輩子並肩作戰,似乎沒必要擬定撤退計畫,因為我的妻子是個有天分又深諳世情的紐約人,看起來一定會功成名就,或許遠比我早得多,而我知道我絕對有辦法照顧自己。所以我們繼續寫小說,但當我的妻子沒辦法把她的小說賣出去時,我們倆既驚訝又失望。當我的小說在一九八七年秋天賣得不錯時,我感到興奮,同時有非常、非常重的罪惡感。

我們別無他途,唯有開始奔跑,跑遍兩大洲各城鎮。不知怎麼地,我在奔跑的同時,竟撰寫和出版了第二本小說。在妻子為她的第二本小說奮戰時,我卻有了一些成績,我把這件事歸咎於世界的不公不義。畢竟,我們是團隊――我們要聯手對抗世界――而我身為丈夫的職責,是相信妻子。於是,我沒有以自己的成就為樂,反倒對世界憤怒和不滿。

我的第二本小說《強震》(Strong Motion),試圖傳達我們兩人活在那個充滿仇恨的世界的感覺。現在回首,雖然我仍以那本小說為傲,卻也看出它的結局是怎麼被我對婚姻的癡心妄想所扭曲。而讓我更加內疚的是,我的妻子不是這樣看。她曾宣稱我從她的靈魂偷取了寫那本書的靈感,這令我記憶猶新。她也相當公道地問我,為什麼我的女主角老是被殺或嚴重槍傷。

一九九三年是我人生最糟的一年。父親垂危,我和妻子花光積蓄,兩個都愈來愈憂鬱。因為希望快速致富,我寫了一部劇本,主人翁是跟我們倆很像的年輕夫婦,他們一起當鴛鴦大盜,差點跟其他人出軌,所幸最終仍幸福地破鏡重圓;永恆的愛情獲勝。那個時候,連我也看出自己的作品被我對婚姻的忠誠扭曲了。但那並未阻止我籌畫新小說:《修正》,一個跟我一樣的中西部年輕人,因妻子犯下殺人罪入獄二十年的故事。

幸好,在妻子和我以自殺或殺人收場之前,現實介入了。現實化為好幾種形式。一是我們不容否認,已經無法住在一起。二是我終於在婚姻之外交到幾個文學上的摯友。第三種,也是最重要的現實形式是,我們急需用錢。既然好萊塢似乎對明顯涉及個人議題的劇本〔以及不幸與《我愛上流》(Fun with Dick and Jane)神似的劇本〕不感興趣,我被迫從事新聞寫作。

不久,《紐約時報》指派我針對美國小說的危險狀態寫一篇雜誌文章。在為那篇文章做研究時,我有緣結識早期的幾個偶像,包括唐.德里羅(Don DeLillo),而我也察覺自己不僅屬於我和妻子的二人團隊,也屬於一個規模大得多而同樣重要的讀者和作家的社群。我有個非常關鍵的發現:我對他們也有責任,也該忠誠。

一旦我對婚姻的封印被如此這般地破壞,事情便迅速崩解。一九九四年底,我們在紐約都有了自己的公寓,終於過起或許二十多歲就該過的單身生活。這本該是輕鬆、自由的,但我仍覺得噩夢般內疚。對我來說,忠誠,尤其是對家庭的忠誠,是一種根本價值。對死的忠誠一直為我的人生賦予意義。我懷疑,較不受忠誠拖累的人,當小說作家會比較輕鬆,但所有嚴肅小說作家在人生某個時節,某種程度都會為好藝術和好人格的矛盾需求陷入掙扎。只要我還已婚,我就會試圖用實作技巧維持「反自傳性」――我的頭兩本小說沒有任何情節取自我的真實人生――並讓情節充斥著智識和社會關心的事項,來避免這種衝突。

當我在九○年代回頭寫《修正》時,我仍在處理一個複雜到不合理的情節,那是之前我力求在忠誠裡安全工作時發展出來的。我有很多想寫「大社會小說」的理由,但或許最重要的是我想當一個才智非凡、善於處世的專家,藉此避開私生活的紛紛擾擾。我又試了一兩年,繼續寫那本大社會小說,但最後,從字裡行間愈來愈不容否認的虛假,我深知自己必須變成另一種作家,才能創作出另一本小說。換句話說,得變成另一種人。

第一個非走不可的是小說的主角,一個三十多歲、名叫安迪.亞伯蘭(Andy Aberant)的男子。他從一開始便是那個故事的「固定裝置」,我想像他因妻子犯下的殺人罪入獄,此後歷經多次「變形」,最後當上美國政府律師,調查內線交易的案子。我先用第三人稱寫,然後,下了很大工夫但完全徒勞地,改用第一人稱。

一路走來,我多次離開安迪度愉快的長假,為的是撰寫其他兩個角色:伊妮德(Enid)和艾爾佛瑞.藍博特(Alfred Lambert)――他們憑空出現,而且像我爸媽。相較於我寫安迪.亞伯蘭時的折磨,有關他們的章節是迅速而不費吹灰之力地從我腦海湧出。但安迪既不是藍博特夫婦的兒子,也因為複雜的情節因素,不可能是他們的兒子,我只好努力創造更複雜的脈絡來把他的故事跟他們綁在一起。

雖然現在的我看得一清二楚,安迪不屬於這本書,但這在當時毫不明顯。我已經花了數年悲慘的婚姻來和憂鬱及內疚熟悉親暱、建立如百科全書一般的了解,而既然安迪.亞伯蘭的標幟是他的憂鬱和內疚(特別是對女性,尤其是女性生理時鐘),不運用我辛苦得來的知識把他留在書裡,就顯得匪夷所思了。唯一的問題是,就算在我的小說筆記裡寫了又寫,在他身上我仍無法看見幽默。他陰森可怕,有自覺,孤傲,令人喪氣。一連好幾個月,我幾乎每天都寫不出幾頁我喜歡的安迪。接下來兩個月,我在筆記中斟酌要不要請他走路。

那幾個月裡我想到、感覺到什麼,現在已想不起來,就像從一場流行性感冒痊癒後,想不起患病的難熬。我只知道,最後讓我下定決心捨棄他的原因是:一、我累壞了,二、我的憂鬱症加重了,三、我對我妻子的罪惡感突然減輕了。我仍深感內疚,但我跟她之間的距離已經拉得夠遠,能看清自己並沒有怪罪一切。此外那時我剛傾心於一名年紀稍長的女子,這讓我對於讓妻子快四十歲仍沒有孩子,感覺沒那麼糟了(雖然聽起來有點荒謬)。

一個新朋友從加州過來,在紐約陪了我一個星期,那極樂的一星期過完,我也願意承認這本書裡沒有安迪.亞伯蘭的位置了。我在筆記中為他畫了一座小墓碑,並給他提了一句出自《浮士德悲劇第二集》(Faust II)的墓誌銘:「Den können wir erlösen」。老實說我不認為當時我明白我寫「我們可以救贖他」的意思,但現在我理解了。

安迪走後,我就被留下來和藍博特夫婦及他們三個成年子女一起。那三兄妹本來就一直在小說邊緣徘徊不去。要讓故事變得可以寫,必須進行許多進一步的緊縮和扣減,請容我在此略過這些,只提及另外兩個要成為能夠寫出故事的作者,我必須克服,至少部分克服的障礙。


第一個障礙是羞恥。我三十多歲時,幾乎對十五年來我在個人生活做的每一件事感到羞愧。羞愧那麼早結婚,羞愧我的罪惡感,羞愧我在離婚途中經歷那麼多年的道德扭曲,羞愧欠缺性經驗,羞愧我長年與社會隔離,羞愧我有個怪裡怪氣又愛批判人的母親,羞愧自己鮮血淋漓、毫無防禦力,不像一座孤高、有主導力的堡壘,不像德里羅或品瓊(Thomas Pynchon)那般才智非凡;甚至羞愧正在寫的書看起來像在探討一個怪裡怪氣的中西部母親,要不要在家裡和家人度過最後一個耶誕的問題。

我原本想寫一本關於時代大議題的小說,結果,一如《審判》主角約瑟夫.K――當同事都在追求專業的優勢時,他卻因為必須面對審判而灰心喪志到發狂――我因深感自身的無知而陷入羞愧,不可自拔。

很大一部分的羞愧集中在齊普.藍博特身上。我努力了一整年發展他的故事,到了那一年結束時,我有了大約三十頁可用的篇章。在我婚姻的最後一段時日,我和教書時遇到的一個年輕女性短暫交往。她不是學生,從來沒當過我的學生,也比齊普.藍博特認識的女孩更甜美、更有耐心。但那是一段非常尷尬也不順心的關係,一段現在我一想到就真的會羞愧地扭動的關係,而基於某種理由,似乎有必要把它融入齊普的故事。問題在於,每當我試著把齊普放進與我雷同的情境,他就變得令我深惡痛絕。

為了讓他的情境貌似真實且可以理解,我不斷試著為他創造和我的故事有些相似的背景,但就是沒辦法不憎恨自己的無知。當我試著讓齊普沒那麼無知、更熟稔世故和更有性經驗,故事就是顯得不誠實、不有趣。我仍被安迪.亞伯蘭的鬼魂糾纏,也被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早期兩本小說《無罪者》(The Innocent)和《陌生人的慰藉》(The Comfort of Strangers)糾纏,這兩本都令人渾身黏膩到我讀完就想趕快沖個熱水澡。

我老是以它們為模範,寫出不想寫但似乎不得不寫的東西。每當我一連幾天屏住呼吸,創造出新幾頁的齊普,最後都寫出想讓我去沖澡的齊普。那些段落一開始滑稽有趣,但馬上轉變成羞恥的自白。似乎就是沒辦法把我單一的怪異經驗轉化成較普遍、寬容又具娛樂效果的敘事。

在為齊普.藍博特奮戰的那一年,我發生了很多事,但脫穎而出的是人們在那一年跟我說的兩句話。第一句是我媽說的,在我和她共度的最後一個下午,也就是我們得知她將不久於人世時。那時《紐約客》(The New Yorker)刊載了《修正》的其中一篇,雖然我媽非常值得讚許地選擇不要在臨終前讀那一篇,我還是決定供認一些我一直瞞著她的事。不是什麼陰暗得可怕的祕密――我只是想試著解釋,為什麼我沒有去過她希望我過的人生。我希望她放心,雖然我的人生在她看來可能很怪異,她走後,我不會有事的。

而一如《紐約客》那篇故事所說,她向來最不想聽到我在半夜爬出臥室窗戶的聲音,以及我一直有多確定自己想當作家――即便在我假裝不確定的時候。但那天傍晚,她清楚表現出她一直在聽。她點點頭,用一種像在做含糊總結的口吻說:「你喔,真是個怪胎。」那句話有一部分表示她盡了最大的努力來認識和原諒我。但從那含混又扼要的內容(和幾乎稱得上輕蔑的語氣)聽來,她主要是在表達:我是什麼樣的人,對她終於無關緊要了。表達:我的人生對我比對她重要;現在對她最重要的是她自己的人生,即將落幕的人生。

這是她送我的最後一份禮物:一道不言而喻的指示,要我別太在意她或其他任何人可能怎麼看我,要我做自己,就跟她,在將死之際做自己一樣。

另一句助益良多的話在幾個月後來自我的朋友大衛.明斯(David Means),那時我正向他抱怨,我快被齊普的性史問題逼瘋了。大衛是真正的藝術家,而他最具洞見的評論,通常也是最晦澀、最詭祕的話。就羞恥這個主題,他跟我說:「你不必穿過羞恥,從旁邊繞過去就可以了。」

到今天我仍無法確切告訴你他所謂「穿」和「繞」的真義,但我馬上領悟:那兩部麥克尤恩早年的小說就是「穿過」,而我的職責,寫齊普.藍博特的工作,就是想辦法將羞恥含納在敘事中,但不被它壓倒;想辦法把羞恥當成一件物體來隔離檢疫,喜劇的物體尤佳,而非讓它滲透、毒害每一個句子。從這一點來想像齊普.藍博特為什麼會在和學生廝混時服用主要療效是消除羞恥感的違法藥物,就只差一小步了。有了這個想法、終於可以開始嘲笑羞恥後,我幾個星期就把齊普剩下的故事完成,整本小說也在一年內竣工。


那一年所剩的最大問題是忠誠。它在我寫蓋瑞.藍博特那一章時竄升得特別高。蓋瑞的外表神似我大哥。比如蓋瑞打算把他最愛的家人的照片集合成冊,我哥也幹過類似的事。而既然我哥是家裡最敏感、最重情的人,我不知道要怎麼取用他的人生細節而不傷害他,也不危及我們的良好關係。我怕他生氣,對於嘲笑他不覺得好笑的一部分現實生活感到罪惡,對於在會被公開閱讀的文本中播送家庭私事感到不忠,懷疑自己為了事業而盜用一個非作家的私生活,不為道德所容。

這些都是以往我排斥「自傳性」小說的理由。但那些細節意味深長,不能不用,我也不曾隱瞞家人我是個作家、會仔細聆聽他們每一句話的事實。所以我左思右想,一想再想,最後和一個有智慧的年長朋友討論這個問題。出乎我意料地,她發起火來,斥責我的自戀。她說的話,跟我媽在我們共度的最後一個午後傳遞給我的訊息類似。她說:「你覺得你哥的生活是圍繞著你轉的嗎?你不認為他是個擁有自己人生的成年人,有一堆比你重要的事要做?你以為自己的影響力有那麼大,大到在小說裡隨便寫個東西就會傷害他?」

所有的忠誠,無論是寫作或其他方面,都只在受到考驗時有意義。作家在剛起步時最難忠於自己――當作家這個身分尚未給你足夠的公開報酬,來證明你有理由忠誠的時候。和親人朋友維持友好關係的好處明顯而具體;描寫他們的好處則無從確定。不過,好處會在某個時候開始均等。於是問題變成:我願意承擔與某個我愛的人疏遠的風險,繼續成為我非成為不可的作家嗎?

很長一段時間,在我的婚姻中,我給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便到今天,仍有些於我十分重要的關係,我在寫作時必須費心繞過,不能直接穿過。但我已經明白,承擔自傳性的風險,不論對你的寫作或你的關係都是有潛在價值的:其實你是在幫你哥哥或你媽媽或你最好的朋友一個忙,給他們針對「被你寫到」這件事作出反應的機會――信任他們會愛完整的你,包括作家的部分。

到頭來最重要的是,要盡可能誠實地寫。如果你真的愛被你納為題材的那個人,你寫出來的東西就必須反映那份愛。永遠都有當事人看不出那份愛、你們的關係可能受創的風險,但你已經做了所有作家最終非做不可的事,也就是忠於自己。

最後,我很開心地跟各位報告,現在我和我哥的關係比以前更好。當我打算寄給他一本《修正》的樣書時,我在電話裡告訴他,他可能會恨那本書,甚至可能恨我。他的回答至今仍讓我深深感激:「恨你不是選項。」我再聽到他說話,是他讀完書之後的事了,而他的開場白是:「哈囉,強,我是你哥――蓋瑞。」此後,他在跟朋友談論這本書時,毫不掩飾兩人相像之處。他有他的人生,有他的試煉和樂事,有一個當作家的弟弟,只是他人生故事的一塊;我們相親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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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到遠方:「偉大的美國小說家」強納森・法蘭岑的人文關懷》,新經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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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
譯者:洪世民

繼《如何獨處》後,法蘭岑再次以幽默的機鋒與銳利的洞察,帶讀者前往荒島的遠方、觀點的遠方、思想的遠方,以及閱讀的遠方。

在這本深刻的演說和散文選集,強納森・法蘭岑帶著煥然一新的力度回到縈繞心頭已久的主題,包括人和文學。無論是回憶他在賽普勒斯和違法獵鳥者的暴力衝突,省視心中對亦敵亦友的作家大衛・華萊士自殺的感受,或是針對科技如何改變人們表達愛的方式提出動人而風趣的看法,這些文章都實現了法蘭岑「毫不隱瞞」的承諾。出自當代頂尖小說家之手,《到遠方》是部傑出而具啟發性的作品,記錄了一顆獨特而成熟的心靈與自我,與文學和當今一些最重要議題角力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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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新經典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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