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能夠寫出故事，我必須克服的兩個障礙

一路走來，我多次離開安迪度愉快的長假，為的是撰寫其他兩個角色：伊妮德（Enid）和艾爾佛瑞．藍博特（Alfred Lambert）――他們憑空出現，而且像我爸媽。相較於我寫安迪．亞伯蘭時的折磨，有關他們的章節是迅速而不費吹灰之力地從我腦海湧出。但安迪既不是藍博特夫婦的兒子，也因為複雜的情節因素，不可能是他們的兒子，我只好努力創造更複雜的脈絡來把他的故事跟他們綁在一起。

雖然現在的我看得一清二楚，安迪不屬於這本書，但這在當時毫不明顯。我已經花了數年悲慘的婚姻來和憂鬱及內疚熟悉親暱、建立如百科全書一般的了解，而既然安迪．亞伯蘭的標幟是他的憂鬱和內疚（特別是對女性，尤其是女性生理時鐘），不運用我辛苦得來的知識把他留在書裡，就顯得匪夷所思了。唯一的問題是，就算在我的小說筆記裡寫了又寫，在他身上我仍無法看見幽默。他陰森可怕，有自覺，孤傲，令人喪氣。一連好幾個月，我幾乎每天都寫不出幾頁我喜歡的安迪。接下來兩個月，我在筆記中斟酌要不要請他走路。

那幾個月裡我想到、感覺到什麼，現在已想不起來，就像從一場流行性感冒痊癒後，想不起患病的難熬。我只知道，最後讓我下定決心捨棄他的原因是：一、我累壞了，二、我的憂鬱症加重了，三、我對我妻子的罪惡感突然減輕了。我仍深感內疚，但我跟她之間的距離已經拉得夠遠，能看清自己並沒有怪罪一切。此外那時我剛傾心於一名年紀稍長的女子，這讓我對於讓妻子快四十歲仍沒有孩子，感覺沒那麼糟了（雖然聽起來有點荒謬）。

一個新朋友從加州過來，在紐約陪了我一個星期，那極樂的一星期過完，我也願意承認這本書裡沒有安迪．亞伯蘭的位置了。我在筆記中為他畫了一座小墓碑，並給他提了一句出自《浮士德悲劇第二集》（Faust II）的墓誌銘：「Den können wir erlösen」。老實說我不認為當時我明白我寫「我們可以救贖他」的意思，但現在我理解了。

安迪走後，我就被留下來和藍博特夫婦及他們三個成年子女一起。那三兄妹本來就一直在小說邊緣徘徊不去。要讓故事變得可以寫，必須進行許多進一步的緊縮和扣減，請容我在此略過這些，只提及另外兩個要成為能夠寫出故事的作者，我必須克服，至少部分克服的障礙。

第一個障礙是羞恥。我三十多歲時，幾乎對十五年來我在個人生活做的每一件事感到羞愧。羞愧那麼早結婚，羞愧我的罪惡感，羞愧我在離婚途中經歷那麼多年的道德扭曲，羞愧欠缺性經驗，羞愧我長年與社會隔離，羞愧我有個怪裡怪氣又愛批判人的母親，羞愧自己鮮血淋漓、毫無防禦力，不像一座孤高、有主導力的堡壘，不像德里羅或品瓊（Thomas Pynchon）那般才智非凡；甚至羞愧正在寫的書看起來像在探討一個怪裡怪氣的中西部母親，要不要在家裡和家人度過最後一個耶誕的問題。

我原本想寫一本關於時代大議題的小說，結果，一如《審判》主角約瑟夫．K――當同事都在追求專業的優勢時，他卻因為必須面對審判而灰心喪志到發狂――我因深感自身的無知而陷入羞愧，不可自拔。

很大一部分的羞愧集中在齊普．藍博特身上。我努力了一整年發展他的故事，到了那一年結束時，我有了大約三十頁可用的篇章。在我婚姻的最後一段時日，我和教書時遇到的一個年輕女性短暫交往。她不是學生，從來沒當過我的學生，也比齊普．藍博特認識的女孩更甜美、更有耐心。但那是一段非常尷尬也不順心的關係，一段現在我一想到就真的會羞愧地扭動的關係，而基於某種理由，似乎有必要把它融入齊普的故事。問題在於，每當我試著把齊普放進與我雷同的情境，他就變得令我深惡痛絕。

為了讓他的情境貌似真實且可以理解，我不斷試著為他創造和我的故事有些相似的背景，但就是沒辦法不憎恨自己的無知。當我試著讓齊普沒那麼無知、更熟稔世故和更有性經驗，故事就是顯得不誠實、不有趣。我仍被安迪．亞伯蘭的鬼魂糾纏，也被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早期兩本小說《無罪者》（The Innocent）和《陌生人的慰藉》（The Comfort of Strangers）糾纏，這兩本都令人渾身黏膩到我讀完就想趕快沖個熱水澡。

我老是以它們為模範，寫出不想寫但似乎不得不寫的東西。每當我一連幾天屏住呼吸，創造出新幾頁的齊普，最後都寫出想讓我去沖澡的齊普。那些段落一開始滑稽有趣，但馬上轉變成羞恥的自白。似乎就是沒辦法把我單一的怪異經驗轉化成較普遍、寬容又具娛樂效果的敘事。

在為齊普．藍博特奮戰的那一年，我發生了很多事，但脫穎而出的是人們在那一年跟我說的兩句話。第一句是我媽說的，在我和她共度的最後一個下午，也就是我們得知她將不久於人世時。那時《紐約客》（The New Yorker）刊載了《修正》的其中一篇，雖然我媽非常值得讚許地選擇不要在臨終前讀那一篇，我還是決定供認一些我一直瞞著她的事。不是什麼陰暗得可怕的祕密――我只是想試著解釋，為什麼我沒有去過她希望我過的人生。我希望她放心，雖然我的人生在她看來可能很怪異，她走後，我不會有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