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4年是台灣小吃元年?講正確故事比「講個好故事」更重要

1684年是台灣小吃元年?講正確故事比「講個好故事」更重要
Photo Credit: Guillaume Paumier @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deed.e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無論在哪個領域,寫食記、或者研究歷史,「講正確的故事」比講個好故事重要得多;只可惜大多數人只想聽好故事,而不在乎正確與否?悲哉!

文:Roger Li

上次和蘇重聊天,談到王浩一在《王城氣度》第5期(2006年5月)發表的文章〈歷史香料的臺南小吃:荷據篇與明鄭篇〉(p. 54-59)關於Jacobus Valentijn(楊英先王實錄》翻譯為「貓難實叮」)的描述,和《熱蘭遮日誌》1661-04-30 篇,以及《先王實錄》十五年辛丑四月初一(此為陰曆,陽曆即為 1661年4月30日)的記載完全不符!

此外,文章內如此描述台南小吃的起源:

早年台南的小吃口味,基本上係由福建漳泉一帶流傳而來。最初年代,應該在康熙二十三年,明鄭時期結束後,因當時有一部份忠貞思明的鄭家軍,不願被遣送到大陸內地,抱著自立自主的堅定意志,不授滿清的俸祿,選擇棄甲拋戈,肩上扁挑,賣力餬口,一部份善於烹調的小兵,便在各個廟口,做起攤販的小吃點心生意。所以,康熙二十三年,也就是西元1684年,是台灣的「小吃元年」。

「講個好故事」一直都是廣告、行銷甚至文創業的核心方法,但如果講的故事破綻太大,明眼人一看就想笑,會不會造成反效果?

首先,並沒有「忠貞思明的鄭家軍」,會有三千餘丁留在台灣,除了這些人原本就是鄭家軍汰除轉屯田的老弱,還要加上施琅在康熙朝一片放棄台灣的呼聲中,不斷呼籲保留並開發台灣(《靖海紀事》〈恭陳臺灣去留疏〉);同時,施琅也知道,要保留台灣就不能過度遣送丁口!

當時已經有40%漢人被遣送回中國原籍安置(見周婉窈臺灣史上的人口問題-二稿〉),如果再把這三千餘丁送回去(注意喔,這裡統計的是丁口,如果估計總人數,可能超過一萬三千人),台灣剩餘的漢人恐怕不足五萬。以這樣的人口,不要說繼續開發,就連生存都是難題了吧?因此施琅上陳〈移動不如安靜疏〉,力主把這些人留下來。

關於施琅、鄭克塽,台灣人有很多錯誤認知。例如,康熙23年東寧王國投降時,鄭克塽還不滿13歲,從沒掌過一天權,能把失敗的責任推給這個孩子嗎?至於《鹿鼎記》為何這樣描寫?知道金庸是海寧漢奸查家的後代就懂了。另外,施琅從未直接攻打台灣,傳說施琅船隊到鹿耳門突然海水漲潮,也是無稽。

1652_Plockhoy「大員及其附近地區海圖」與2012google疊合地圖
Photo Credit: Dahlialiou劉相君 @CC BY-SA 4.0

當時東寧軍事長官劉國軒知道台灣唯一的對抗方法,只能依賴海軍;如果讓清朝軍隊登陸拼陸上消耗,東寧必敗,因此劉國軒把海軍主力放在澎湖對抗清朝海軍。劉國軒的戰略是對的,也維持了好多年的海上優勢,但等三藩戰敗,荷蘭人又和清廷合作後,東寧就逐漸失去海上優勢。到了1683年澎湖海戰東寧大敗後,劉國軒等人就知道不投降不行了;因為投降也許還能活下去,繼續陸上戰爭除了多死人外毫無意義。因此,施琅是直接來台灣受降,而非戰鬥的。

其次,任何行業都必須考慮原料、生產技術、市場這三個面向。

依照曾品滄從田畦到餐桌——清代臺灣漢人的農業生產與食物消費》的研究,東寧時期屯墾區已經從下淡水河(屏東)擴展到基隆地區,當然只是呈點狀分布。如果參照江日昇臺灣外記》1666年之後的連年豐收記載,以及雍正四年廈門缺糧來台購買一萬四千石小麥的紀錄,我們可以假設那時台灣小吃業不用擔心原料來源。

而小吃主要的生產技術就是烹飪,雖然要成為名廚很難,但如果只是路邊的小吃攤,經過適當練習難度大概不算太高。尤其即使到了台灣人口超過百萬的同治年間,台灣路邊小吃攤主要販賣的食物也只是地瓜稀飯。(清末史久龍〈憶臺雜記〉記載,從臺南府城到嘉義城,「途中賣食物者,以山薯粥為多,別無所售。」;此外尚可參照 Joseph Beal Steere,"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台灣調查筆記》。)

綜上,對康熙年間的台灣小吃業來說,原料和生產技術不是太大問題,剩下的就是有沒有市場了。

依照周婉窈推估,康熙23年台灣漢人人口大約剩下六萬六千,原住民約十一萬多。如果參照康熙35年後繪製的〈康熙台灣輿圖〉(收藏於台北市國立台灣博物館),可以發現東寧時期嘉義以北的屯墾區,都被完全放棄,重歸原住民。(參閱洪英聖康熙 乾隆〈台灣輿圖〉的聚落發展〉)

這個時期台灣漢人集中在嘉義以南,蔣毓英台灣府志》卷五〈風俗〉描述為「地廣人稀,蕭條滿眼」;如果考慮到農業人口的生活型態,例如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台灣遙寄》的記載:

由於每年可得兩三次收穫,故農夫自春季至秋季甚為忙碌。插秧和收穫時,主婦須於上午三時起床,先準備供男人們使用的開水。上午四時許,叫醒男人們吃早飯。男人們則自上午五時起,工作到上午十時。這時家人即準備點心給他們吃,吃的是白飯和一點醃菜。

中午回家吃飯,並休息一個半小時,而後帶著點心到田裡工作。下午七時就回家洗澡,之後吃一頓較豐盛的一餐,通常有一小杯熱酒、豬肉,及一些蔬菜。下午九時即就寢。(林耀南譯本)

很難想像這時候的小吃攤究竟是要把食物賣給誰?

總之,關於「1684年是台灣『小吃元年』」的說法完全不值一駁。好,問題來了,這裡寫這麼多是要做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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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Mallet @ public domain
1683年義大利人所繪福爾摩沙與鄰國

閱讀台灣研究的學術文章時,常常會發生一種很弔詭的狀態;例如周婉窈的台灣人口研究,荷據時期有很詳盡的統計數據(中村孝志有深入研究),日治時期的統計數據也不遑多讓,唯獨東寧與清領將近300年間,台灣只有三次人口調查!也因此,只要牽涉到數據,學者對這300年間的狀態都只能推測。

這現象不是台灣獨有,古代中國地區缺乏統計數字,一直都是歷史研究者必須面對的大問題。雖然歷史學家劉仲敬很喜歡用自己發明的渣梗 jargon來表達怪論,但他對羅威廉(William T. Rowe)用年鑑學派的方法研究清史嗤之以鼻的批評,不能說沒道理。

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很偉大也很了不起,他的著作就是年鑑學派方法論的巔峰實踐,讓我們看到年鑑派屠龍術如何優雅地劈開歷史之龍。

羅威廉學會年鑑屠龍術後用在清史上,但他忘了清朝沒有數據龍可以屠,頂多也就一小團數據螞蟻;也因此,他想用《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來證明清朝也有啟蒙運動、「中國停滯論」是錯的,但我們看到的只是一位見識並未超越顧炎武王夫之陳宏謀,被他從歷史角落裡挖出來洗刷乾淨放上神壇,然後大聲喊叫:「你們這些有眼不識真神的白痴。」

但說真的,確實存在被人忽視的大師,但絕非陳宏謀!

總之,我的感想是,無論在哪個領域,寫食記、或者研究歷史,「講正確的故事」比講個好故事重要得多;只可惜大多數人只想聽好故事,而不在乎正確與否?悲哉!

本文經Roger Li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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