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山行:銀河映像的合拍之路與《三人行》的探索

虎山行:銀河映像的合拍之路與《三人行》的探索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中國」這個集中營不復存在之日,經數十年操練出各種通天技能的中國電影工作者,將發現自己雖獲得了自由,卻「一無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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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應亮

7月初,影評人舒琪於香港演藝學院辦了一個名為「杜琪峰 虎山行」的專題放映和討論會。活動的介紹為:「杜琪峯、韋家輝成立的『銀河映像』公司……直到2011年,始第一次正式採用『合拍片』模式,拍攝了《單身男女》……這次活動趁著杜Sir新片《三人行》公映前夕,較完整地回顧他這段『合拍片時期』的得、失、利、弊。」承蒙組織者信任,我與另一位來自廣州的影評人歐志彬,擔任了其中一場討論的發言人。

本文的不少資訊和觀點來自「杜琪峯 虎山行」研討活動。特此感謝組織者舒琪先生,以及參與討論的諸位嘉賓和觀眾。

集中營內的技能

根據「杜琪峯 虎山行」的語義,本文所談「合拍片」專指符合中國電影「合拍片制度」的電影,非廣義的「多方合作的電影」。中國制度下的「合拍片」數量,於2015年至頂峰為87部,中港合拍片占7成。一旦成為「合拍片」,便享有「國產片」待遇,優勢如下:

  1. 按「國產片」分賬,出品方可得票房的43%。相比「進口片」的13%,差異巨大。
  2. 身為「國產片」,不受電影局「進口片」配額限制。中國當前每年配額為50部(美國片20部,其他國家30部)。
  3. 大陸市場以億計,若取得進入資格,意味著拍攝資源的成倍增長。

從創作意義上來說,成為合拍片的壞處同樣顯而易見,即審查。銀河編劇陳偉斌在「杜琪峰 虎山行」活動中介紹,一位資深編劇讀到他在《單身男女》劇本中所寫的「乳溝」一詞時,便猜電影局會有不同看法。待讀到審查意見,果然被「建議」:不要這樣拍。

極權國家審查中最致命的運作方式是:自我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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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華映娛樂

我們都知,中國電影審查及所有言論審查的特徵是:無明確標準、出爾反爾(反覆性)、突發(偶然)性和株連性。這是一種極其嚴酷的操練,也是一種技藝,全看被審查者的適應力、智慧和運氣。僅就株連而言,其風險是:假設,某次由銀河提交的項目被認為具重大政治錯誤,且引發某權力部門震怒,那銀河日後的項目就不太再有機會取得到合拍資格了;再假設,銀河同時恰有另一部片通過審查並已拍攝完畢,也很可能會因此失去上映機會,招致巨大經濟損失。

雖取得「合拍片」資格,成了「國產片」,但電影局對「合拍的國產片」與「普通國產片」的審批要求是不同的。普通國產片只需提供千字故事大綱,而合拍的國產片則要求提供完整劇本。我們都知銀河創作方法,是在拍攝現場通過與演員和場景的碰撞,一點點摸索出「劇本」來的,事先並無詳細文本。與不少因其他理由於拍攝時將對文本做出較大改動的電影公司一樣,銀河只得提交給電影局一個只為獲拍攝許可證而寫出的劇本。隨之而來的風險是:待影片拍完,公司將面臨上映許可的審查。

審查的出爾反爾與突發性,於近期發生的《沒有別的愛》撤換男主角戴立忍事件中得到了集中體現。這種審查在中共言論審查史上,被稱為「運動審查」,具組織性特徵,批《武訓傳》、胡風案,文革等都是。銀河的《高海拔之戀II》,原是發生在日本的故事,因拍攝前中國策動反日運動,原故事註定無法通過審查,編劇便將內容改到了雲南。這是巧妙規避運動審查的實例,可見銀河的靈活性。

十年前,要應付審查,可分別準備境內和境外兩個放映版本,以此暗度陳倉。《大隻佬》的中國版改名叫《大塊頭有大智慧》,並刪光所有前世的內容;《黑社會》改名叫《龍城歲月》,「壞人」在片尾皆受法律制裁;通過加情節字幕及重新配音,銀河把《放逐》改成另一部可在中國放映的電影……從這系列的輾轉騰挪中可見,銀河、杜琪峯及韋家輝,在創作以外的智慧和技能。

待2007年因李玉《蘋果》的海內外雙版本遭電影局禁止,及2011年銀河參與「合拍」後,他們首選了《單身男女》、《高海拔之戀II》這類「安全」題材,即所謂無國界故事,並把所有創作焦點集中在storytelling本身。待公司於中國市場的「資格」積累到一定火候之後,他們嘗試了《毒戰》,該片中的吸販毒、重武器槍戰、焚燒人民幣、緝毒組全體陣亡等情節,按自我審查的定見,皆無法通過。但,《毒戰》偏偏通過了。這再次說明了中國式審查的偶然性,即因人而異,同樣的娛樂片,導演是杜琪峯就沒問題,但假設把名字換作寧浩就沒機會。

視覺細節上,銀河一直小心翼翼,比如《毒戰》中的吸毒場面,鏡頭取景會寬一些,並避免絕對正面的描寫。故事細節也一樣,基於無國界故事的原則(也因要適應合拍片須使用一定比例的大陸演員之條件),《毒戰》、《華麗上班族》這些影片,故事和人物的地域特徵模糊,對權力人物(警察和資本家)沒進行「落地」地實在刻畫,僅剩下一個個身份而已。這些當然是智慧,但同樣是創作的悲哀。

杜琪峯和韋家輝在紀錄片《無涯:杜琪峯的電影世界》裡,不約而同地認為,他們把去內地市場合拍看作「學習」、「開眼界」。在同一部紀錄片中,杜琪峯亦說,經數年探索,覺得自己的進步不大,對這次冒險的價值存有較大疑問(大意)。反看近幾年的銀河創作,最好的一部還是非合拍片《奪命金》,而沒通過合拍審查的《樹大招風》也很耀眼。

俄國流亡作家布羅斯基(Joseph Brodsky)說過一句很殘酷的話:

集中營裡的經驗,只有在集中營裡才被需要。

當「中國」這個集中營不復存在之日,經數十年操練出各種通天技能的中國電影工作者,將發現自己雖獲得了自由,卻「一無用處」。

《三人行》之難行

寫本文之前,已有不少對《三人行》情節漏洞的批評,但這部需放在本土脈絡解讀的電影,不能以常態故事的經驗去理解。我非本地人,再加已有兩位香港影評人於本土向度上寫出了非常精彩的文章——陳志華〈香港死症誰能醫:你真以為《三人行》是警匪片?〉,以及朗天〈抗爭大寓言:三人行〉。故而,本文只側重談《三人行》之難,如下:

香港和香港人於雨傘運動期間和之後的複雜處境,包括各方權力關係及改變,人心和人際的變遷,以及對前途的看法等。無論用平實語言或學術語言,都很難短時間內精確並面面俱到地講清;但這部88分鐘的電影,竟用故事方式把如此極具爭議的議題,表述得犀利透徹,其能令藍絲、黃絲或中間立場的觀眾(市民),皆從影片中找到接近自己的角色,並很可能第一次看到、體會甚至理解到不同於己的彼方。由此可見,作者的社會承擔;亦可知,其對藝術與社會的關係,是何種認識。所以,我很傾向拿《飛越瘋人院》(台譯《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1974)與《三人行》做個比較。

《飛越瘋人院》的故事發生在一所特殊的醫院(瘋人院)內,外來者McMurphy與其他病人完全不同,有強烈的自由意志。《三人行》中權力關係更複雜、人物的灰色地帶更多:因醫生和醫院制度的存在,警察的權力被限制;因警察的存在,醫生全盤控制病人的的權力被限制;因病人的「超經驗」,警察和醫生的行動連連失敗。《飛越瘋人院》小說誕生於麥卡錫時代,電影由一位從捷克流亡至美國的導演(Milos Forman)拍攝,其所呈現的瘋癲社會由反民主的威權統罩。《三人行》作為一則當代香港的寓言,那個需要腦部手術的社會,表面上有現代政治的常識,但明與暗的規則互相纏鬥、各種價值動搖,來自權力機構(警署和醫院)的人物全部缺乏信心。

《三人行》將敘事時間壓縮在幾個小時內,高度戲劇化了人物處境(兩難):警察要脫罪不成、醫生要動手術不成、劫匪要自由不成。這一切皆由「超經驗」的劫匪所賜,他們的所有舉動,用常識(包括條例)無法應對。這個恐怖的事實,隨影片進展,醫生和警察全都明白,卻束手無策。影片對現存的傳統經驗(包括機制),是極度懷疑的,對一線人員(警察和醫生)抱有同情和理解。

《飛越瘋人院》對闖入者McMurphy是認同的,小說中代表覺醒力量的酋長也是旁白敘事者(narrtive voice)。《三人行》中對制度的顛覆者(劫匪),多少帶有一種審視和「他者」的目光。朗天認為,劫匪是對抗爭青年的比喻,對此我不敢肯定。但我認同陳志華所寫,他們「為腐敗員警與狂妄醫生得以反省製造了契機,是解救維多利亞醫院『死症』的『重藥』」,由這群人所造就的「超經驗」處境,正是香港的現實及未來。

《三人行》的價值衝突是現代的:執法與違法的矛盾、救人重要還是維護專業重要、保障罪犯的權利與公平的關係……。警察上層一直想徹底越過條例做事,但Ken Sir與一線警員要麼技術、智慧不夠,要麼條件(制度約束等)不到,屢戰屢敗。此錯的最源頭是Ken Sir與同事的配合不當,而結局正是Ken Sir承擔了錯誤(得到啟示而救起劫匪也是承擔的動作之一),儘管死無對證,他還是交出了警員證。佟醫生堅持要給劫匪手術,是想完成自我救贖,在此過程中,她終於明白:科學未必全部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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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華映娛樂

與《飛越瘋人院》一樣,《三人行》處理的是普通人與真理的關係,它們都想通過故事提出問題:我們所面對的世界,究竟是怎麼樣的?

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何杜琪峯一定要拍那個長鏡頭了,或者說為何其最先有的創作idea是醫院和長鏡頭了。這兩個元素確實包含了影片的全部意義:超經驗的運動速度和方式、全景式的審視、巨大的困惑、宿命中對自由詰問、救與不救/走還是留的天人交戰……長鏡頭這個視覺舉動,與《飛越瘋人院》最後酋長將McMurphy的靈魂帶去自由世界一樣,點出了全片的核心意圖,從中顯現作者的態度。

宮崎駿說人一輩子能畫出的線的長度,可繞地球7周半,但他早就超過了。可是他依舊不斷感歎:創作是很難的、很難的。在電影環境如此惡劣的今天(除了錢多以外),杜琪峯及銀河團隊毫不擔心熱愛自己的觀眾、投資人、影評人和電影節的背離,不斷做出新的、大的挑戰,假設沒有足夠的自信、勇氣和對電影本身的熱愛,那是不可能的。何況在更難的香港電影環境內,他們不但能保持高產量,亦能延續本土電影脈絡,且持續創新,不得不說,已是一個奇跡。

此外,很難於今日對《三人行》的藝術價值做出切實判斷。我只能大膽預言:這是銀河或杜琪峯創作進入下個高峰的先聲。而他們的超前性,在過去的作品面世數年後乃十數年後,才慢慢並一一得到印證。帶著「銀河定見」的影迷,看到《三人行》感到不習慣和失落,是非常正常的,因他們不知銀幕背後那群人是如何強烈地對自己不滿,以及像香港這座城市一樣:打不死。

我們還有選擇的自由?

如同徐克那樣,杜琪峯也藉助「合拍」制度,憑其毅力、智慧及高超技藝,於夾縫中延續、甚至「復活」了香港電影。他們都是幸運的,因依舊有「選擇或不選」的權利和自由,仍保有獨立人格。相形比較,中國導演假設想投身工業、成為一名常規電影工作者,就只有一個選擇:接受。

但,隨香港的「中國化」,《十年》這樣的電影,與中國獨立電影一樣被政府制裁。由此要問:參與合拍片的香港導演,他們的未來空間究竟還能有多大呢?當形勢逼迫,直面道德良心和公義,必須做出「留」或「走」的決定時,你將如何決定呢?是如同之前的黃秋生、杜汶澤和何韻詩那樣呢?還是如同近期的周子瑜、戴立忍和水原希子那樣呢?香港及香港電影人陷此困境,台灣及台灣電影人應該也一樣吧?

本文獲放映週報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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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