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長城到歐洲碉堡,建起防禦工事希望一勞永逸只是「徒勞之舉」

從中國長城到歐洲碉堡,建起防禦工事希望一勞永逸只是「徒勞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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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到西元前第一個千年,在地球的溫帶地區,防禦工事已經是星羅棋佈。這樣的防禦工事也許是戰略防禦的一部份,但經常是對中央權威的違逆,或者是威嚇自由民或農民的手段。

文:約翰.基根(John Keegan)

到西元前第一個千年,在地球的溫帶地區,防禦工事已經是星羅棋布。中國早期的城鎮是沒有圍牆的。黃土平原上缺少樹木,所以就連建造城牆的基本材料都付諸闕如。但是,商朝建立了最早的中央政權時(約西元前一千五百至前一千年),中國出現了夯土城牆;有意思的是,商朝的表意文字中代表城的符號「邑」是一個堡壘加一個跪伏的人形,說明碉堡在中國和在別的地方一樣,既是防禦工事,又有控制社會之用。

在古希臘,米諾斯文明崩潰後的黑暗時代結束後,新興的城邦自然而然地高築城牆;位於現代義大利的城邦也如法炮製,古羅馬當然也是一樣。到西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大帝揮師穿過波斯去征服印度時,只要在有居民點的地方作戰,軍師們就會預料那些地方一定有據點阻攔大軍的前進。

然而,有一條普遍原則仍然適用,即眾多的據點意味著中央權威力量薄弱,甚至蕩然無存。亞歷山大大帝在西元前三三五-前三二五年之間至少打了二十次圍城戰,但沒有一次是在波斯帝國的國界之內;波斯帝國根據大國的國防原則,通過集中防衛邊緣地區來保護內地。亞歷山大大帝同波斯軍隊在格拉尼卡斯、伊蘇斯和高加米拉的三次戰役都是在開闊地上進行的。只有當他征服波斯後,進入波斯和印度之間四分五裂、各自為政的地區時,他才又用上了西元前三三四-前三三二年間突破波斯帝國邊界時常用的圍城戰術。

古羅馬人在建立帝國期間,圍城戰打了一場又一場;從西元前二六二年第一次布匿戰爭拿下西西里最早建立防禦工事的港口阿格里真托,到西元前五二年,凱撒的軍隊攻陷凱爾特人在阿里西亞建立的一處巨大的山頂要塞,推翻了韋辛格托里克斯。羅馬軍隊在從阿爾卑斯山挺進蘇格蘭和萊茵河的路上,沿途留下了許多長方形的軍營。羅馬的士兵訓練有素,每天在敵方土地上行軍結束時,都按照標準的設計安營紮寨。按照這樣的標準設計,羅馬軍營的周圍有四個門,中央有一塊廣場,奇怪地與中國的典型城市設計非常相似,也成為被羅馬人所征服地區的主要城市的模式:在倫敦、科隆和維也納這些現代城市的中心,地下都留有古羅馬方形軍營的遺址。

不過,在實現了平定安寧的羅馬帝國內部,征服者沒有建造工事:「大多數高盧城市起初都是開放的居住點,沒有設防。」此即「羅馬統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的含義——開放的城市、安全的道路、西歐廣大地區形成大一統。當然,這種和平需靠別處建造的防禦工事來保障,但究竟是如何保障的,卻是撰寫羅馬史時最有爭議的問題之一。

古羅馬帝國邊境地區的防禦工事是實實在在、人所共見的,最明顯的是哈德良長城中段。標誌著羅馬人挺進不列顛北部縱深的安東尼長城的遺址也仍然隱約可見。至於萊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邊牆,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和利比亞沙漠邊緣的非洲戰壕,以及從亞喀巴灣和紅海北部一直延伸到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源頭的敘利亞邊牆,至今尚可看到它們殘存的部份。這些防禦工事是有些現代歷史學家心目中的「合理邊境」,還是僅僅標誌著古羅馬軍隊的有效控制線?

古羅馬軍隊在地中海經濟的邊緣地區往來征戰,防止動亂勢力坐大;這類勢力有些是地方性的,有些卻構成戰略性的威脅。愛德華.勒特韋克(Edward Luttwak)在《羅馬帝國的大戰略》一書中令人信服地論證說,古羅馬人像在印度的英國人一樣,明確地知道哪些地方能夠防衛,哪些地方防衛不了。雖然在實際防衛的過程中,他們必須根據自己的能力採取不同的方法——首先靠強大的中央軍隊,其次靠有力的地方防衛,再次是兩者並用,不過最後一種辦法的效果並不令人滿意。

反對勒特韋克這一論點的人(Benjamin Isaac)認為,羅馬人並沒有如此全面一致的戰略,尤其是在東部邊境地區。本傑明.伊薩克認為,羅馬對波斯和安息長期以來一直採取侵略性的政策,因此,東部的防禦工事應視為供羅馬遠征軍使用的保險的交通線;C.R.惠特克(C.R.Whittaker)則認為,許多邊境地區動亂不斷,古羅馬建造的防禦工事,如同古埃及人在努比亞的碉堡或一九五四-一九六二年間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建造的工事(莫里斯防線),是為了擋住匪寇,不讓他們騷擾和平的農耕者。

可以肯定,幾乎在任何地方,只要建立起了中央權威,就必然會建造戰略防禦。其中有簡單的,如把盎格魯-撒克遜人居住的英格蘭和凱爾特人居住的威爾斯分隔開來的奧法堤,不過在它那個時代,它一定是一項浩大的舉措,為挖土而耗費的人工日不下好幾萬個;也有像中國的長城那樣時至今日仍然神秘未解的複雜工程。較難確定的是這些防禦的具體職能,因為它們的職能各不相同,無法籠而統之。

哈布斯堡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接壤處的軍事防線(krajina)肯定是為了阻隔土耳其人的,但建造這樣的防線意味著土耳其的力量強於奧地利,雖然哈布斯堡帝國的歷史更加久遠。相比之下,十八世紀六○年代為保護不列顛南部和東部海岸的港口而花費鉅資修建的一連串碉堡(到一八六七年,有七十六座碉堡完成或在建)是對法國威脅這一幽靈的反應,可能它證明了英國人本能地對鐵甲艦艇不放心,不相信它們能提供有效防衛,而他們對木頭牆這方面的能力倒一直深信不疑。

路易十四沿法國東部邊界建起的碉堡鏈是侵略用的工具,藉以一步步地把法國的力量延伸到哈布斯堡的土地上;俄國的沙皇從十六世紀開始逐漸向東部大草原縱深修建的一連串由臨時性碉堡組成的碉堡線(cherta)更是如此。沙皇此舉是為了把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擠到烏拉爾山以南,為俄國人開闢一條去西伯利亞定居的通道。然而,要延長碉堡線,必須有哥薩克人的幫助;哥薩克人儘管不太熱心,但還是提供了幫助,可他們沒有意識到,碉堡線的一個職能就是把他們的自由居住區納入莫斯科的控制之下。


與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並列為最偉大的邊疆歷史學家的歐文.拉鐵摩爾認為,這種半防禦、半壓迫的作用正是中國長城的寫照。特納在他一八九三年向美國歷史學會提交的著名論文中指出,美國不斷移動擴展的邊疆使任何願意西進的人都能得到免費的土地,在形成美國人充滿樂觀、活力和好奇心的民族性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也決定了美國這個偉大的民主國家能夠繼續保持它的特性。

與其形成對比的是,拉鐵摩爾說中國的長城是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另一種邊境。它確實移動過,先是把諸侯為保護自己的地盤而建起的各段城牆連接起來,最後,在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朝,長城沿著灌溉的農田和由河谷和草原組成的牧區之間的界線確定了下來。然而,拉鐵摩爾認為,秦朝和以後的歷朝歷代都掌握不好長城的合適位置;有時它向北推進,把黃河河套地區的鄂爾多斯高原收入懷抱,有時又放棄那塊地方;長城西部直伸向青藏高原,那一帶的長城多有加建和改建;最終,把所有的分支都算上,長城全長達到了四千英里。

拉鐵摩爾說,所有這些起伏變化與其說見證了王朝力量的興衰,不如說是對一個虛幻目標的追求。中國的歷代皇帝確實想在適於耕種的土地和只適宜遊牧民族放牧的草場之間建立「合理的」邊界。然而,這樣的界線並不存在,因為這兩種土地之間不僅存在著一個混合生態區,而且這個地區隨著廣袤的歐亞大陸縱深的氣候變化造成的乾旱或濕潤的條件而不斷移動。

朝廷把漢族農民遷往邊境地區墾荒,企圖改造生態環境,結果卻是好心辦壞事(Schlimmbesserung)。遷去的移民,特別是落戶在黃河河套地區的農民,在氣候轉旱時也被迫轉而從事遊牧,結果更壯大了一波又一波攻擊長城的馬背上的人群;騎馬民族的進攻也使得邊疆地區官員為使祖祖輩輩居住在中間區的半遊牧民族實現漢化所費的心力付諸東流。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人一直保留著自古以來把農田和農戶隔在外面的城牆也就不足為奇了。在王朝強大的盛世,城是朝廷行政的中心;在外族入侵的亂世,城仍然牢牢保存著帝國的傳統,而征服者也總是被中華帝國的傳統所馴服,最終實現漢化。城牆和長城一起,被正確地視為文明的象徵,僅在明朝期間(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就完成了對五百座城池的城牆的大修。然而,無論是城牆還是長城,都不過是帝國制度的道具,而中華帝國的根本力量在於中國人關於恰當社會秩序的哲學信念。

這樣的信念之所以維持不墜,不是因為它們被自上而下推廣到了全社會——它們基本上只是士紳和官宦階級專有的文化財產,而是因為入主中原的異族人人數較少,並且由於他們所屬的草原社會經常在邊境地區與中華文明有所接觸,他們在不知不覺間已經有了微妙的漢化傾向。從這個意義上說,長城本身就是推廣文明的工具;它是一片隔膜,強大的思想透過它流向外面,教化著不斷想沖進來的野蠻人。

西方古典文明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羅馬人與中國人不同,野蠻人對他們的攻擊從來沒有停過,而在那些野蠻人中,直接或間接地接觸到羅馬文明的人太少,不足以維持文明對他們的影響。從西元三世紀中期起,隨著蠻族日益頻繁地深入高盧搶劫掠奪,省級官員開始用圍牆把內地的城鎮保護起來;然而,即使到了五世紀,也還只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城鎮建起了城牆。在義大利的波河河谷以南,只有羅馬有城牆。沿北海、英吉利海峽和大西洋的海岸修建了碉堡鏈,萊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邊牆也得到了加固。但這些前線防禦一旦被突破,整個西羅馬帝國就成了俎上之肉,任人宰割。

羅馬帝國完結後建立起來的蠻族王國起初不需要建築城防,恐怕它們也根本不知道怎麼建。斯堪的納維亞的海盜、阿拉伯人、中亞大草原來的人——這些完全沒有受過羅馬文明影響的外來者在歷次入侵中長驅直入,沒有任何戰略防禦的阻攔,進入內地也不必攻堅,因為基本上沒有碉堡。難怪查理曼大帝把歐洲重建為一個泛歐洲國家的巨大努力,都消磨在了對付這些野蠻人的攻擊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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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西歐又重新建起了防禦工事,但中國皇帝若是看到其建造的模式,一定會大驚失色。西元一一○○年到一三○○年間,貿易出現了復興,這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可能應該歸因於同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歐洲人口的增長,從約四千萬增加到約六千萬。人口增長造成了城鎮生活的復蘇,而城鎮則通過貨幣經濟的增長獲得了用來保護自己免遭外來危險的資金。比如,比薩在一一五五年花兩個月繞城挖了一條渠,第二年又建起了帶有瞭望塔的城牆。

然而,新修了城牆的城鎮不是利用自己的堅固防禦來拱衛皇家的權威,而是借此向皇家要求各種權利和自由;比薩建造城牆是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巴巴羅薩(Frederick Barbarosa)的反抗。與此同時,一個會使中國皇帝更為坐立不安的現象是,西歐各地稱霸一方的強人開始大肆興建防禦工事。開始只是簡單的塹壕,自十世紀起,出現了氣勢更大的護堤,最後是真正的石頭碉堡。

有些碉堡的主人是國王或他的親信大臣,但慢慢地,大多數碉堡都成為抗拒君命的逆臣或狂妄自大的野心家修建的非法(「有違君臣等級」)建築。那些人聲稱,他們修建碉堡是因為邪惡的北歐海盜,或阿瓦爾人,或馬札爾人來勢洶洶,所以他們需要安全的地方來駐紮戰馬和戰士。事實上,在既沒有戰略防禦,也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權威的歐洲,他們因勢成事,稱霸一方。

北歐海盜入侵前,法國的普瓦圖地區只有三座城堡,到十一世紀,城堡數目增加到三十九座;十世紀前,曼恩地區一座城堡也沒有,到一一○○年就冒出了六十二座;別的地方也是同樣的情形。如此大規模的建造最終抵銷了碉堡給它的主人在地方權力鬥爭中帶來的優勢。每一個強人都擁兵自重,結果反而誰也當不成霸主,更遑論與中央政府合力抗擊外侮,只落得地方戰爭烽煙處處。

按照規矩,建造防禦工事需要國王發放的執照;至於沒有執照的工事,國王的大臣只要有機會就予以拆除。然而,建造城堡可以很快——一百人十天內就能壘起一道小護堤,但一旦建立起來,如果主人拒不聽令,攻陷並拆除城堡就困難得多。面對堅固的城堡,所有攻城的手段都顯得渺小無力,這個真理自從耶利哥建成直到火藥發明之前,一直顛撲不破。

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考古挖掘中,出土了描繪圍城戰的圖畫和雕像,還有攻城器械及手段,包括攻城槌、雲梯、攻城塔車和地道,使歷史學家驚歎不已。關於希臘圍城戰的文字敘述表明,早在西元前三九八-前三九七年,就出現了最早的投擲器——弩炮。對攻城槌最早的描繪是在埃及出土的,刻在西元前一九○○年的一座雕像上。那個攻城槌看上去非常單薄,但上面似乎有頂棚保護;對雲梯的描繪還要早五百年。在美索不達米亞出土了一座約西元前八八三-前八五九年間的宮殿,牆上的浮雕描繪了一個安裝在帶輪架子上的攻城槌,比埃及雕像中的那個威武多了,另外還有一個工兵挖牆的場景。

在美索不達米亞還出土了另一個西元前七四五-前七二七年間的浮雕,上面雕有一架攻城塔車;到那個時候,人已經學會了建造坡道、填滿護城壕、借塔車攀上城牆牆頭;為向城堞上守軍放箭的弓箭手提供保護的大型盾牌顯然也已成為圍城器械之一。歷史記載中還提到火燒城門,甚至燒毀碉堡的內部設施;另外,在可以做到的情況下切斷水源,當然還有斷糧,這些也都是標準的圍城戰術。

因此,火藥發明前的一切圍城手段都是西元前二四○○-前三九七年之間發明的。除了斷糧,沒有一個手段能十拿九穩地,或哪怕是相對有效地,攻破城池。據古典戰略家波利比烏斯說,圍城戰最有可能速戰速決的情況是守軍自滿懈怠,或突然襲擊以攻其不備。還有一個辦法是收買變節者,比如,一○九八年十字軍攻克安條克,靠的就是安條克城裡有人變節;許多其他城堡的陷落也都是因為出了內奸。沒有這些,圍城戰會持續好幾個月,除非攻城者能找出城防的薄弱環節或設法製造薄弱環節。

一二○四年,敵軍是利用一條用於排出糞便的沒人守衛的廁所下水道攻陷了蓋亞爾堡的;一二一五年,約翰國王圍攻羅切斯特城堡時,用在城牆下挖溝再用火攻的辦法——用了四十頭豬的豬油——弄塌了城堡的東南角,但城堡最終陷落還是因為守軍斷了糧;那次圍城持續了五十天,是在那之前以及後來的相當一段時間內英格蘭最大的圍城戰。

一○九九年十字軍只用一架攻城塔車即攻陷耶路撒冷是一個例外,其中部份的原因是守軍力量薄弱,部份的原因是攻城者的宗教狂熱。總的來說,火藥發明之前,只要城中物資儲備充足,圍城戰中佔優勢的總是守方;而且,中世紀西方的圍城戰有一條規矩:攻守雙方事先就時限達成協議。時限一到,如果守方沒有援軍來突破包圍,城裡的人就可以開城離開,攻方保證他們毫髮無損。由於攻城的軍隊自身也可能糧食不繼,更有可能因營房惡劣的衛生條件而生病,所以這樣的協定對任何守軍來說都是明智的選擇。

因此,在火藥發明之前的任何時期,如果因存在著關於攻城手段或器械的描繪,就認為它們在「戰爭的藝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此種論點我們應抱以極度的保留。對戰爭的藝術描繪總是突出可能的和聳人聽聞的因素,而並非寫實;從這個角度看來,埃及和亞述的壁畫和浮雕中對王師攻城勝利的描繪並不是對實際情況的可靠再現,正如大衛和格羅為拿破崙所做的英雄肖像不是對他在戰場上指揮作戰情景的真實描繪;描繪戰爭的藝術作品和過分的誇大之間只有一步之遙,自從第一個征戰的國王命宮廷畫家為他畫像以來即一直如此。防禦工事以及所有攻破它們的行動都是描繪戰爭的藝術家所喜歡的題材,他們對攻守雙方互動的錯誤描繪很可能嚴重歪曲了我們對火藥發明前防守戰的理解。

這段關於防禦工事的插曲可總結為以下幾點:在火藥發明之前,高牆深壕、糧草充足的防禦工事一直很難攻陷;這樣的防禦工事也許是戰略防禦的一部份,但經常是對中央權威的違逆,或者是威嚇自由民或農民的手段——這個問題以後會進一步探討;戰略防禦從來難以與自然邊境相吻合,它的建造、維護、供應和駐守耗資巨大,它的力量歸根結底在於它所保護的國家的意志和能力。建起防禦工事希望就此一勞永逸「是徒勞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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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戰爭史:從遠古的石頭到今天的核武》,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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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約翰.基根(John Keegan)
譯者:林華

基根為我們描繪了不同文明形態下的戰爭,這些戰爭猶如一幅幅絢麗的掛毯,勾勒出文明背後的衝突與對抗。

全書謀篇佈局獨具巧思,不是以編年形式單線羅列戰例,而是從石、肉、鐵、火四個主題,多維度解讀人類歷史上的戰爭。原始部落的燧石矛頭、希臘戰士的青銅武器、馬背民族的戰馬和戰車禦者,以及近現代軍事制度,每一次戰術、武器、戰爭組織等的進步,都催生了更高程度的文明。透過軍事、戰略角度的精妙分析,跨越人類學、生物進化論、演化心理學等多元領域,基根從戰爭的視角,引導我們發現不一樣的人類文明。

歷史的本質在於反思,反思使人類文明得以延續。《戰爭史》從戰爭的角度反思人類社會的命運,為當下的生存與未來的發展提供一種參照。這是一部文明世界中,每個人都值得一讀的戰爭史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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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廣場出版

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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