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的前奏，日、清兩國在朝鮮的權力遊戲

文：岡本隆司

防穀令事件

清朝在朝鮮半島各方面都擁有優勢，因此其動向不容小覷。其中，袁世凱的動作也相當值得注意。他相當忠於交付給自己的任務，竭心建立「屬國」的證據。他所期待的成果並未實現，但他並未感到絕望。既然外交方面無法達成目的，那就針對通商、金融等各方面積極主張自身意見。

袁世凱的努力並未白費。西元一八九三年，好兆頭終於出現，他的轉機就是「防穀令事件」。防穀令是由朝鮮地方官發布，暫時禁止穀物運送的命令。過去穀物欠收時，地方官就會下達這項命令，與貿易的關聯不大。咸鏡道在西元一八八九年十月實施的防穀令，也依循前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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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由日本進口至朝鮮的主要產品是米穀類，根據《日朝通商章程》，實施防穀令，須在一個月前通知日本當局。然而，朝鮮本次卻未在一個月前事前通告，日本官方因此表達抗議。隔年的西元一八九〇年一月，防穀令撤回，但在這段期間，由於禁止交易的緣故，從事大豆出口的日本貿易商蒙受巨大損失。於是，日本要求賠償損失，並與朝鮮政府進行交涉，此事成為公使層級的問題。

即便如此，這仍只是日本與朝鮮之間的經濟問題。西元一八九二年，日本政府任命大石正己為公使，派他前往朝鮮，自此時起，這項問題才正式成為外交重大事件。

大石正己當時三十七歲，是日本自由黨派的政論家。他雖關心朝鮮問題，在外交實務方面卻是一張白紙。日本設立國會後，自由黨抨擊和平妥協的朝鮮政策，政府因此相當困擾。「防穀令事件」正適合用來攻擊朝鮮政策。日本政府優先考量國內聲浪，因此任命大石正己為駐漢城公使。外國對於這個人選，無不感到驚訝。清朝與袁世凱也提高警戒。

「防穀令事件」造成日朝糾紛時，袁世凱靜觀其變。日本派遣大石正己為駐漢城公使後，他卻突然開始介入日朝之間，檯面上的理由是朝鮮負責交涉的官員要求袁世凱幫忙。但袁世凱最介意的問題，其實是大石正己。

大石正己著有《富強策》一書，其中寫道：

朝鮮若欲獨立，應支持我國日本成為東洋盟主，與東洋最為相關的各強國，共同召開列國會議議定之。列席會議之國為日本、英吉利、佛蘭西、露西亞、支那、德意志、亞美利加等七大強國。經此七大強國認同，設朝鮮為保護國，任一國違約，掠奪朝鮮，其餘列國應舉兵問罪，一旦如此，便可立刻鞏固朝鮮獨立之安全。

透過「列國會議」讓朝鮮成為「保護國」，對清朝來說，此事即為否定「屬國自主」，不可輕忽。大石正己因此成為清朝眼中的問題人物。袁世凱在朝鮮亦確認此事，向清朝報告「大石向朝鮮國王直言，若與日本聯手，朝鮮即可達成自主」。報告的內容未必屬實，但袁世凱確實是如此相信，並以此認知著手行動。

若只有大石正己一人或只有日本一國還不足為懼，清朝最恐懼的是大石「聯合」西方各國，支持朝鮮「自主」，而朝鮮將對此產生共鳴，把袁世凱排除在外。處理此事最快的方法，就是對「防穀令事件」的懸案施壓，製造日朝對立，讓大石正己的聲望直落。

大石正己的行為也很粗魯。他不在乎禮儀與慣例，從頭到尾都採取威脅與無理的交涉態度，朝鮮政府因此對他相當厭惡，袁世凱不費一兵一卒便佔得上風，擴大日朝對立。最後，大石正己建議行使武力，甚至發出最後通牒。

防穀令事件的意義

日本與清朝之間，透過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以及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溝通協調，成功避開逐漸升高的危機。在李鴻章勸告下，朝鮮政府答應賠償損失，「防穀令事件」暫且塵埃落定。

事情的結果，乍看之下依日本要求進行，但事實上卻有相當大的分歧。日本政府派遣大石正己，如果是希望由他開啟困難的談判，而非引起更大的糾紛，那就表示日本原先也不想與朝鮮發生衝突。但若是如此，日本選擇大石正己，本身就是個錯誤。「防穀令事件」結束不久，日本召回大石正己，由駐北京公使大鳥圭介兼任駐朝鮮公使，此事亦引發不少爭論。日本招致朝鮮反感，導致朝鮮反倒更依賴清朝，這件事確實出乎日本的意料，但此事背後的意義，當時的日本政府又有多少瞭解呢？

袁世凱因此事獲益匪淺。他做事相當務實，因此本國的上司李鴻章與日本的伊藤博文妥協，他可能非常不以為然。即便如此，袁世凱仍成功讓大石正己返日，並使朝鮮與日本關係惡化。此外，袁世凱赴任朝鮮後，情勢一直岌岌可危，經此事後，他與朝鮮政府的關係反而漸入佳境。日朝關係惡化，意即清韓關係強化，此種做法與馬建忠在西元一八八二年提出的計劃毫無二致。

這個計劃背地裡當然有人脈相助。當年的馬建忠有金弘集與趙寧夏等人，此時的袁世凱也握有閔泳駿。閔泳駿當然是閔妃一族，曾任駐日公使。根據史料，他「敬信」袁世凱，但此事並不如表面那麼簡單。閔泳駿自有一套想法，才會接近袁世凱。

無論如何，袁世凱在朝鮮政界得到閔泳駿的幫助，輾轉努力之下終於獲得回報，事態逐漸好轉。「防穀令事件」談判時，袁世凱對朝鮮政府詳加指示，創造出他所期望的局面，此事也是因為閔泳駿，才獲得良好成效。然而，事情尚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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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學黨與清朝出兵

於此時，東學運動愈演愈烈。東學是朝鮮的新興宗教，其名稱與西學（基督教）相反，而以儒家思想為基礎，融合佛教、道教，甚至是民間思想。東學教祖崔濟愚自西元一八六〇年起開始傳教，當時即遭到鎮壓，崔濟愚遭到處死。自此之後，東學教轉由秘密結社的方式散播思想，持續進行恢復教祖名譽以及取得合法地位的請願活動。西元一八九三年五月，教徒在忠清道報恩郡舉行大規模集會，批判政府，倡議排斥外國人，教徒閉城自守，不服政府當局的解散命令。朝鮮政府無計可施，只能派遣魚允中到當地緩解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