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無明 X 說書人座談:精神健康不是病人的事,是每一個人的事

一念無明 X 說書人座談:精神健康不是病人的事,是每一個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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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無明》的編劇陳楚珩及導演黃進與網上平台「說書人」共同舉辦座談會,希望能透過劇情探討精神健康及精神病的污名化,當晚嘉賓以心理學學者、電影創作人、情緒病過來人等角度討論劇情及精神疾病,記者特此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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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精神健康調查2010﹣2013》估算,全港約有100萬人有情緒問題,佔全港人口約14.5%,但經抽樣調查後,發現少於25%的情緒困擾者願意接受診治,正式在公立醫院精神科求診的只有22萬9千人。這堆數字儘管令人嘩然,但一直為市民忽略或忌諱,直至近日電影《一念無明》上映,精神健康才引起市民廣泛熱議,紛紛討論主角阿東患躁鬱症的心路歷程、為他被歧視的遭遇抱打不平,也開始反思社區對病人的責任。

在這股輿論熱下,上星期《一念無明》的編劇陳楚珩及導演黃進與致力消除精神病歧視的網上平台「說書人」共同舉辦座談會,希望能更深入探討精神健康及精神病的污名化,當晚嘉賓以心理學學者、電影創作人、情緒病過來人等角度討論劇情及精神疾病,話題廣及醫療制度、社會歧視及親友陪伴等,記者特此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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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導演黃進、編劇陳楚珩、說書人成員Kammy、中大心理學系教授麥穎思、臨牀心理學家李昭明。

穎思:「說書人」創立人、中大心理學系教授麥穎思
昭明:「說書人」創立人、臨牀心理學家李昭明
Florence:《一念無明》編劇陳楚珩
Kammy:「說書人」成員、情緒病過來人
(導演黃進因宣傳要事在訪談尾聲趕到,摘要未有涵蓋該部分)


香港的精神醫療制度有何問題?

穎思:根據最新的報告,香港有700萬人口,當中13.3%患有抑鬱症或焦慮症,大概2.5%患有思覺失調,但在資源上,全港只有300多個精神科醫生,500多個臨床心理學家,一個精神科醫生一個早上要見30個病人,每個只能見約三分鐘。在資源緊拙及人手壓力底下,醫生只可「以病為本」地開藥行先,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過程中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繫,不是「以人為本」。

昭明:那我們可概括,精神醫療制度的問題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硬件,如人手不足、資源緊拙,二是軟件,即專業人士的態度,不能提供到以人為本的服務,但其實所謂的「以人為本」的理想,應是怎樣?

穎思:政府第一步應撥多點資源訓練專業人才,以及延長服務時間。我在美國受訓了5、6年,當地病人見心理學家的頻率是每星期一次,每次45-60分鐘,但在香港是每三、四個月才一次,每次只有30-40分鐘。至於精神科醫生,外國診症大多是45分鐘至一小時,但香港公立醫院3分鐘就叮人走。

我認為香港的心理學家或醫生根本沒有時間了解服務對象,只是不斷做急救,忽略了病人最深刻的內心需要。政府應增撥更多資源,令公院門診能延長服務時間,讓專業人士能深入了解病人的需要,解說使用藥物的作用、劑量是怎樣,過程中為病人「充權」,達至人和人的交流,不是人和病的交流。

昭明:這也說明了精神醫療「個案化」的問題,病人被視為「一隻隻case」,而不是「一個個人」。還有一點,公立醫院精神科的輪候期也過長,在新界東區最長竟然要等3年多!這是一件好恐怖的事,你想像下一個病人,他已踏出第一步去求助,但還是等候無期,願意接受治療也有心無力。我想問下Florence,你在《一念無明》中編寫一幕幕病人與公院精神科醫生的互動,背後有何用意?

Florence:阿東和醫生的互動共有兩個scene,但原本有多少少,就是在醫生幫阿東出院時,有個護士會負責幫醫生叫阿東入去,而醫生很overload,限時五分鐘內要見完病人。編寫劇本時我們曾與一名精神科醫生做過訪談,他以前在公立醫院工作,但接受不了急促的工作環境,一個朝早要看30個症,覆診的只能見3至4分鐘。他表示修讀精神科是想幫助別人,但公立醫院的環境迫他變成一個處理個案的人,無辦法當病人是「人」去溝通,最後他受不了走去開私立診所。

這令我反思,很多時醫生或社工的初衷是不想用「個案」的心態去處理事情,但工作環境或資源緊拙迫使他們如此。我曾訪問一個名社工,他常說快要被工作迫到「爆炸」,一個人要處理上百個case,又成日收到病人揚言自殺的電話,感到很大壓力,也為病人感到愛莫能助,試過勸喻病人不遂「出事」,自此她都以疏離的態度去處理「個案」,生怕若投放太多感情、太attached,病人出事時自己會承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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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醫療的資源錯置了在哪兒?

Florence:我覺得政府的資源經常投放在一些很無聊或不切實際的地方。上個月很多學童自殺,衛生署走出來宣告自己已經做了很多事情,如舉辦精神健康計劃之類的服務,但一切也只是「急救」,例如他們曾出版一本小冊子,內容是想勸退意圖自殺的人,上面竟然寫著:「你不要這樣(自殺),你的家人會很傷心。」「你不要這樣(自殺),你男朋友會搵過個。」我的感覺是,政府不是想幫人,只是在危急關頭用恐嚇手法去防止市民自殺。其實政府有投放不少錢在精神健康上,但資源運用的成效成疑,很多時錢花在錯的地方,政府卻自覺「已經做左野」。

穎思:沒錯。政府在提供服務時,往往只會考慮接受到服務的人數,而非質量,它只關心醫生或心理學家跑了幾多數,而非一個病人的病情變化,也會因質量很難衡量而置之不理。

Kammy:我想舉一個政府資源錯配得好離譜的例子。每年十月,政府都會舉辦「精神健康月」,是鮮有市民聽聞過的活動,但政府竟為此投放了30幾萬元,活動只是以頒獎為主。例如去年,政府邀請了全港的中學生去畫一些與「家庭精神健康」有關的畫,進行比賽,又請了康子妮、林曉峰兩位藝人到場演講及頒獎,但整件事無助提高市民對精神病的認知,也對病人沒有直接治療作用,過程中耗費了很多NGO社工的心力和時間。作為服務使用者的我覺得很荒謬,政府與其舉辦這些活動,不如聘請更多精神科醫生或社工,令病人能真正受惠。

精神病能痊癒嗎?如何界定「康復」與否?

昭明:記得在《一念無明》的第一幕,曾志偉邊作手勢邊說:「(兒子阿東)係咪即係好番晒啦?」,之後有一幕他又跟阿東說:「你有病,要食藥,你要人幫。」,似乎意味著一日還需要吃藥,一日個病都未好起來。其實,精神病有「痊癒」這回事嗎?什麼才算是康復?「好不好番」如何界定?相信是很多人的疑問。

Florence:其實在戲中,阿東覺得自己無病,一直堅持說他沒事、不用吃藥,又說「bipolar還bipolar,bipolar disorder還bipolar disorder,我可以好order去bipolar」,說明了他不當躁鬱是一個病的取態。其實我有一個想法,不知是否正確,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很不同,每個人的特質、性格、處事方式也因著他的經歷而不盡相同, 阿東亦然,他的個性敏感,情緒兩極化,在開心和不開心之間游走,但是否去到disorder?是否需要食藥去把這種特質「㩒低」?

我們要思考,我們對人有怎樣的想像。是否要讓所有人食藥,然後就食到一模一樣,「㩒低」所有不同的特質,就是好呢?就如在訪談中,我見過好多bipolar的朋友,醫生會開很多藥,他們自言食到好像變了「懵仔」,反而阻礙他們融入社區。就像劇中的阿東,他初頭真的無事,被定性為「康復」,但為何仍會出事?有很多外在的因素影響的,如生活的環境、社區的人未準備好包容及尊重病人。(政府)為何不轉投資源在社區上去消除歧視,而只是用藥去把所有病人的特質㩒低晒呢?

Kammy:「復原」對我來說,只是大眾加諸於我身上的一件事情,好像「好番」之後我就會變做正常人,大家不用再怕我是否危險、混亂、有沒有工作能力。我不覺得要去定義自己是否康復,對我來說,復原與否我也是這樣過日子,開心和不開心只是一種情緒狀態。其他人要叫我做「精神病康復者」,感覺就像定性了我以前是危險的,現在就不是危險的,那只是一個社會身份。

穎思:我覺得「精神健康」是每個人都有,也是必要的東西,而「精神病」只是精神健康其中一部份的「經歷」。所謂的經歷,不應是有病或無病,而是一個過程。在座每一個人,未必有(精神病)標籤,但你問自己,是否真的完全擁有精神健康?未必是。同樣地,有精神病的人,是否就代表要過沒有意義的人生?不能有自己的工作、社交,或夢想?也不然。所以我覺得單純討論「會否康復」,實在太微不足道,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病人想過一個怎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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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了精神病,是否一定要吃藥?

觀眾:我有個朋友確診患抑鬱症,經常想自殺,也試過自殺,醫生開了藥給他吃,他卻抗拒吃藥,那我應否鼓勵他吃藥?就如電影中的余文樂,他也不太接受吃藥(扣喉吐藥),藥物好像被標籤作負面的東西……我真的不懂,我的朋友應該如何抉擇。

昭明:這是抑鬱症朋友常見的兩難及掙扎。我相信每個人都很不同,食藥的需求和份量都很不同,所以最好是問清楚當事人他的想法,而informed choice(知情選擇)也很重要,即落一個決定之前,你能否找到足夠的資料去作出判斷,以致你能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Florence:看回余文樂的角色,他最後病情變好不是因為藥,對他來說,他的「藥」是小朋友(余果)的陪伴、尊重,也是訪談中一名康復者的真實經歷。多年來他看過無數醫生、吃過不同種類的藥,但最幫到他的,是在社區中心工作的一個同事。該位同事沒把他當成病人,只是很真心地與他交往、陪伴他,好尊重他,視他為一個普通人去相處。

我也認同每個人的case都很不同,有些情況用藥是好,但不是任何事可透過藥解決;有些人最需要的可能是陪伴、離開一下好大壓力的環境、良好的飲食習慣,或是轉換一下生活環境去復原。精神病和情緒病有很多種,也有不同程度,亦因不同原因而病發,所以我覺得你應先與你的朋友多溝通。

Kammy:談到吃藥,我們(病人)是否真的有得選擇?為何其他病如傷風感冒,容許人有自主權去決定吃或不吃藥,但精神科就一定食藥行先?例如我在公院約見臨床心理學家,也必須先見精神科醫生,拿到轉介信,再轉去其他支援服務。如果我覺得心理學家已能夠幫到我,為何一定要看精神科?

穎思:如果食藥或治療,能夠幫助他擁抱自己的人生,繼續走下去,那是他的選擇來幫助自己,但正如Florence提及過,若吃藥有效抑壓病人的病徵,卻令他失去思考能力、終日感到疲倦,病人就要反思,他能否真的擁抱人生?的確,現在病人缺乏選擇權去決定自己要走一條怎樣的復原的歷程,復康服務的種類也很有限,這又返回資源緊拙的問題。

如何看待精神病的污名化?如何改變普羅大眾的成見?

觀眾:我是精神病康復者,我看的公立醫生很好,每次會見半個鐘以上,還幫我轉介心理學家,在治療上我是比較幸運,但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家人不接受我有病,個女成日話:「你痴線架,又發咩癲?」這令我感到難堪,我有同醫生、社工講過,我們額頭被鑿著「精神病患者」幾隻字。我們被標籤,一有不開心,社工第一句說話都是「你吃了藥未」,但其實我們和普通人一樣,情緒有高有低。

昭明:你令我想起電影中天台的一幕,余文樂的額頭也是被鑿住「精神病患者」幾隻字,周遭的鄰居都認定他上天台就是要自殺;當曾志偉為兒子護航說「我夠有糖尿病」,鄰居就回應說你的病跟精神病是不同的。這些劇情都反映了無孔不入的污名,不知Florence在寫劇本時有何想法?

Florence:精神病污名化是很日常的一回事,好多時在用字或態度上已浮現出來。我聽朋友說,有觀眾邊看《一念無明》邊笑:余文樂話自己係青山出來,有人在笑,聽到「bipolar還bipolar」,又有人笑;朋友更聽到有母女邊看戲邊討論劇情,說「他又痴線了」。我很無奈和痛心,劇情已寫得很平實,大家都是人,都會面對很傷痛的事情,為何不把病人當是普通人去尊重?大家以為說話沒有責任,隨便講出口。無人額頭應鑿住任何字,你可以透過圍繞我的事情去了解我,但那些事情定義不到我,只有我才定義到自己。

穎思:社會大眾對精神健康缺乏認識也很有影響。有人以為,這只不過是20多萬人有的病,與我無關。但精神健康是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事,人生必然會經歷困擾,只不過是不同程度的情緒經歷,每人都有責任話畀政府聽,我們需要多點精神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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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如何與精神病人相處?什麼是真正的陪伴?

昭明:曾志偉在戲中用了好多方法去了解精神病,如閱讀心靈書籍、參加支援小組等,但他的結論都是「我真的不懂」。現實中的我們亦然,經常不懂如何跟精神病人相處,Cammy可否從病人角度出發,分享下你期望的相處方式?

Kammy:先由我最深刻那幕說起,就是曾志偉阻止兒子出席朋友婚禮,生怕他會出事。身邊人也是如此,覺得我們(病人)一定是玻璃心、很易受刺激,經常會問:「如何避免刺激他?」「有什麼不能說?」我只會說,沒什麼不能說的,都是閒話家常,談天氣、生活,彼此了解。與其思考如何防範我們,不如以平常心,問我們想做什麼、心情如何,平等對待我們,否則任何差別待遇只會造成傷害。

Florence:我以前也不懂跟抑鬱朋友傾談,很怕自己說了些涼薄的話,如「加油啊、無事架」、「辦法總比困難多」等,覺得好無用,但後來嘗試與他什麼無聊事都講,煮飯吃、看看戲,慢慢他也好起來。這套戲想說的,不是要去「幫」病人,而是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尊重對方。大家都是人,我不用你施捨、同情,只想你和我平等地去相處。

昭明:這讓我想起兩位余生(余文樂和余果)的關係,不如談談你設計余小朋友的用意?

Florence:他的名字叫余果,取自我朋友的名字,很有可能性、很自由。他沒有什麼大道理,只是會不斷反問他人,重覆提問的過程提醒了我們,我們自覺在說什麼話嗎?有人形容他好純真,但我覺得是「純粹」,很真誠、坦白地與余文樂相處。我常想,大人為何不可這樣純粹?為何長大後就抱著標籤與人相處?

Kammy:的確,余果沒有諸般治療上的提議,只是講故仔、與余文樂一起種花,這些最自然的相處是最治癒的。還有耐性也很重要,有些人覺得精神病人好煩,成日講同一件事,不想聆聽,為何長大了我們都失去了耐性呢?

昭明:其實我覺得陪伴不是單向的,人是互相陪伴的,人共通地都需要愛和尊重,這不只是精神病人的需要,而是社會的共同需要。另外,網上很流行DOS AND DONTS,會很再乎精神病者不能受什麼刺激,Kammy能否分享下你的親身感受?

Kammy:只視乎他是否真誠,同是一聲「加油」可以有不同效果。有些人說一聲「加油」是為了制止我說下去,一副「你返去加油啦,仲講啊」的樣子,但也試過有朋友拍一拍我,說聲加油,但之前是聽了我六個鐘頭苦水。後者令我覺得好有誠意、好窩心,但前一個版本是塞住我把口,不讓我暢所欲言。

Florence:我會覺得同情心很易,歡樂滿東華就是例子,捐了錢就當幫忙,但同理心很難,你要花時間、花心思去了解對方的背景、經歷的事情,深入了解對方的內心。在香港很多人不想花時間、心力去關心人,形成了很多問題。

後記:

編劇陳楚珩引用《一念無明》電影海報上的話,為座談會下了一個這樣的總結:「我們都是對方的惡魔,同時也是彼此的英雄。」她和導演黃進都強調,患上精神疾病這回事不只是病人的私密情緒,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環境、人際關係的問題,兩者互為因果,因此要扶助精神病患者,必定要由社區做起,不能一面倒御責於政府、醫生或社工,而是每個人都有責任以真誠對待彼此,也要避免因歧視或誤解傷害別人,「若我們覺得這個城市出現了問題,其實大家都有責任,因為每個人都是對方的環境,改變在我們每一個人手中。」黃進如是說。

核稿編輯:周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