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方進入「黑暗時代」？其實文明的步伐依然在向前邁進

文：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

黑暗時代？

隨著五世紀後期西羅馬帝國的崩潰，歐洲北部帝國建立的統治已經徹底消失，同時毀滅的還有環繞地中海、包含北非和小亞細亞的一體化經濟體系。一開始，由於缺乏軍團維持鄉間秩序、對抗土匪和入侵者，農業生產遭到了巨大的破壞。與此同時，戰鬥的方式也不再是依靠正面戰場上士兵的勇氣，取而代之的是大型工事的構築，人們認為堅固的城防比一支善戰的軍隊更能保衛一城平安。統籌式稅務體系的缺失，意味著水渠、梯田、橋樑和灌溉體系都會因為缺乏資金而難以為繼，只能被棄置不用，由此不僅減少了城市的活水供應量，同時也導致溝渠淤塞、耕地鹽鹼化，最終使得農業產出銳減。

中央政權的弱化以及城市文化的分崩離析同時還意味著，國家不可能繼續維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無論是義大利、西班牙，還是高盧、不列顛，一旦失去羅馬的保護，這些地區都將陷入一系列的蠻族入侵和移民活動的威脅中，在汪達爾人、哥特人、倫巴德人、匈奴人、法蘭克人和日爾曼人的入侵大軍面前，這些地區顯得毫無抵抗之力。

然而，蠻族民族遷徙大潮中的勝利者們，到六、七世紀時已經脫離了遊牧狀態，在原羅馬帝國境內定居下來。他們逐漸皈依了基督教，學習了拉丁語，並在舊羅馬的官僚體系和法律傳統指導下建立了一個個鬆散的小國家。這些新的西歐國家的軍隊和羅馬相比，規模很小而且分散，但至少他們仍然依賴徵召來的重裝步兵縱隊進行作戰，而不是採用一擁而上的部落式風格，這個區別對於進行決定性的戰役非常重要。

羅馬帝國的最終崩潰還導致了西歐地區的人口不斷減少，與此同時，在所謂的「黑暗時代」（五○○~八○○年），原本活躍的經濟活動也陷入沉寂。基督教體系不斷侵蝕公私土地來養活數量激增的男女修道院和教堂，顯而易見的是，這些機構在經濟領域都是沒有什麼產出的。有時法蘭克和倫巴德貴族會不明智地徵用羅馬時代傳承下來的貴族莊園用於馬匹飼養，類似的，教會也會利用本已寶貴而稀少的農業產出來支撐其龐大的等級制度，並經常野心勃勃地興建大型建築工程。到了五世紀末，從倫巴德人治下的義大利到西哥特人控制的西班牙，沒有一個國家能召集起一支龐大的軍隊；七○○年前羅馬在坎尼慘遭屠戮的那支軍隊的龐大的規模只存在於人們的記憶裡。

儘管羅馬帝國毀滅了，但帝國的消亡並沒有使得古典文明徹底消失，恰恰相反，帝國的碎片在之後的歲月中慢慢恢復，保存了曾經的西方文明的內核，將文明的火種繼續傳播下去。書寫被保存下來，而文學技法與科學研究也並未徹底失傳。拉丁語繼續保持官方、宗教和法律領域通用語的地位，從義大利最南端的海岸到北海之濱莫不如是。「黑暗時代」（這種稱呼是為了突出這個時代嚴重缺乏書寫知識，事實上，這類知識仍然得到保存和延續）的特點，並不在於帝國湮滅所帶來的混亂，而在於古典文化的傳播——語言、建築、軍事操典、宗教以及經濟等領域的知識被傳播到歐洲北部，特別是現在的德國、法國、英國、愛爾蘭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境內。

通過建立一種全新的神權至上的國家，伊斯蘭教迅速地向南、向西傳播開來；與之相比，西方古典文明的殘餘，則與基督教相結合，在羅馬帝國崩潰的情況下一路向著歐洲西部和北部傳播。對於人們想像中的五世紀之後羅馬文明的「末日」，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雷納（Henry Pirenne）這樣評論：「儘管（羅馬的崩潰）導致了混亂和毀滅，但並沒有新的經濟或者社會規則湧現出來，沒有新的語言環境，也沒有新的政權體系。在混亂中存活下來的文明，仍舊是地中海文明。」（《穆罕默德與查理曼》，二八四）

事實上，在公元六至七世紀，文明的步伐依然在向前邁進。在羅馬帝國末年，土地兼併現象嚴重，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城市裡的階級對立也日趨尖銳。六至八世紀，古典文明在高盧地區得到了延續與發展，儘管物質條件與羅馬時期相比有所不同而且往往更糟，地方政府官員對鄉村問題的態度，卻要比生活在羅馬時代最後二○○年的同僚們更為負責。

在墨洛溫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治下，再沒有出現羅馬文明的特點之一——使用大批奴隸的情形（到了四世紀，在羅馬帝國的某些部份，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處於被奴役的地位）。儘管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羅馬的驚人財富與國家地位已經從整個西方世界消失了，但具有致命威力的西方軍事傳統卻流傳了下來。在接下來的一○○○年中，不論是武器還是戰術領域，絕大多數的發明創造都源於歐洲，這是歐洲體系下撒播的經驗、科學與自由觀察研究所帶來的紅利。

大約在六七五年的拜占庭某地，西方人發明了一種被稱為「希臘火」的武器。儘管這種武器的準確配方與比例仍舊不為人所知，但根據記載我們仍能還原出希臘火的使用情況。在戰鬥中，拜占庭槳帆戰船會噴出一股火焰，其成分大致是石腦油、硫黃、石油和生石灰的熔融混合物質，這樣的混合物一旦燃燒，就無法被水撲滅，散發出毒氣、難以撲滅的火舌能在幾十秒內將整條船燒成灰燼。希臘火的投射方式和它的化學配比一樣獨具匠心，火焰發射裝置的製造牽涉到複雜的泵驅動、加壓密封與機械工程知識。

燃料被放置在一個密封的容器中進行加熱，並使用空氣泵從下方輸入壓縮空氣，由此混合物就從另一個出口被擠壓出容器，進入一條長長的銅管。在管道的出口處，凝膠狀的燃料被點燃，從這個古代的火焰噴射器裡噴湧而出，所過之處都變成一片火海。借助如此精巧而威力巨大的裝備，小小的拜占庭海軍才能取得東地中海地區的海上霸權，並在某些時刻拯救君士坦丁堡於危亡之中。最為戲劇性的莫過於在七一七年，利奧三世的軍隊使用希臘火燒毀了哈里發蘇萊曼圍攻君士坦丁堡的龐大艦隊，由此拜占庭人才避免了亡國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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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騎兵馬鐙這一發明的來歷，專家們仍然保持不同的觀點，有觀點認為這種重要的裝備來自亞洲。也許西方的馬鐙來自阿拉伯人，後者仿照了拜占庭的相關裝備，或者在七世紀前後學習了東方某些民族的相關發明。無論如何，到了十一世紀時，西方騎兵已經普及了新型的帶馬鐙的馬鞍裝具。在西歐國家中，馬鐙並不是僅僅作為一種增強對馬匹控制力的裝備而存在，而是成了新型持矛騎士戰鬥力的重要組成部份。

從此以後，騎士在衝擊固定目標時，馬鐙能夠幫助吸收撞擊的動能，防止騎手被掀下馬來。儘管這樣的持矛騎兵並不能衝破真正意義上的完整步兵陣形，但只要少數這樣的騎兵就能在攻擊或者防禦時輕易擊破被孤立的小股步兵分隊。馬鐙的出現，並不意味著騎兵會主宰西方軍隊，但是，以步兵為主的軍隊在戰鬥時，一旦成功在敵軍陣形上打開缺口或者迫使敵人潰退，就能適時派出致命的騎兵小分隊，無情追殺裝備較輕、缺乏組織的敵方步兵，同時保證自身毫髮無損。

大概在九世紀中期，十字弓這種武器進入歐洲人的視野。早期的十字弓源自希臘時期的腹弓，它是一種手持的使用曲柄上弦的武器，是古典時代使用棘輪的扭力弩的縮小版。學者們往往引經據典試圖說明，與之後出現的英格蘭長弓、東方的反曲弓相比，十字弓效率非常低，前兩者的射程與射速遠遠超過十字弓。然而，和其他遠端投射武器相比，只需要很少的訓練就能掌握十字弓的使用技巧，而且十字弓不像其他直接用手拉開的弓一樣容易使射手疲勞，在短距離上，十字弓所使用的更小的全金屬弩箭，與弓箭相比也具有更高的穿透能力。

十字弓發射的弩箭，能夠穿過騎士厚重的鎖子甲，這意味著一個相對而言並不富有的人能夠在轉眼間殺死一名貴族騎手和他那具裝備重鎧的坐騎——只要一根小小的金屬弩箭。有鑑於此，教會曾經頒佈公告，禁止使用十字弓類武器，後來稍稍修改了法令的條款，在基督徒內戰中禁止使用這種威力巨大的「窮人武器」。

即便是在「黑暗時代」中，軍事革新家們對於攻城武器的改良也沒有停滯過。到了一一八○年之後，大型拋石機已經開始使用配重塊作為動力取代扭力驅動。這種拋射武器往往僅配重塊就重達一○噸，能夠將三○○磅的石彈發射到超過一○○碼之外，在彈丸重量方面，達到了古羅馬牽引上弦扭力投石機的五倍多，同時還能保證一樣的投送距離。攻城武器增強的同時，工事建造水準也並未止步不前，此時已經出現了完全使用石材建造的工事，其高度超出了古典時代工程師的想像範圍，而且這樣的堡壘中充滿了錯綜複雜的塔樓、垛口以及內部防禦體系。

普遍而言，歐洲的城堡不僅比非洲和近東的同類建築更大、更堅固，而且因為石料的切割、運輸和起重技術的提高，西方在城堡數量方面也遠遠超過東方。板甲在一二五○年已經在歐洲普及，這種歐洲特有的防具類型保證了歐洲的絕大多數騎兵和步兵在防禦方面都優於伊斯蘭對手。一四世紀從中國引入火藥之後，歐洲人很快就掌握了獨立生產可靠的重型火炮的技術。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就是在歐洲人製造的火炮炮口下陷落的，此時歐洲也具備了大規模生產火繩槍的能力。在一四三○年，歐洲水域中航行的船舶普遍使用了完善的索具和多張組合帆具，在設備方面優於同時代的奧斯曼土耳其海軍與中華帝國水師的同級別艦船。

關於西方社會之所以能夠製造優質武器、形成高度靈活的創新戰術機制的原因，一般認為其關鍵在於，西方軍事家有效結合了軍事理論與實踐，向指揮人員提出了許多具有實際操作價值的建議，而這些理論也通過出版成書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而被人們接受。即便是在「黑暗時代」，羅馬後期的弗朗提努斯（Frontinus）的《謀略》小冊子，在某種程度上被西歐的軍閥們視為軍事理念的《聖經》加以研讀，而韋格蒂烏斯（Vegetius）的相關著作甚至更加深入人心。

在九世紀，美茵茨的大主教拉班努斯．毛魯斯（Rabanus Maurus）主持出版了帶注釋的韋格蒂烏斯著作《羅馬軍制論（De remilitari）》，以增強法蘭克人的軍事素質。在接下來的四○○年時間裡，歐洲人對韋格蒂烏斯作品的改編與翻譯書籍不斷出現，並得到了諸如阿方索十世（Alfonso X，西班牙卡斯蒂利亞和萊昂王國國王，一二五二~一二八四年在位）、波諾．吉馬伯尼（Bono Gimaboni，一二五○年）以及讓．德．默恩（Jean deMeung，一二八四年）等人的支持和推動。

歐洲人在攻城技巧方面的造詣本身就是其他文明所不能比擬的，其原因就在於傳承了古典時代的「城邦圍攻法」（poliorkētika）。九世紀的秘方書《繪畫小重點（Mappae Clavicula）》中，就有指導攻城者如何使用機器和火焰來摧毀被圍者的內容。拜占庭的皇帝莫裡斯（Maurice，著有《軍事的藝術》）和利奧六世（Leo VI，著有《論戰術》）通過著書立說，為帝國步兵和海軍的戰術提供了概略性指導，並為將軍們提供了戰術手冊，指導拜占庭人在地中海海戰和港口攻防中成功抵禦阿拉伯人的入侵。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關於戰爭的伊斯蘭寫作很少是抽象或理論性的——甚至很少是實用性質的，而是更加的歷史性和哲學性，很大程度上把戰爭和正義的統治以及吉哈德（jihad）的行為聯繫起來。

在早期的法蘭克國家中，著書立說研究戰爭、發行作戰操典手冊等做法，可以說是對於之前希臘羅馬諸思想家的直接模仿。軍事實踐不是空中樓閣，必須培養一個經過教育的菁英階層，熟悉古典時代就存在的軍事組織概念與武器裝備使用技巧，才能很好地執行軍事行動。在加洛林時代，國家的統治者就已經意識到必須系統地進行古典時代手稿的保存工作，同時也努力去繼承希臘─羅馬時代的軍事教育傳統：

儘管各國的宗教信仰不盡相同，但整個歐洲的學者團體一直使用同樣的拉丁語進行讀寫，他們的工作挽救了大量的古典時代的寶貴遺產，使之免於湮沒在歷史長河中。在九~一○世紀，學校的教師們部份參考這些被再次發現的古典著作，發明了一種新類型的課程，由此，為之後數百年的教育模式奠定了基礎。

——P‧Riché，《加洛林人》，三六一

此外，希臘和羅馬人所特有的史學傳統也在基督教信仰的東西方國家中得到延續，傳承諸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李維和塔西陀等歷史作家的精神，將編寫歷史視為「講述戰爭與政治故事」的衣缽可謂是這種延續的最好體現。

圖爾的葛列格里（Gregory of Tour, 五三四~五九四年，著有《法蘭克人的歷史》）、拜占庭的普羅科匹厄斯（Procopius, 生於五○○年，代表作《查士丁尼戰爭史》）、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爾（Isidore of Seville,《哥特史》，大約完成於六二四年）、神學家聖徒比德（Venerable Bede, 六二七~七三五年，《英格蘭教會史》）等人都是中世紀早期史學家的優秀代表，他們關於那些戰役勝敗的記載和大量的注釋，為後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關於不同蠻族部落的人類學細節材料。

至於其他數以百計來自歐洲各地的、不太知名的編年史作者與編譯者，他們的作品就更加難以計數，這些歐洲作者的作品，在絕對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作品出版量。

在伊斯蘭勢力剛剛崛起的早期年代，穆斯林中同樣存在為數眾多的歷史學家，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寫作時顯得公正而帶有批判性，然而，他們之中少有人相信先知穆罕默德之前的時代裡「有歷史存在」（就像一句格言所說的，「伊斯蘭教抹去了在它之前一切事物的痕跡」）。人們探究和質疑的尺度受到《古蘭經》的限制，後者在書面材料中、在歷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凡人挑戰的。

似乎沒有證據表明，希臘著名史學家的作品曾經被早期的阿拉伯譯者翻譯成阿拉伯文。和古典編年史截然不同的是，伊斯蘭史學家往往認為，道德缺失才是導致失敗的最大原因，戰術錯誤和社會結構問題則對勝負沒什麼影響。在普瓦捷戰役和雷龐多戰役之後，阿拉伯歷史學家在總結經驗教訓時，總是將戰敗的後果歸結為他們自己不夠道德、不夠虔誠，因此才引發安拉降下了天譴。

馬拉的鐵質犁最早出現在歐洲，和舊式的公牛拉動的木質犁相比，這種農具能夠更快地破開土地表面，並將更深層的泥土翻到地表。更高的農業效率，使得西方人相比東方和南方的同胞能夠獲得更多的食物和機遇。到了十二世紀末，風磨出現在英格蘭和歐洲北部，而在近東和亞洲從沒有類似的機械出現。通過使用水準軸和齒輪組，風磨能以非常快的速度碾磨小麥，這是生活在古典時代的西方先輩與非西方文明的人們所無法想像的。

此外，在十一世紀的英格蘭一地，就有超過五○○○輛改進型的水車，它們不僅被用於穀物脫殼，還在紙張、布料和金屬的生產中大顯身手。因此，西方軍隊得以在遠離本土的地方作戰——一方面他們能夠攜帶更多地補給，另一方面他們的農民把農事的部份工作交給機械處理，自己也能夠離家作戰更久的時間。歷史學家往往會指責十字軍的無法無天，批評他們變換不定的指揮權與可怕的營地狀況，嘲笑他們偶然採用的愚蠢戰術，但他們卻忘記了十字軍中數以千計的士兵此時正在地中海另一端進行戰鬥，給這樣一支龐大軍隊進行著運輸和補給的工作，這對當時的伊斯蘭勢力而言恐怕完全是無能為力的任務。

破碎分散的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夠在入侵大潮下倖免於難，不僅僅在於西方人科學技術的優勢，還在於他們秉持著源於古典時代的步兵傳統，以及對於有產者的普遍動員。西方的軍事指揮體系和軍紀軍規師從古羅馬軍團， 因此使用的術語也就自然而然沿襲了希臘語和拉丁語的稱呼。

拜占庭的皇帝們總是模仿馬其頓領主的做法，以systratiōtai——「同胞兄弟」的方式向麾下的士兵發表演講。拜占庭的將軍被稱為stratēgoi，士兵則是stratiōtai，都與古希臘時期別無二致；而西方的自由人士兵被稱為milites，看得出無論是步兵（拉丁語pedites）還是騎士（拉丁語equites），這些稱呼中都保留著羅馬時代不可磨滅的印記。徵召公民從軍的行為，仍舊處在合乎法律的、公開發行的規範指導下進行——這些規範被稱為「法典」（capitularies），上面清楚地標明了被徵召者應有的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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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馬特統率的軍隊，無論是在紀律性上還是規模上都無法與一支羅馬的執政官軍隊相提並論，但查理的軍隊仍然是一支使用長矛和短劍進行近戰的步兵部隊。他們的作戰行列與古典時代的軍團完全相同，想要進行戰爭的話也一樣需要得到公民大會的批准，而戰場上的指揮官，在戰後也必須經過財會的審計。

到了八世紀末，在四到五世紀受到削弱的東、西羅馬帝國遭遇了募兵兵源方面不可克服的障礙：一方面羅馬公民拒絕在軍隊中服役，另一方面早期基督教觀念又與公民軍隊和征服戰爭的理念背道而馳。此時，帝國的軍事基礎已經逐漸鬆動。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中，將羅馬在四一○年破城後的浩劫，歸咎於上帝對羅馬人的罪孽而降下的神罰。而甚至早在這之前，格拉提安等一些皇帝就已經開始拆除紀念軍事勝利的雕像和紀念物，以遵循耶穌基督對於追求和平、寬恕的訓導。

然而，在中世紀早期，諸如迦太基教會主教特圖里安（Tertullian,《致殉道者》、《論士兵的花環》）、神學家俄利根（Origen,《對殉道者的勸勉》、《論首要教理》）以及基督教作家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論受迫害者的死亡》）等人為代表的和平主義教父們，往往忽略了《舊約》的一部份精神及其對異教徒進行戰爭的態度，事實上這種懲罰不信者的理念往往壓過了傳播福音的願望。

以阿奎那為例，他提出了一套規則，界定了「正義」基督教戰爭的範疇，即在某些情況下不同信仰之間的爭端可能帶來一場「符合道德」的基督教遠征。基督教諸邦從來沒有像伊斯蘭教國家那樣展現出軍事的熱情，但到了「黑暗時代」，基督教或多或少地抑制了早期傳教時體現出的和平主義宣傳，不再與世俗政客們保持距離。《聖經》中耶穌充滿博愛的訓誡並不能鼓勵人們奮起抵抗伊斯蘭的入侵，相反，關於約書亞和參孫的戰爭故事才是喚起信眾對抗阿拉伯征服者的關鍵。

法蘭克人、倫巴德人、哥特人和汪達爾人也許都曾經是部落蠻族，而他們的軍隊也顯得缺乏組織，但就是這樣的「蠻族」卻保持了這樣一種觀點，即自由人必須為了集體的利益走上戰場，當然這樣的戰士也有自由掠奪戰利品的權利。因此，從公民軍隊的角度看，這些蠻族戰士與防衛羅馬帝國邊境的雇傭軍相比，更像當年共和國時代的舊式公民軍隊：

西方世界的政府依靠大量的公民士兵進行戰爭，這種做法降低了中央政府的軍事開支。事實上，西方國家靈活地在羅馬帝國晚期進步的基礎上發展自己強大的軍事體系，並獲得了成功。舉例而言，這種體系在十字軍國家兩個世紀的歷史中，幫助當地的基督教勢力一次又一次免於遭受滅頂之災，證明了它的價值。

——B‧巴克拉克，《中世紀早期的歐洲》刊登於K‧ 拉夫勞伯與N‧羅森施泰因合著《古代與中世紀世界的戰爭和社會》，二九四

羅馬軍團制度的最終崩潰，並不是因為其組織上的缺陷、技術上的落後抑或是指揮不當、紀律不佳，而恰恰在於缺乏足夠的自由公民參加軍隊去保護他們自己的自由，或是捍衛他們文明的價值觀。而這樣的公民戰士卻出現在了野蠻人中，當這些蠻族利用羅馬軍團的藍本重塑自己之後，為數眾多的西方式軍隊在羅馬的廢墟中間崛起了，正如穆斯林在普瓦捷戰役中所發現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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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殺戮與文化：西方強權崛起的關鍵戰役》，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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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
譯者：傅翀、吳昕欣

本書深入檢視了由古至今的九場裡程碑式的戰鬥——讀者將從兵微將寡的希臘人擊敗薛西斯奴隸大軍的薩拉米斯戰役開始閱讀，體驗科爾特斯對墨西哥的史詩征服，最終一直閱讀到關於越戰期間春節攻勢的情形。通過本書，維克多．戴維斯．漢森向一般讀者們揭示，為何在貫穿整個歷史長河2500年之中，西方軍隊始終是地球上致命、有殺戮效率的軍事力量。

《殺戮與文化》出版上市是在2001年的911攻擊之前，因為這本書所討論的議題激發了公眾的注意，讓這本書成為暢銷書。隨著911事件的發生，《殺戮與文化》增添了作者的後記，在這篇後記中作者明白表示基於一些理性的判斷，他作了以下的論斷：美國政府將贏得對恐怖主義分子的戰爭。

Photo Credit: 廣場出版

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