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確實讓美國深陷泥淖,但媒體報導的方式助長了戰爭的失敗

越戰確實讓美國深陷泥淖,但媒體報導的方式助長了戰爭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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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大部份在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三年間出版的關於越南戰爭的美國書籍,都顯得不夠準確。和祖魯戰爭或中途島的同時代記載不一樣,這些書始終是在有選擇性地使用資料,提供旨在誘發國內輿論偏頗觀點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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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

越南的神話

美國新聞媒體相對較快地對越南戰爭做出了大體正確的描述:華盛頓的軍政高層時常誤導戰爭,偶爾會對戰爭進程撒謊。美軍戰術——尤其是對叢林和森林的地毯式轟炸——大體是無效的,如果不是時常產生非人道且負面效果的話。豁免兵役的方法不夠公正,南越政府時常撒謊,而其交戰法則更是古怪滑稽。

記者們指責美軍高層在這場奇怪戰爭過程中相當無能,這樣的批評非常正確。在部署到越南的五十三萬六千名士兵中,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作戰部隊。儘管由於恐怖分子和滲透分子的存在,越南境內沒有絕對安全的地方,但大部份老兵實際上和敵軍沒有多少接觸。當極少數前線士兵服役一年,至少適應了戰爭的嚴峻考驗後,他們就又被突然派回國內去了。多數軍官不會在實戰中服役六個月以上,而一些後方基地則充斥著游泳池、電影院和夜總會。

這樣嚴峻的問題自然需要公開曝光。對這樣一場遠離美國邊境又未曾公開宣戰的戰爭,在對戰爭目的、戰爭行為和戰爭道義性進行重新審視時,異議顯得極為珍貴,也極有助益。軍事革新,亟須的立法機構對總統權力濫用的限制,對美國海外干預是否明智展開的全面審視,都源自反戰運動。

在一九六八年之後,美軍變得相對精幹,作戰也更為靈活,在克賴頓.艾布拉姆斯(Creighton W. Abrams)將軍指揮下,消除了許多媒體著重曝光的劣跡。最終,與古代雅典對西西里發動的災難性遠征這一案例一樣,越戰是又一個典型:在距離國內如此遙遠的地方,投入巨大的財富與人力,而這樣的戰爭事實上並不合乎美國利益。冷戰的交戰法則,讓美國既無法完全切斷共產黨的補給線,也不能入侵北越,接受了這樣的法則後,這場戰爭根本無法迅速取勝。

然而,在對美國政策的整體批評中,時常會出現某種歇斯底里的情緒——對一個自由、富裕的西方社會而言,對這種情緒的容忍是可以預知的,畢竟從柏拉圖到黑格爾,西方社會已經忍受了足夠多批評民主的人。這種批評遮掩了真相,批評的作者們卻在身後留下了神話。

其結果就是今天很少有人知道,美國在春節攻勢或一九七三年對北越的懲罰性轟炸中取勝後,一個獨立的、非共產主義的南越是否能夠存續下去——要是關於戰爭進程的真相,或者北越共產黨人的卑劣歷史與行徑能夠準確而嚴肅地向美國人民報導的話,這本不該是個問題。同時,即便媒體繼續謊話連篇的報導,我們還是能夠推斷,要是共產黨未能在一九七五年征服整個國家的話,被殺死或被迫流亡海外的越南人會少得多。

關於春節攻勢,西方媒體報導的一切幾乎都是誤導性的,其誤導程度就和北越宣稱的巨大軍事勝利,或美國軍方保證的共產黨攻勢不會產生任何長期的持續的政治後果,也不會導致美國政策變化一樣。在《大故事》一書中,資深記者彼得.布列斯特拉普(Peter Braestrup)用兩卷本的巨著,曝光了西方媒體就春節攻勢公布的欺騙資訊,有時他們簡直是在講述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在他看來,以美軍引人注目的英勇為特徵,講述美軍苦戰得勝的故事,既不符合有利於記者職業生涯的轟動效應,也與記者們通常會有的反戰情緒背道而馳。

儘管南越政府並非傑弗遜式的美國統治體系,但關於民族解放陣線或北越享有南越大眾支持的說法也決不正確。在春節攻勢之前,共產黨吹噓——這一吹噓也被原樣報導了——在一四○○萬南越人中,生活在他們直接控制地區的就有一○○○萬人,因此自然會歡迎春節「解放」。事實上,大部份南越人生活在越南共和國軍隊和美軍設立的安全區內,而且幾乎沒有人加入總起義。

在越共的春節攻勢失敗後,大部份人更感到了共產黨的可怕。順化也並沒有完全變成廢墟,這座城市遠不是荒無人煙,也沒有被完全放棄,而是在接受了無數噸來自美國的援助重建物資之後繼續屹立。到這一年年底為止,大部份難民已經返回家鄉,城市所發揮的作用比之戰前還要大得多。雖然如此,媒體的報導依然是截然相反的:他們繼續聲稱「贏得順化的唯一方法就是毀滅它」。

這一錯誤的評價是對彼得.阿內特著名報導的附和,他報導了一名美軍軍官對湄公河三角洲檳椥爭奪戰的總結:「為了拯救這座城市,我們有必要毀滅它。」(D.奧伯道夫,《春節攻勢!》,一八四)然而,除了阿內特本人之外,幾乎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哪個美軍軍官曾說過這句話。對驚訝且憤怒的美國公眾而言,這番話是美軍在春節攻勢中故意使用盲目戰法還擊的證明。

阿內特從未給出這段話的所謂來源,沒有指出這名軍官的姓名。他也沒有提出任何其他人——平民或軍人——能夠證實這一表述。找出有罪軍官的軍事調查最終一無所獲。事實上,身處檳椥的美國顧問在被越共打垮之前,確實有可能呼叫了空襲,以避免自己被消滅,而這樣的轟炸也許真的會導致平民傷亡。但並沒有證據可以表明美國人有意毀滅了檳椥,也無法證實這一毀滅行為源自官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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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越南南方或北方的轟炸也並非針對無辜平民,在北越軍和越共炮兵的無差別轟擊和游擊隊的進攻當中,有更多的平民慘遭屠戮。美軍的轟炸和使用落葉劑也沒有讓越南的土地變得荒蕪。在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一年之間,只有百分之十的鄉村土地上被噴灑了落葉劑,而這些土地上僅僅居住著不足百分之三的人口。在春節攻勢那一年,進口新稻種的種植面積擴大到了四萬公頃。到一九六九年,稻米產量已經四一九達到了五五○萬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產量最高的一年。

一九七一年,美國稻種催生了奇蹟,產生了南越歷史上最高紀錄的稻米產量——大約六一○萬噸。到一九七二年為止,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南越政府最終把二○○多萬英畝土地分配給將近四○萬農民——而在那時的北越,基本上不存在任何私有財產,二○世紀五○年代有成千上萬的人時常僅僅因為有兩英畝土地就被掛上資本家的牌子,要麼喪生,要麼流亡海外。

真正毀滅了越南農村經濟的是越共對鄉村的滲透,和在一九七五年之後正式實行的耕地集體化,儘管當時是和平時期,依然導致各種農業生產全面崩潰。到二○世紀七○年代末,越南儘管身處亞洲,周圍有富裕的日本、印尼和韓國,卻已經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瀕臨全面饑荒。越南在二○世紀八○年代和九○年代的經濟好轉,完全是依靠引入一定程度的市場化改革。

並非所有對美國出兵越南予以批評的人,都是有原則的持不同政見者。即便在戰爭過去後很久,許多人依然公開承認他們歡迎共產黨取勝,因此以浪漫主義的方式看待春節攻勢。這一看法反映的,與其說是戰地狀況的真實寫照,還不如說是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

更為普遍的是,春節攻勢對在美國重建某種社會主義存在的嘗試,起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隨著暴動者躍入視野,「呼喊著他們的口號,懷著讓人精神崩潰的憤怒戰鬥」,我們意識到他們不僅是高貴的犧牲者,還將贏得這場戰爭。我們沿著他們的努力勢頭前進,希望能夠與越南革命者聯合戰鬥(春節攻勢讓民族解放陣線的旗幟成了一個象徵),弄清楚我們新發現的「權力屬於人民」應當怎樣在美國實現……攻勢向人們展示了社會主義不僅是道德立場或學術信仰,也能夠實際體現在人民聯合行動中。

——M.傑托曼等編,《越南和美國》,三七六

這些人對順化屠殺、北越在春節攻勢中的整體失敗、南越和美國對共產主義的厭惡完全不理不顧,反而將北越在節日休戰中的殘忍進攻和屠殺稱為「敏捷且平和」的行為。

儘管南越政府極其腐敗,有時還相當殘暴,他們卻從未像北越那樣展開大規模屠殺。早在順化屠殺之前,共產黨就弄出了一連串骯髒的處決與迫害記錄,但它們卻被戰爭的批評者遺忘或忽略了。北越從沒有打算誠心參加於一九五六年舉行的全國大選,那本該讓全體越南人自由地進行非強制投票;在一九七六年,這樣的「自由」選舉以共產黨贏得百分之九十九的票數告終。

當這個國家最初分裂時,十分之九的難民是從北方趕往南方的——用腳投票的難民總人數最終接近了一○○萬。二○世紀五○年代早期,共產黨組織的土地集體化中,被處決的越南人遠不止一萬人,事實上,這一數字可能接近一○萬——這是於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間發生的柬埔寨大屠殺的序曲。然而,著名的反戰批評家後來還是申訴說:

我們是那些在越南的人嗎?是那些抵抗美國,希望臨時革命政府迅速消失,南方被北方強行統治的人嗎?我不是。難道我們會預見到越南就像匈牙利發生革命後一樣出現和解嗎?這是我所期望發生的事情。難道我們能夠預知再教育營的整條鎖鏈,被施加到數以萬計未經審判就被處以無限期監禁的人身上嗎?難道我們能夠估計到,解放者會在若干年後,被國際特赦組織作為侵犯人權者譴責嗎?難道我們能夠預測到數以十萬計的船民會登船離港,向他們極為珍視的祖先和土地告別嗎?」

——H.索里茲伯里編,《重新審視越南》,二四四

答案是「當然能夠」。對任何觀察過北越在戰前數十年里的殘暴人權記錄的人來說,這是顯而易見的。也許美國異議分子的最大道德罪惡是他們後來對柬埔寨的大屠殺幾乎一致地保持緘默——那著實是整個二○世紀里最為可怕也最不人道的事件。少數就這場殺戮撰文的異議分子也時常將紅色高棉歸咎於美國——似乎是那些與共產主義戰鬥的人們導致了共產主義的勝利,並最終引發共產黨的大屠殺一樣。

不過,並非所有批評美國戰爭方針的人,都會在咖啡館裡擺出一副學術姿態。有數以百計的美國人訪問了河內向北越提供援助。湯姆.海頓(Tom Hayden)和珍.芳達(Jane Fonda)向戰場上的美軍廣播敵方宣傳內容,據說還用一位北越英雄的名字Troi命名自己的兒子(後來改名Troy)。

在戰爭進程中,大衛.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撰寫了一部對胡志明幾乎全盤讚頌的傳記(Ho [New York], 一九七一)。像馬丁.路德.金這樣的傑出自由主義者,也錯誤地聲稱北越人是受了美國憲法理想的影響,而我們的轟炸則像是納粹在「二戰」期間的暴行一樣。赫伯特.阿普特克和蜜雪兒.邁爾森(Michael Myerson)這樣的共產黨員,則向美國人保證戰俘都受到了良好對待。這兩個人都曾和敵方高級官員會晤,在北越電臺接受採訪,隨後對共產事業的貴族們發表演講。

總體而言,前往北越的美國訪客視共產黨人為「英雄」,而非戰犯。曾在河內審訊過美國戰俘的大衛.迪林傑(David Dillinger)說,對美國戰俘的折磨拷問是一場「戰俘騙局」,是尼克森政府編造了無辜美國戰俘遭到折磨的報告。迪林傑武斷地認定,「唯一可以核實的、對北越手裡的美國戰俘進行的折磨,是國務院、五角大樓和白宮對戰俘家人的折磨」。(G.李維,《美國在越南》, 三三六)

安.威爾斯(Anne Weills)在很久之後的反思中,對激進分子的感受做了最好的總結:「你應當理解,對我們這些身處反戰運動中的人而言,得到前往越南、在巴黎會見阮氏萍閣下(Mm.Binh, 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團長)的許可,被視為極大的榮譽。這些人是我們眼中的男女英雄。」(J.克林頓,《忠誠的反對》,一二四) 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寫過一首詩:「讓越共擊敗美軍吧!……若這是我的希望,我願我們戰敗,讓我們的意志粉碎,讓我們的軍隊潰散。」(《詩選,一九四七─一九八○》,四七八)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於一九七○年訪問河內,他在戰爭結束後若干年所說的話,最好地總結了反戰活動家對美國的頑固看法:

我們進攻了一個國家,殺死了幾百萬人,將土地一掃而空,進行化學戰,然後扔下了依然一團糟糕、人們還在因為炸彈而死亡的地方撤退了,我們實行了廣泛的化學戰,受害者數以十萬計。在這一切發生後,我們所問的唯一一個人道主義問題,卻是他們會不會送來在轟炸他們時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的消息。那就是唯一一個可供討論的人道主義議題。你得去納粹德國才能找到這樣的怯懦與邪惡。

——J.克林頓,《忠誠的反對》,一九五

讓記者和反戰活動家們失望的是,法國記者讓.拉庫蒂爾(Jean Lacouture)後來在一次採訪中承認,他在報導戰爭時的推動力,很大程度上是意識形態而非真相。而此人的讚頌性質書籍《胡志明(Ho ChiMinh)》則是哈伯斯塔姆所撰傳記的一個資料來源:

我的行為有時更像一個激進分子而非記者。我掩飾了北越在抗美戰爭中的一些缺點,因為我相信北越人民的事業足夠美好,足夠正義,因此我不該暴露他們的錯誤。我相信曝光北越政權的史達林主義天性是不合時宜的,尤其是在尼克森正轟炸河內的時候。

——G.塞維編,《美國人在越南的經歷》,二六二

凱斯.比奇(KeyesBeech),一位原美國駐亞洲資深記者,在美國戰敗後十年對戰爭中的報導提出了一些看法:

媒體助長了戰爭的失敗。噢,是的,它們的確這麼做了,這不是因為什麼驚天陰謀,而是因為報導戰爭的方式。人們似乎時常遺忘的事情是,這場戰爭是在美國而不是越南輸掉的。美軍從未輸掉一場戰鬥,但他們從未贏得這場戰爭……前往那座可憐又貧窮的首都(河內)的訪客,時常聽聞他們的越南主人抱怨,與過去的好日子相比,他們現在受到了(西方)媒體的敵視待遇。

——H.索里茲伯里編,《重新審視越南》,一五二)

媒體同樣創造了關於美軍和自越南歸來老兵的全部神話。老兵們遠沒有被戰爭經歷折磨得精神失常、受困於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post─tuaumatic stress disorder),或是墮落成酒鬼、嗑藥者,他們和在此前戰爭中歸來的老兵一樣適應良好,精神病患者所占比例也不比總人口中的對應比例高。

把越戰老兵描繪成能夠充分適應社會,並未受到戰爭煩惱的人,會削弱反戰宣傳,因此越戰老兵正在融入社會,或是已經良好地融入社會的證據,就被針對美國政府亢奮而尖銳的指責淹沒了。

——E.迪恩,《地獄在顫抖》,一八三

至於駐越美軍的吸毒率,也並不比國內平民中的同年齡組高。與此相反,大部份老兵後來都對親密戰友無意義的逝去,以及他們無法贏得戰爭的結果表示悔恨,更對此後發生的共產黨奪權、遷移營、船民和柬埔寨大屠殺表示痛責。在那些曾於越南服役過的士兵當中,有百分之九十一的人後來表示他們樂於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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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和西班牙裔在越南的死亡人數,和他們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也並非不成比例,美國政府更沒有策劃某種種族主義陰謀來滅絕某些種族。湯瑪斯.塞耶(Thomas Thayer)在進行了詳盡統計之後,總結得出的結論是,「儘管有各類反面傳言,但就戰死數目角度而言,黑人並未在越南承擔並不公平的負擔……戰死的典型美國人,是在陸軍或陸戰隊中服役的白人正規軍士兵,年齡只有二十一歲甚至更低。」(《無前線的戰爭》, 一一四)據記載,百分之八十六的死者是白人。

如果可以對負擔不公這一現象進行什麼歸納的話,那麼它大體上是個階層問題。在越南前線作戰部隊服役的人,絕大多數是南方州和農業州的下層白人,其人數與佔據的人口權重不成比例,在他們中,三分之二的人並非來自徵召兵,而是自願從軍。這些年輕人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與那些誤讀他們的記者、那些指責他們的反戰活動家和學者,以及那些指揮極為低劣的軍隊高級將領,形成了巨大反差——後者倒是大體上來自中上層階級。

階層問題反而被那些反戰活動家們所忽略。也許這解釋了為何像《越戰獵鹿人》(The Deer Hunter,左翼戰爭記者彼得.阿內特稱之為「法西斯垃圾」)這樣的流行電影,克里登斯清水復興合唱團(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的音樂(如《幸運的兒子》),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早期歌曲(如《關燈》、《生於美國》)都遭到了持菁英主義態度的越戰批評者的忽視或譴責——這些作品大體上發自受歧視種族或社會下層,和他們對戰爭行為中的不平等狀況所持態度有關。

然而,士兵們絕沒有變得瘋狂、兵變不斷或是感到幻滅,大部份志願來到越南的美軍士兵英勇作戰,後來也保持了熱情,仍舊為服役而自豪。在曾經前往越南的美軍士兵當中,有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得到了光榮退役的待遇。

在一場持續了十多年,戰鬥條件極端惡劣,又未曾正式宣戰的戰爭中,美軍士兵這樣的態度和行為就尤為令人驚訝了。對那些老兵而言,越南戰爭是比二戰殘酷得多的戰爭——這再一次體現了美國士兵的優異表現。儘管如此,這一點也很少得到報導。例如,在太平洋戰場上,步兵在四年時間里平均每人作戰四十天;而越南戰場上的作戰士兵,在一年服役期間裡平均要與敵軍戰鬥二○○多天。

大部份在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三年間出版的關於越南戰爭的美國書籍,都顯得不夠準確。和祖魯戰爭或中途島的同時代記載不一樣,這些書始終是在有選擇性地使用資料,提供旨在誘發國內輿論偏頗觀點的材料,或是捍衛過去在準確性和道德上都可疑的觀點、立場或者行為。

大部份記述把整個章節用於記載美軍在美萊村屠殺大約一○○名無辜平民的行動,卻幾乎沒有人關注到,共產黨在順化冷酷地進行處決後,留下了將近三○○○個墓穴。反戰運動的巨大而無人承認的悲劇在於,這個運動自身缺乏可信度、公正性,而其鼓吹者又熱衷於誇張事實。正如美國軍方在越南糟糕透頂的過分行為一樣,它玷污了公開提出異議的權利,毀壞了嚴格審查軍事行動的神聖的西方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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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殺戮與文化:西方強權崛起的關鍵戰役》,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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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
譯者:傅翀、吳昕欣

本書深入檢視了由古至今的九場里程碑式的戰鬥————讀者將從兵微將寡的希臘人擊敗薛西斯奴隸大軍的薩拉米斯戰役開始閱讀,體驗科爾特斯對墨西哥的史詩征服,最終一直閱讀到關於越戰期間春節攻勢的情形。通過本書,維克多.戴維斯.漢森向一般讀者們揭示,為何在貫穿整個歷史長河2500年之中,西方軍隊始終是地球上致命、有殺戮效率的軍事力量。

《殺戮與文化》出版上市是在2001年的911攻擊之前,因為這本書所討論的議題激發了公眾的注意,讓這本書成為暢銷書。隨著911事件的發生,《殺戮與文化》增添了作者的後記,在這篇後記中作者明白表示基於一些理性的判斷,他作了以下的論斷:美國政府將贏得對恐怖主義分子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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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廣場出版

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