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民主」的假改革:揭開中共併吞西藏的謀略

「和平、民主」的假改革:揭開中共併吞西藏的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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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用「和平的改革」掠奪藏人土地的政策,早已在內蒙古徹底實行,並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人將這種殘暴的、非人道的做法稱為「和平解放各民族的工作」。上述對名剎理塘寺進行的空襲和殺戮,是「和平的民主改革」的一個例子。

文:楊海英

「和平解放」導致亡國

你們是英雄!

卻不是我們昔日頌歌中的英雄。

我尋覓不到獻給你們的讚美之詞。

—— 《血色星期天—— 東歐動亂》時事通信社,一九五六年

進駐西藏

興安軍官學校的第十一期生高海清,站在穿過西藏首都拉薩的幾曲河邊。這是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夜晚。河名意為「快樂之河」,但這是一個極不平靜的夜晚。

高海清在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對我談起往事。

達賴喇嘛帶領藏人分乘九十二艘船正在渡河。船是用皮革製作的,一條小船上坐了七、八個人。我們一直監視著他們的行動,卻沒有開槍。我們故意放走了他們 。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從蒙古草原撤退後,高海清進入了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騎兵第二師。這是大多數興安軍官學校學生選擇的道路。他擔任了騎兵第二師第十五團第二連的政治指導員。此後,他在中國共產黨的東北軍政大學進修,系統地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

在此期間,蒙古人騎兵被動員參加中國人之間的國共內戰,「解放」了東北和滿洲各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高海清在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師範學校學習一年。於一九五七年進駐西藏,擔任「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九一五二部隊的宣傳教育科長。倒是算不上什麼晉升。

我們從四川成都沿康藏公路到達了西藏。途中,越過海拔四千六百米高的二郎山時,花費了一個月。九一五二部隊在達賴喇嘛的宮殿羅布林卡旁邊搭建了軍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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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藏公路中的西藏八宿九十九道拐

眾所周知,西藏的達賴喇嘛法王,在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越過「世界屋脊」喜馬拉雅,流亡印度。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表示了充滿謀略的姿態,聲稱達賴喇嘛「遭遇了叛亂集團的綁架」。他們一邊將過錯歸結於「帝國主義和一小撮叛亂分子」,一邊則使用激烈的言辭污衊謾罵法王是「披著宗教法衣的狼」。

這是分裂西藏社會的策略,是中國人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面對中國人如此過激的指責,不禁讓人懷疑他們究竟是否有與其他民族對話的意向。長期以來,各民族在與中國人溝通時,倍感痛苦。

「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獨立國家。」最高領導人達賴喇嘛這樣描繪他的領土。

西藏可分為四個主要區域。北方是羌塘寒漠區,東西橫亙八百里,幾是不毛之地,只有一些吃苦耐勞的遊牧人在荒野中出沒。羌塘南邊是烏昌省。其南方及西南方比鄰的是高大的喜馬拉雅山。烏昌省東邊是康省(即中國的西康省),是全藏最肥腴的地方,因此人煙也最稠密。康省北方是安多省,兩省的東邊則是西藏與中國分界的天然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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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幾個主要區域

本書的主要舞台是康和安多(即今中國行政區劃的四川省藏區和甘肅及青海省藏區),但在此之前,有必要從西藏和中國的關係分析一下西藏全國的形勢。

中國單方面侵略並強迫西藏「回歸祖國」

中國共產黨在其建國前的一九四九年九月就開始了巧妙的宣傳工作。藉親中國派西藏人之口,捏造「西藏人期盼著中國來解放他們」的消息,並開始了「驅逐英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活動。進而在建國兩個月後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對西藏的宗教領導人班禪喇嘛說:「西藏人民熱愛祖國。中央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回應西藏人民的熱烈願望」。班禪喇嘛與達賴喇嘛同樣,是西藏的領導人之一。

中國政府完全無視西藏方面的意願,悍然派出人民解放軍侵略了西藏。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藏東的要衝重鎮昌都被占領後,情勢急轉直下。中國軍打著「西藏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旗號,一路西進。年輕的達賴喇嘛派遣阿沛.阿旺晉美(Ngapoi Ngawang Jigme)前去北京交涉,但在中國共產黨的壓力下,在達賴喇嘛等西藏領導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於五月二十三日單方面發表公布了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首都拉薩淪陷。一九五四年九月四日,十四世達賴喇嘛和十世班禪喇嘛到達北京火車站。此時的達賴喇嘛只有十九歲,班禪喇嘛才十六歲。作為他們對手的毛澤東則年過花甲,已經六十一歲。這樣巨大的年齡差異在關係到國家存亡的政治談判中起了很大作用。

中國人自古就衊稱西藏人為「吐蕃」,很明顯地將西藏人看作下等人。達賴在蒙古語中表示「大海」,喇嘛是藏語的「師」的意思。班禪意為「大學者」。面對「手持象徵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轉世的白蓮花」的達賴喇嘛和「大學者」班禪喇嘛,毛澤東等中國人共產主義者們,與其說將他們當作孩子一樣給予了厚待,不如說是將他們當作「蕃童」戲弄了一番更符合事實。

據達賴喇嘛自己的回憶,一九五五年春季的某天,他被叫到毛澤東辦公室,中國領導人做出了如下舉止:

然後,他身子往前一挪,靠近我低聲說:「我了解你。但是,宗教是毒藥。它有兩個缺點:一是導致民族衰落,二是妨礙國家進步。西藏和蒙古都是為其所害。」我大為震驚。

達賴喇嘛被舉止如同黑社會老大的毛澤東威脅期間,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人證實,中國政府利用西藏領導人在京滯留期間,製造陰謀,做出雙方同意的假象,單方面偽造了《十七條協議》。自此,中國政府和中國人虐殺了數十萬西藏人,卻被譽為「和平解放」;侵略並占領他國,卻被偽造成是「回歸祖國的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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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對寺院的「和平」空襲

北京當局給予了「蕃童」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沒有絲毫實權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和「委員」之職,讓他們回到西藏。回國後的達賴喇嘛本想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我親眼感受到了與中國農民的區別。西藏農民的表情更加幸福。這其中大概有很多文化要素的原因。第一,西藏的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比中國的更為緩和,貧困程度也沒有中國那麼嚴重。沿襲蔓延到最近的中國的裹足和閹割等這些惡習,西藏也是沒有的。

但是,年輕法王的判斷太過單純了。

人民解放軍入侵後,中國人主導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也已啟動,西藏人被奪去了各種實權。被劃為「農奴主」的人們遭到人民的彈劾並處決。西藏人的土地被中國人瓜分,遊牧民的遷移也遭到禁止。當然,西藏人在各地發起的武裝起義,都被稱為「反革命叛亂」,遭到殘酷鎮壓。

一九五六年夏,位於東部康巴地區的理塘寺遭到人民解放軍空襲的消息,傳入了法王耳中。進而達賴喇嘛還得到了詳細的報告:「緊接著這次空襲,父親或丈夫參加抵抗運動的家庭的妻子和孩子們遭受了殘酷的拷打和處決。僧尼們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凌辱」。

本書後文還將詳細的描述,理塘寺是三世達賴喇嘛在一五八○年建立的西藏康巴地區的名剎。僧侶們反對中國以所謂的「和平的民主改革」為名的軍事侵略,以古剎為據點進行了長時間的抵抗。感到棘手的人民解放軍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空襲了理塘寺。數百名西藏僧侶和平民在此空襲中喪生。

在達賴喇嘛為西藏人的流血感到無比悲傷之時,接到了錫金王子寫來的一封信。邀請他參加在印度召開的紀念「釋尊誕生二千五百週年典禮」。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末,「逃脫中國人的無處不在的監視,心中充滿對自由行動的期待感」,達賴喇嘛在鄰國享受了短暫的幸福時光。他在當時也完全可以逃往印度,但正在訪問印度的周恩來總理數次勸說他。

「康巴地區沒有叛亂。人民解放軍被圍困在理塘寺,飲食斷絕,因此,我們只是派出空軍給他們投放食物而已」,中國人周恩來撒了一個血色的謊言。在日本的親中國派(中國的政治支持者)中,周恩來有很高的人氣,而我們絕不應該忘記他是一個竄改事實、滿口謊言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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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理塘寺的大殿

蒙古人所發揮的作用

由於牽掛正在遭受中國政府蹂躪的同胞,達賴喇嘛於一九五七年四月回到了西藏。首都拉薩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往日和平的文化宗教都市裡,充滿了從各處中國占領地逃亡來的難民。難民、拉薩的居民,所有的西藏人都在等待著年輕法王的決定。而正在此時,蒙古人青年將領高海清來到了拉薩。

達賴喇嘛回憶道,他們在晚上十點稍早前離開被稱作「寶石之園」的羅布林卡宮殿,與家族、親信一起,由護衛兵護送,腳步匆忙而小心翼翼地踏上了渡河的小船。一路上籠罩著時刻會被中國士兵發現並逮捕的恐懼感,艱難跋涉。但是,從蒙古人高海清的證言,可以判斷法王的行動一直處在人民解放軍的監視之下。法王並不是「被帝國主義者和叛亂分子拉攏綁架」,而是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無奈地開始了流亡生涯。

達賴喇嘛出走後,高海清因「洩密嫌疑」,一時遭到軍隊內部的調查監視。實際上,駐紮在西藏的人民解放軍最高指揮譚冠三將軍從三月七日開始,要求達賴喇嘛到解放軍本部來觀看演出。

「他的牙齒又黃又髒,頭髮剪得很短,一副十足農民的樣子,帶著一個傲慢無禮的翻譯,幾乎每天來指責我,或是慫恿我,在我面前擺架子」。這是達賴喇嘛對他的印象。

一般的中國人農民從出生到死亡,從不清理他們的口腔。可想而知,占領西藏人的國家,作為「文明國家」中國的代表的將軍指揮者們也不例外,依舊粗野骯髒。中國方面邀請達賴喇嘛看戲時,不允許攜帶藏人護衛兵,所以達賴喇嘛方面懷疑有被綁架的危險。最高領導人受到中國人的無禮對待,國家遭到侵略,從而引發了拉薩民眾的武裝起義。蒙古人高海清,成為了數次來往於人民解放軍和達賴喇嘛之間的使者之一。

你是蒙古人,更容易得到西藏的封建奴隸主們的信任。帶上一些白糖和茶當作禮物,去執行任務吧。

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這樣命令高海清。因為中國人也明瞭蒙古人和西藏之間的特殊關係。

蒙古人在十三世紀接觸了西藏的佛教文明。在蒙古帝國時代,元朝忽必烈汗給予佛教以國教的地位。元朝滅亡後,蒙古人撤退到長城以北的廣闊草原,曾有一段時期暫時離開了佛教文明。在一五七八年,出現了轉機。蒙古的阿拉坦汗和西藏高僧索南嘉措在位於青海湖畔察布齊雅勒的仰華寺相會,確認了往昔的施主和皈依處的關係,在蒙古恢復了佛教。和忽必烈汗一樣,阿拉坦汗被認定為轉輪聖王的轉世,阿拉坦汗賜索南嘉措尊號「達賴喇嘛」。從此,蒙古和西藏在文化和民族上形成了特殊而堅固的關係。

因為這種持續了數百年的特殊歷史關係,在達賴喇嘛的宮殿裡也有來自蒙古各地的高僧。蒙古草原上的伽藍使用藏語誦經,僧侶們也多需要到西藏留學。拉薩也因此成為了知識分子跨越民族界限,共同討論哲學教義的聖都。

高海清曾與達賴喇嘛身邊的翻譯色旺卓瑪有過接觸。高海清也是虔誠的西藏佛教信徒,但是成為人民解放軍的幹部後,不得不遵守毛澤東標榜的「宗教是毒藥」的政策。

高海清繼續回憶著:

我每次只是把信件交給達賴喇嘛的侍從。譚冠三將軍的司令部和北京的毛澤東究竟在做何打算,像我這樣的下級幹部是無從知曉的。達賴喇嘛是活佛,和他見面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他逃離羅布林卡宮殿的那一夜,我們也只能在夜霧中緊張地監視著他。因為那是命令。

對達賴喇嘛法王一行人出走過程的監視措施,不知在哪裡發生了怎樣的失策,但一部分的責任推給了高海清。他被判罪為「洩露祕密」,「蒙古人高海清向達賴喇嘛方面洩密而導致了失敗」。直到現在他也沒有擺脫「洩密」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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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出奔前,中共駐西藏最高軍事領導人譚冠三

在拉薩見到滿洲舊友

達賴喇嘛逃出拉薩的第二天,「中共軍隊炮擊羅布林卡離宮,毫無防備的群眾遭到機槍掃射」。

中國對達賴喇嘛的逃亡,感到非常高興。政府宣布:「人民解放軍迅速開始了對兩萬名叛國集團的反擊,平定拉薩,俘虜了四千人。對西藏全境實施軍事管制,維護了祖國的統一」。已被解除解放軍軍內職務的高海清,受命「指認」四千名西藏俘虜中的蒙古人僧侶。

高海清指出:

拿起武器與人民解放軍戰鬥的幾乎都是僧侶。他們只是為了保護信仰的自由,並不是所謂的叛亂集團。四千名俘虜中有蒙古人僧侶約四百人,占十分之一。西藏人經常說「拉薩的十個僧人中就有一個蒙古人」。果然如此。蒙古人僧侶中的多數出身南蒙古東部和滿洲國,大多是我的熟人。

二十世紀前葉的蒙古男兒理想的兩條道路是:進入興安軍官學校或者是成為西藏佛教的僧侶。而這兩條尚文和尚武的崇高道路,都因中國共產黨而遭破壞毀滅。

被指控為「叛亂分子」的蒙古僧侶中的身居高位者遭到處決。剩下的老齡和學問低下的人被強制送返內蒙古自治區。高海清在度過了鬱悶的一段時間後,在一九六一年被除隊,回到了內蒙古。在此期間,興安軍官學校的同學率領著內蒙古騎兵,對安多和康巴地區的西藏人趕盡殺絕,而高海清對此還一無所知。

導致西藏亡國的「和平的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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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流亡印度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藏人認識到:「一九五九年,對二十五歲的達賴喇嘛法王是不幸的一年。不僅於此,對西藏整個國家也是非常不幸的一年」。達賴喇嘛承認,他被中國政府一步步逼迫,不得已流亡天涯。首都拉薩的武裝起義也是因為西藏境內的難民不斷湧入已達到極限,是全體藏族人民為了表明與中國人抗爭的意志而導致的結果。

藏人和達賴喇嘛的聯繫非常深厚,一言難以蔽之⋯⋯(達賴喇嘛)本身就是西藏的象徵。他是美麗的土地,是清澈的湖水和河流,是潔淨的空氣,是群山的智慧,是人們強大的力量。不僅如此,達賴喇嘛法王還是佛教不滅原理的活的化身。

這是藏人對達賴喇嘛法王充滿愛意的看法,對於只顧追求現世的物質利益的中國人而言,是絕對無法理解的深奧哲學。

那麼,在遠離首都拉薩的地方,究竟發生了什麼?換言之,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是透過什麼樣的手段和途徑從西藏的周邊地區慢慢蠶食,並最終在其首都實現「和平的改革」,還將其政教合一的領導人趕入鄰國的呢?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首先從康巴地區,也就是和中國四川省鄰接的地區開始伸出其侵略之手。他們以「民主改革」的美名,先破壞寺院強迫僧侶還俗,然後把村裡不務正業遊手好閒之徒作為「積極分子」動員起來,指控富裕人家為「剝削階級地主」並圍攻批鬥。「積極分子」們「挖窮根,吐苦水」,擁護中國共產黨。之後,中國共產黨奪走「地主」的土地再分配給中國人農民和那些遊手好閒之徒。這是中國官方資料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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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受中共壓迫逃亡的西藏難民

「民主改革」的結局就是,將遊牧民放牧的廣闊草原解釋為「土地」並使其國有化。這樣一來,藏人遊牧民幾乎無一例外的全部被劃分為「剝削階級」。「剝削階級」必須受到殘忍的處決,「必須從肉體上消滅剝削階級」,是中國共產黨從抗日戰爭時代起一直堅持的政策和信念。

用「和平的改革」掠奪藏人土地的政策,早已在內蒙古徹底實行,並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政府將那些在內蒙古「實行和平的土地改革並獲得了豐富經驗」的幹部派遣到了康巴地區。透過「和平的改革」,將蒙古人的精英階層作為「對日合作者」進行了肅清,同時還將蒙古人的牧場分配給了侵略者中國人農民。剩下的少數蒙古人也透過反覆洗腦,「成為了出色的共產主義戰士」。現在他們需要在西藏人的祖國重複同樣的過程。中國人將這種殘暴的、非人道的做法稱為「和平解放各民族的工作」。上述對名剎理塘寺進行的空襲和殺戮,是「和平的民主改革」的一個例子。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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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海英

日本刀揮舞下,藏人的血把白雪染成了黑色。世界最強的騎兵軍團,卻使天罰降臨草原上。頭髮花白的老兵們,還是鼓起勇氣整齊地站在昔日日系教官的面前。或許他們心中認為,在經歷了如「天罰」般的中國人的文化大革命洗禮後,他們的罪孽已經被洗清了。

從日本士兵學會了武士手法和掌握近代軍事戰略的蒙古騎兵,在日本戰敗後夢想著與北蒙古成為統一國家,卻因大國之間擅自簽訂的《雅爾達協議》而遭分裂。1958年,中共號召蒙古騎兵參加青藏「剿匪平叛」,無數西藏人因而遭到屠殺,煽動了兩族對立,落入中國「以夷制夷」的陷阱。文革期間,蒙古騎兵幾乎全部遭到肅清,被殺害的蒙古人超過十萬,這段歷史被他們自視為殲滅西藏人的天罰,亦意味著對民族自決權宣告了死刑。

南蒙古出身的作者,以多視角的歷史觀及實地調查的第一手資料,再現這段以「日本洋刀」和「騎兵」編織的西藏人和蒙古人的時代悲劇。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 楊海英
Photo Credit: 大塊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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