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販子的告白:完全合法且難以追查,現金瞬間消失於無形的「哈瓦拉」系統

人口販子的告白:完全合法且難以追查,現金瞬間消失於無形的「哈瓦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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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個系統可以把錢匯到任何地方去,包括沒有建立銀行連線的地方,尤其是非法移民想要匯款回家的時候,這其實不牽涉任何犯罪行為。不過想當然耳,也有人利用這個系統不會留下任何追查紀錄的特性,從事洗錢活動。

文:Andrea Di Nicola、Giampaolo Musumeci

人口販子的帳冊

要想了解庫楚克這個組織的金錢流通,以及他如何安排那些環環相扣的「作業」細節,奧爾罕的話有很大的幫助。他也是一位「船長」,他不希望透露身分以及現在的居住地。

年約五十歲、長相英挺的他是土耳其人,雖然他懂一點英文,但我們寧願他用自己的母語表達,因此我們需要一位口譯。我們是在二○一三年六月中碰面的。從領口和他捲起袖子露出的手臂,可以瞥見早年留下的紋身。他一頭灰髮,綁了一個馬尾,眼睛是淺藍色的,說話時會直盯著你看,淡淡的笑容帶點不屑。他曾就讀航海學院,有一段時間工作很難找,於是他便加入組織,為其效力。

起初他只負責船隻的維修,而且是真正的觀光船。後來他們恐嚇他,脅迫他成為偷渡船的船長。「我們知道你孩子的姓名,也知道該去哪裡找他們。我們不希望他們發生不好的事,你如果幫我們做事,我們會付你錢。」剛開始他們是這麼跟他說的。出於利誘和畏懼,奧爾罕就這麼加入了走私組織。

他知道人口走私的「作業流程」,知道如何換手,也知道錢如何投資、首領付錢給哪些人。我們聽他侃侃而談,他讓我們知道人口販子的各種價碼:包含了入帳和支出。以及那位小「土耳其大君」的帳冊上有誰的名字。

在伊斯坦堡,有幾個負責招攬生意的,叫作「組織者」。他們是組織中的高層,也是從土耳其南部掌控非法人口流動的人。所有人都是從土耳其南部開始的,不管是敘利亞人、庫德族人、阿富汗人或巴基斯坦人。負責招募的人手都是土耳其庫德族人。他們熟知各個地區和各種語言,也是他們負責跟移民家鄉的窗口聯繫。

這些組織者包辦一切。他們會租下廢棄廠房或旅館,當作偷渡客的轉運點,業主抵達後會被帶去躲起來,這些臨時收容據點大都設在阿克薩萊區(Aksaray)和貝雅吉特區。

業主帶著錢來,通常口袋裡都有五千到七千不等的美元。招募生意的組織者會向他們每個人收取兩千美元當作酬勞。剩下的錢要給集團首領,支付土耳其到歐洲這段行程的費用。只不過這筆錢要等業主抵達目的地後才匯出,那些錢都是庫楚克的。地盤上的一切都歸他管,不過也需要四處巡視。他雖然住在伊斯坦堡,但常在沿海一帶滯留不回。

在工廠和旅館都有五、六名守衛,他們會向每個人收取二十到三十美元。這筆錢看起來不多,但是他們要管控的人數卻不少。這份工作既不算累,也稱不上安全。

業主被分批送上小型巴士,從伊斯坦堡出發,假設目的地是博德魯姆好了,每次載送七個人,最多八個人。沿路都有「觀察員」,通常兩人一組,另外開一輛車跟在小巴後面,或是坐計程車先前往目的地等人。他們負責傳遞訊息、護送、監控、打電話互通有無。他們會回報是否有警察,沿路是否安全,什麼時候讓船現身最妥當,好讓偷渡客上船。他們會等待夜幕低垂,那是讓大家登船的最好時機。整個行動最多會持續四至五個小時。

這些觀察員也出現在庫楚克的帳冊裡。他們每作業一次都可以賺到七百至八百美元。如果一個月跑個三、四趟,收入也算客觀。在土耳其只要月入兩千美元,就可以過上好日子了。如果只領退休金,一個月最多不過五百美元。再說觀察員的風險不大,只負責看,稱不上是危險的工作。你不過盯著一輛小巴開過,難道有人能以此罪名讓你坐牢?

編列給兩名船員的預算大約是兩萬美元,一人一萬。另外五千美元則支付給找到這些船員的人。專門為組織招募船員的人通常住在馬爾馬里斯港或其他沿海地區,他們負責找人,也負責管理。沿海地區沒有工作機會,所以願意載送非法移民的人並不難找。那個年代,大家都需要錢。

自然還有其他水手會做打雜的工作,負責把所有需要的物資都備齊,整理船隻,準備清水,儲備食物:麵、馬鈴薯、橄欖,全都已烹煮完畢。不過這些支出微不足道。真正的大筆支出是船。租一個星期的船要三千美元。大家現在不太願意把船租給土耳其人,他們會怕,因為他們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所以寧願把船租給羅馬尼亞人、烏克蘭人和蘇俄人。

我開的那艘船是買的,他們付了五萬美元。那艘船很老舊,船齡大概三十年左右。掛的不是土耳其國旗,這樣比較容易躲過盤查。很多船都寧願掛美國國旗。為了省錢,有時候也會租漁船,成本不超過兩萬美元,而且載的人還更多。

其他的支出包括每年四月到九月底賄賂官員的錢。被收買的官員一季可以賺到大約四萬美元,那個人通常屬於尉級或校級,你不需要收買其他人,只要搞定位居顯要的那個人就好。總而言之,收受賄賂的官員什麼層級都有。

穆阿梅爾.庫楚克賺多少呢?你們算算,最近他被逮捕的「船員」就有三十五人,一共二十艘船。每一艘船,如果沒被攔下來,一季可以跑五、六趟。每艘船單趟平均可以賺五萬美元,所以一季約可賺進三十萬美元,如果乘以二十就是六百萬美元。而這還只是土耳其大君龐大營收的其中一環。

有些偷渡航程用的是更大的船,可以賺更多。舉例來說,二十公尺長的漁船可以收到五十萬美元,其中四十萬進他的口袋。更何況其他還有為數不明的船員為他效力。

庫楚克累積了數百萬美元的身家財產。他從九○年代末開始做人口販子,在當時就已經有這麼大的規模。據說他買下了一間製藥廠,光在伊茲密爾就買了上百間房子以供出租。我想他大概不會用真名出面,應該都是借名登記的。否則光是逃漏稅這個罪名,就足以讓他入獄。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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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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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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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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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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