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殖論與民族主義的荒謬:八田與一事件的再省思

解殖論與民族主義的荒謬:八田與一事件的再省思
Photo Credit: ellery @ CC BY-S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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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的是,一個醉心民族主義的群體,高舉國家中心的旗幟去批評別人的殖民心態,至多只是「扛著右(紅)旗砍左旗」而已,從而流露著一股錯亂且怪異的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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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八田與一對台灣水利灌溉工程的貢獻不言而喻,但由於近期其銅像遭促統黨成員惡意破壞,雖然疑犯的政治動機不明,但已經引發輿論的高度關注。除了涉及傳統的統獨的論述外,更涉及「民族主義/解殖論者」以及「日本角色」之間的交鋒,其激烈程度不亞於西方社會於六七十年代新左派與保守主義之間的論辯。然而,這些語境邏輯又反應了什麼樣的虛妄與謬誤呢?

或許,先從各類去殖民主義的主張與台灣當下解殖論者的訴求進行比較,再從批判者的觀點進行某種核對,應可梳理出議題關聯、時空條件與政經環境的荒謬性。

就意識形態光譜而言,各類的反殖民主義的論述為左派思想的產物,都從廣義的馬克思主義、後現代理論與當代西方思潮中尋找到理論土壤與分析框架,差異在於批判的對象(中心),解放的手段與目標有所不同。

古典殖民主義批判的是西方霸權對被殖民國的主權侵犯,因此希望透過民族自決達到政治獨立的目標,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主張與兩次大戰後的亞拉非民族解放運動可視為具體實踐;新殖民論者解構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的經濟剝削現象,期待透過經濟民族主義或激烈的進口替代政策,擺脫前殖民國「依賴/邊陲」的事實並尋求經濟主權的獨立自主;後殖民論者認為被殖民國即便尋求了政治與經濟主權的獨立解放,但是在西方全球化與文化霸權的宰制下,唯有透過本土化才能尋求身份認同與話語權的解放。

這樣的觀點很煽動與顛覆,因為對於現存的政經秩序存有高度的批判、否定與超越的態度,因此蘊藏了社會動員的能量。

如將目光聚焦台灣當下的解殖論者論述內容,可發現存有若干後現代主義或新左派的軌跡與參照。他們企圖將六十年代學生運動解構的策略與對象,由「西方(歐洲)中心主義」轉移到「中國中心」;前者訴求的是啟蒙人文精神的再現與回歸,後者除了訴求既有秩序的解體與裂解外,卻希望「一次性」解決台灣在政治認同、經濟依賴、社會分配或是身份主體的複雜問題。

問題不在於這些觀點都見諸傳統獨派對於「中國/中華民國」解構論述,而是在於策略上「突顯當下的荒謬」或「衝撞當下的政經體制」外,其實空無一物。基本的訴求比較像是傅科(Michel Foucault)的「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反抗」的時髦用語,不是馬克思(Karl Marx)階級鬥爭的解放政治學。

就政治解放而言,除北京以外,「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可視為事實命題,至於「中華民國何以成為正常國家」應該從憲政主義、公民社會、兩岸博奕與國際參與得到實現。重點是,台灣的政治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的內涵從終止動員戡亂、歷次修憲內容、台灣前途決議文、太陽花運動、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之說得到豐富與建構,2016年選舉的結果也大致確定了「九二共識」的收場,以及「中華民國是台灣」或「一中一台」的架構。

在此背景下,如果將台灣目前所有困境歸咎於「被流亡的中華民國(中國)殖民」,其實是個脫離現實的遁詞與假議題。此外,替代方案就是「正名制憲」或是依附日台關係或著重對美權力傾斜,豈不在邏輯上陷入虛無主義或是「新的中心與權力宰制」的兩難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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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lienyuan lee CC By 3.0

就經濟與文化解放而言,除非台灣徹底改變與資本主義全球生產分工鏈接軌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再著重全球佈局、區域經濟整合或與中國市場維持等距,否則就難維繫經濟成長與社會分配。事實證明,企圖擺脫依賴尋求經濟獨立自主的南美國家面臨「拉美化」困境,即便東亞模式或亞洲四小龍榮景不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台灣要調整自由化與開放的策略。即便民進黨政府上台後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卻也無法迴避中國崛起的客觀事實。

弔詭的是,與其說解殖派裝反帝反霸,不如說是對於中國「經濟依賴/政治扈從」或是全球化中貧富兩極化的心理焦慮與相對剝奪感,至於台灣是否持續擁抱以外的歐美中心或日韓文化霸權,至多採取默認或懷疑態度,在左派眼中這其實是「修正主義」立場。重點是,面對台灣的經濟發展與身份認同問題,「究竟是本土化不深,還是國際化程度不夠」,解殖派顯然無力回答。

如果說,解殖論者的論述是種認識論上的錯誤,那麼紅統論者就是一種極端保守主義或國家民族主義,屬於一種本質上的認知偏執。

保守的民族主義論者對於台灣政治、兩岸關係或是國際體系的變遷,仍處於威權或是冷戰時期的「停滯真空」或「不知秦漢,無論魏晉」心理狀態。面對歷史事件他們採取道德或單一的解釋,意即某階段黨國的敵人必然是寇仇,到哪裡都是;領袖的神話必然不可侵犯,即便已經面臨祛魅或是解體的邊緣,卻寧可死守著道統或正宗也不願意面對政治現實;對於社會多元與變遷,猶如病毒蔓延或將吞噬靈魂軀體般的恐懼,總覺得自己將陷入「清算」或「抄家」的深淵。其他群體若有挑戰或提出反證,卻彷彿刺激敏感的神經末梢,立即採取採取抗拒或是攻擊的姿態。

這些論調具有激進的保守主義色彩,迷信國家神話、推崇強人領導、高舉道德價值、同時抗拒變化。矛盾的是,在面對劇烈變遷中的社會下,也同樣具有群眾動員的能量。

這種偏執情緒除對於敏感歷史議題時容易感性化或情緒化。舉例來說,面對多元史觀與歷史事件的重建的爭議時(如二二八事件或是魏德聖的電影《KANO》),保守主義的菁英們立即以「後殖民論」的方式反擊,「皇民化」是最典型的訴求。諷刺的是,一個醉心民族主義的群體,高舉國家中心的旗幟去批評別人的殖民心態,至多只是「扛著右(紅)旗砍左旗」而已,從而流露著一股錯亂且怪異的語境。

深入來看,如果再將民族主義與解殖論者的論述,投射在日本尷尬的歷史角色上,則將有更多認知不協調的現象,這也構成八田與一事件爭議的結構條件。雖然兩者的詮釋方式南轅北轍,但是其邏輯與方法論上的謬誤卻有內在一致性:基於政治正確的考量,兩者都是選擇性的剪輯歷史素材,導致出現嚴重的斷裂現象與缺席問題。

對於民族論者來說,近代史中的日本因素始終是個棘手的難題,特別是面對日中友好與日本侵華的兩面性,以及1895至1945年台灣處於日治時期的歷史,因此只能以政治道德、民族主義與「體用論」作為切割的標準,或是刻意隱誨不談或刻意缺席。

例如同盟會人士東渡,是為了推翻清朝,日本只是現代化的載體,因此忽略孫文接受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奧援「惠州起義」的事實;突出蔣介石領導國府打贏國仇家恨的對日抗戰,對於透過岡村寧次等帝國時期軍人籌組「白團」對抗中共的歷史沈默以對;強調台灣與中國的主權關係,卻漠視台灣彼時為日本領土的事實,不僅將台灣對日本的統治的內部騷動歸納為「民族抗戰」,也不願意面對中華民國曾在台灣設立領事館的史實。至於八田與一的事蹟在黨國完全體制下,自然就舉無輕重了。

最後必然出現以下的套套邏輯:基於民族復興與反共大業,國民黨親日情非得已;因為日本是國仇家恨的象徵與歷史記憶,民進黨與台灣人媚日就是皇民化的具體象徵。因此砍掉八田與一的頭像就是針對皇民化行徑的替天行道或情緒宣洩,不論其對台灣貢獻甚大,也不管台灣年老民眾與青年世代的集體想像有著巨大的差異。特別是在過去黨化教育下的反共思維有了劇烈轉身後,不僅無視北京對台威脅,其所倡議的紅統論調就是政治上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對於解殖論者而言,歷史的解釋則是另一個極端。除了對日本在近代史中扮演侵略擴張與軍國主義的角色也選擇缺席的態度外,針對日本殖民有著導因為果的理解,忽視了殖民國對於殖民地的現代化仍帶有政治宰制與經濟剝削的目標。如用相同的標準檢視,即便蔣介石的在台治理雖帶有濃厚的過客或「準殖民」的內涵,對其正面意義刻意視而不見。

直白說,八田與一或後藤新平已經超越自身的歷史定位與角色,成為某種政治符號或圖騰,或者成為模糊那個「中國/台灣」「國民黨/本土」兩者邊界的策略。此外,在解構中國中心的過程中,不僅將中國-中共-中華民國偏執混為一談,然後將現狀的問題籠統歸納為「台灣長期處於被中華民國政經殖民的狀態」,與其說是種唐吉軻德式的浪漫,不如說是一種「不知今夕何夕」的自虐心理。

八田與一的貢獻是客觀的事實,在政治動機的扭曲解讀與欠缺同理心的認知下,理盲與民粹必然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