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殖論與民族主義的荒謬：八田與一事件的再省思

深入來看，如果再將民族主義與解殖論者的論述，投射在日本尷尬的歷史角色上，則將有更多認知不協調的現象，這也構成八田與一事件爭議的結構條件。雖然兩者的詮釋方式南轅北轍，但是其邏輯與方法論上的謬誤卻有內在一致性：基於政治正確的考量，兩者都是選擇性的剪輯歷史素材，導致出現嚴重的斷裂現象與缺席問題。

對於民族論者來說，近代史中的日本因素始終是個棘手的難題，特別是面對日中友好與日本侵華的兩面性，以及1895至1945年台灣處於日治時期的歷史，因此只能以政治道德、民族主義與「體用論」作為切割的標準，或是刻意隱誨不談或刻意缺席。

例如同盟會人士東渡，是為了推翻清朝，日本只是現代化的載體，因此忽略孫文接受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奧援「惠州起義」的事實；突出蔣介石領導國府打贏國仇家恨的對日抗戰，對於透過岡村寧次等帝國時期軍人籌組「白團」對抗中共的歷史沈默以對；強調台灣與中國的主權關係，卻漠視台灣彼時為日本領土的事實，不僅將台灣對日本的統治的內部騷動歸納為「民族抗戰」，也不願意面對中華民國曾在台灣設立領事館的史實。至於八田與一的事蹟在黨國完全體制下，自然就舉無輕重了。

最後必然出現以下的套套邏輯：基於民族復興與反共大業，國民黨親日情非得已；因為日本是國仇家恨的象徵與歷史記憶，民進黨與台灣人媚日就是皇民化的具體象徵。因此砍掉八田與一的頭像就是針對皇民化行徑的替天行道或情緒宣洩，不論其對台灣貢獻甚大，也不管台灣年老民眾與青年世代的集體想像有著巨大的差異。特別是在過去黨化教育下的反共思維有了劇烈轉身後，不僅無視北京對台威脅，其所倡議的紅統論調就是政治上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對於解殖論者而言，歷史的解釋則是另一個極端。除了對日本在近代史中扮演侵略擴張與軍國主義的角色也選擇缺席的態度外，針對日本殖民有著導因為果的理解，忽視了殖民國對於殖民地的現代化仍帶有政治宰制與經濟剝削的目標。如用相同的標準檢視，即便蔣介石的在台治理雖帶有濃厚的過客或「準殖民」的內涵，對其正面意義刻意視而不見。

直白說，八田與一或後藤新平已經超越自身的歷史定位與角色，成為某種政治符號或圖騰，或者成為模糊那個「中國／台灣」「國民黨／本土」兩者邊界的策略。此外，在解構中國中心的過程中，不僅將中國－中共－中華民國偏執混為一談，然後將現狀的問題籠統歸納為「台灣長期處於被中華民國政經殖民的狀態」，與其說是種唐吉軻德式的浪漫，不如說是一種「不知今夕何夕」的自虐心理。

八田與一的貢獻是客觀的事實，在政治動機的扭曲解讀與欠缺同理心的認知下，理盲與民粹必然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