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青海進行的種族滅絕——「循化事件」的真相

中共在青海進行的種族滅絕——「循化事件」的真相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958年4月17日,藏人驅逐了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組」,並切斷了用於聯絡的電線。24日,約4000名穆斯林撒拉人包圍了縣政府所在地,進行抗議。人民解放軍認定「反革命分子叛亂了」,並於25日派遣兩個團「剿滅土匪」。人民一旦反抗,不去調查研究原因,而是立即實施虐殺,是中國共產黨的常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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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海英

各民族發起抵抗中共軍隊的武裝起義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

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戎兒。

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

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

—— 唐代詩人岑參〈胡笳歌〉

各民族的「叛亂」

與四川省相鄰的甘孜地區被中國人霸占,其影響波及到了位於其北部的安多。如今在日本也被稱作青海省的西藏安多地區,無論在政治還是在文化上都至關重要。如今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十世班禪喇嘛都出身安多。達賴喇嘛出生在塔庫策爾(現青海省湟中縣峽峻寺),班禪喇嘛的故鄉是如今的循化撒拉族自治縣。

蒙古人歷來將包括安多在內的高原稱作呼和淖爾,即「藍色的湖」。漢語的青海也來源於蒙古語的呼和淖爾。在呼和淖爾不僅有講突厥語系語言的撒拉人,也有信奉伊斯蘭教回族。他們均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抱有強烈不滿。因此,嚴密地講,對中國共產黨的「和平的民主改革」,不僅僅是西藏人,而是所有各民族都團結一致進行了武裝抵抗。

中國政府將以西藏人為首的西北各民族的武裝起義歪曲為「達賴喇嘛的煽動」,「英美帝國主義企圖分裂中國領土的陰謀」,以及「印度反動派的領土擴張野心」。對此,旅美中國人、西藏現代史學者李江琳表示反對。她指出:

甘孜地區的西藏人在1956年起義時,完全沒有主張獨立。他們只是希望強行改變自己傳統生活的中國人幹部回去。

美國雖然後來透過中情局干預了西藏問題,但在1956年,甘孜地區的西藏人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外部世界還完全沒有任何聯繫,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

在法王廳工作的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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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1959年流亡印度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達賴喇嘛逃離首都拉薩前往印度流亡的隊伍裡有一位撒拉青年,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名叫馬正清。

2010年4月28日傍晚。在台灣台北市內,我和國立政治大學的友人踏進了一家位於羅斯福路上的小店,這是台北市為數不多的清真餐廳之一。不久,虔誠的穆斯林馬正清(2010年當時75歲)精神抖擻地出現了。他和達賴喇嘛一起逃脫了人民解放軍占領下的拉薩,在戰鬥中跨越了喜馬拉雅山,到印度尋求新的生活。

「達賴喇嘛的武裝起義軍隊中,西藏人占大多數,也有很多其他民族的人。我是撒拉人。有蒙古人,也有少數的中國人和回族。」馬正清說道。

馬正清於1935年出生在安多地區循化縣一個叫托壩的地方,是阿訇馬全祿的次子。阿訇是指伊斯蘭的宗教指導者。循化是藏人和撒拉人雜居的地區。撒拉人屬於突厥語系民族,傳說他們在蒙古帝國時代從中亞移居而來,在城市和農村裡主要以買賣和農耕為生。另一方面,藏人也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活。撒拉人和藏人關係非常友好。當地也有極少數講蒙古語系語言的「土人」。「土人」並非歧視用語,而是「土生土長的人」的意思。

實際上,在達賴喇嘛的政府中循化縣的撒拉人非常多。或許是因為撒拉人也都會說藏語,而且擅長做生意,料理技術也很好。達賴喇嘛的母親也是現在所說的土族人。土族既講藏語也講蒙古語,法王的母親對信奉伊斯蘭教的我們也特別親切,一視同仁。

馬正清回憶著在循化和拉薩度過的幸福時光。

達賴喇嘛在回憶自己的母親時也這樣描述過:「母親,是我見過的這個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之一」。當貧窮的「中國人為了乞討食物跨過國境」來到西藏時,從未讓這些「可憐的乞討者」空手而歸。

藏人和土人都信仰佛教,但他們的語言不同。撒拉人是穆斯林,蒙古人是佛教徒,但兩者語言中相同的單詞很多。這是因為突厥語系的語言和蒙古語系的語言有著特殊的親緣關係。總之,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出現之前,多民族和多宗教的人民混合居住在一起的這些地區,未出現過因意識形態上的衝突所引發的大規模屠殺,平靜的生活持續了數百年之久。

七名親族遭殺害的穆斯林

1958年春,情況突然開始惡化。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的出現。當時,馬正清在西寧的名校崑崙中學讀書,其父馬全祿阿訇由於被認為抵抗了中國推行的「和平的土地改革」而遭逮捕。父親是伊斯蘭的領導人,所以被誣陷為「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父親和母親被五花大綁地站在結冰的河面上,遭到嚴刑拷打。

受害的不僅是雙親。伯父馬全海也因畢業於國民黨的黃埔軍校,並追隨青海省的統治者馬步芳將軍而被認定為「反革命軍人」。馬步芳自始至終反抗中國共產黨進軍青海省,後來去了台灣。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見解認為,效忠於馬步芳的軍人也理所當然地都是「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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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 public domain
馬步芳將軍

不久,馬正清的父親被絞死,母親也被凍死。父親被殺害時五十九歲。其後不久,哥哥也被帶到西寧市,在一個叫小南關的地方遭槍殺。馬正清指出:「為了威懾民眾,被當作反革命分子子弟的哥哥,遭到50天的曝屍。」

哥哥的遺體被曝曬太久,弟弟決定取回遺體。但是弟弟也被就地逮捕,被判處22年監禁。

馬正清繼續著回憶:「雙親和伯父、哥哥等,我的七個親人遭中國共產黨殺害。」

23歲的馬正清擔心,如果繼續留在循化地區,自己也會遭到政府抹殺,於是逃離這裡開始了流浪生活。他經由青海省的大都市西寧府,輾轉於甘肅省省會蘭州市和陝西省西安市等地。陝西省和甘肅省都在「建設幸福的社會主義」,並非流浪青年可去之處。不願被送進強制收容所,所以一路向西藏高原而去。馬正清混入從甘孜和安多湧來的難民中,進入了西藏首都拉薩,時為1958年秋末。

馬正清從小除了講母語撒拉語以外,還會講藏語和阿拉伯語。他憑藉著聰明才智和流浪各地時練就的隨機應變能力,在達賴喇嘛法王廳獲得了一份打雜的工作。當時有很多撒拉人早已在法王廳工作,同胞們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中國共產黨敵視伊斯蘭的原由

藏人和撒拉人已無安身之所,無力再繼續抵抗中國政府的鎮壓和殺戮,法王也逃往了印度。24歲的馬正清手握來福槍,一直和藏人戰士共進退。他的右腿被人民解放軍的子彈擊中,流著鮮血。即使如此,他在零下十幾度的喜馬拉雅山裡繼續前進。

馬正清回憶當時的情景:

達賴喇嘛法王的起義軍中,有很多穆斯林軍人。他們都曾經是馬步芳騎兵隊中的撒拉人和回族。正如當時流行的一句話「師長是循化縣的撒拉人好,營長是化隆縣的穆斯林好」,馬步芳將軍對撒拉人的戰鬥力評價很高。1940年代,在河南省開封市近郊與日軍的一個騎兵營對峙的,也是馬步芳將軍的騎兵部隊。

馬步芳將軍的穆斯林騎兵部隊,在中國西北赫赫有名。1935年,中國共產黨紅軍的西路軍計畫途經甘肅和青海,並穿越新疆省進而逃往蘇聯境內,然而在祁連山麓被馬步芳騎兵部隊全部殲滅。因為穆斯林厭惡遭到共產主義的改造。此次共產黨紅軍西路軍的數萬人被殲滅而結下的仇恨,也成為原由之一,中國政府對西北的穆斯林一直採取極其殘忍的非人道態度。

馬正清在印度東北部的卡林邦滯留時,被錫克教徒的警官誤認為中國人而遭逮捕。印度的穆斯林看到他即使在監獄裡,身邊也一直帶著伊斯蘭聖典《古蘭經》,於是營救他出獄。馬正清前往沙烏地阿拉伯巡禮之後,於1960年末去了台灣,成為國民黨的一員,準備對抗人民解放軍的攻擊。

馬正清憶起回鄉探望的情景:

以前,我家附近有很多胡桃樹,是父親和母親種下的。村落也是典型的中亞田園風景。中國大陸的渡航禁令解禁後,我只在1988年回過一次家鄉。胡桃樹一棵也沒有了。原來的家已面目全非,變成了空地。村裡相識的也只剩下一、兩個人。我再次深深地感受到,失去了祖輩代代創造的所有財富和七個親人的苦痛。

可見,同中國政府和中國人交惡的不只是藏人。馬正清的人生歷程表明,西北各民族跨越了不同宗教間的差異,聯合起來共同反抗共產主義惡魔。

「叛亂」的導火線

學者們將1958年春發生在撒拉人馬正清故鄉的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運動稱作「循化事件」。此次「循化事件」影響深刻,甚至被認為是第二年春達賴喇嘛法王出走印度的先聲。

馬正清的父親等七位親人遭中國共產黨處決的同一時間,中國共產黨以「防叛」,即「預防叛亂」的名義,將青海省各地的藏傳佛教寺院中的高僧監禁在一處,強制他們進行「政治學習」。這種「防叛」措施反而招來了藏人和撒拉人的反感,循化縣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抵抗。

當然,人們對從1952年開始的如狂濤般的「和平的民主改革」和「和平的土地改革」的不滿情緒,也一直在鬱積。1958年4月17日,藏人驅逐了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組」,並切斷了用於聯絡的電線。24日,約4000名穆斯林撒拉人包圍了縣政府所在地,進行抗議。

人民解放軍認定「反革命分子叛亂了」,並於25日派遣兩個團「剿滅土匪」。人民一旦反抗,不去調查研究原因,而是立即實施虐殺,是中國共產黨的常用手段。在短短四小時內,「射殺了435名『土匪』,俘虜了2499人。其中撒拉人1581名,西藏人537名,穆斯林回族343名,中國人38名」。

這些數字清楚地表明,這是一場跨越民族和宗教的差異,一致反對共產主義化的鬥爭。鎮壓結束後,中國共產黨發出「參加叛亂的宗教相關人員一個不放,判處終身監禁」的嚴厲命令。結果西藏佛教的僧侶和伊斯蘭的聖職者別無選擇,只有繼續抵抗。失去了曾經身為伊斯蘭領導人的父親的馬正清,也背負著這樣悲慘的命運,來到了西藏佛教的聖都拉薩。

數字所顯示的種族滅絕大屠殺的規模

中國人學者李江琳出示了一組數字,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所實施的虐殺的規模。

安多地區占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的青海省面積的97%。中國人在安多地區設置了海南黃南海北果洛玉樹等「藏族自治州」。1957年,青海省的藏族人口是51萬3415人,到1964年,減少至42萬2662人。李江琳依據的是中國政府的官方統計,即使有人口的自然增減,至少有九萬人被殺害。

我手中雖然沒有能夠表明整個安多地區人口情況的數據,但是有果洛和玉樹兩州的人口統計。其中關於果洛的人口有如下記載:

「1956年的人口是56747人,因平定叛亂和其他原因,1958年減少至54660人。」

經過簡單的計算可以得知,有2087人因「平定叛亂」而消失。此外,還有其他數據。這也是使用中國政府的統計數據進行的研究,有必要在這裡加以引用。從1958年到1961年期間,「果洛的西藏人口減少了35395人,占全人口的35.5%」。

玉樹的情況如下,1953年「解放後的人口是12萬6383人,1964年減少至10萬3661人」。因「平定」而消失的人有22722人。還有其他學者認為,「玉樹的西藏人人口從1958年到1961年期間,減少了69419人。與1957年相比,減少了44%」。這是極其恐怖的種族滅絕。

蒙古人騎兵就是被投入到對果洛和玉樹的鎮壓中的。上述記錄了人口變化的中國政府的文獻中,絲毫沒有提及「叛亂」發生的原因和「平定」的過程。不記錄歷史,其罪惡和虐殺一樣深重,是對文化的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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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Lencer @ CC BY-SA 3.0
西藏的幾個主要區域

作者想再次明確指出,正如達賴喇嘛所主張的那樣,康巴和安多,以及羌塘衛藏都是西藏的固有領土。然而中國政府在推進「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土地改革時,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將康巴和安多分別劃分給了四川省、青海省、雲南省及甘肅省。

未將西藏人自古生活的地區劃分為「西藏自治區」,而是分割給了中國人占絕對多數的省分,這源於他們頭腦中自古以來的「分而治之」的思想。所謂共產主義等等只是一個面具而已,事實上,他們實施了比歷史上任何朝代都更為殘酷的專制體制。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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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海英

日本刀揮舞下,藏人的血把白雪染成了黑色。世界最強的騎兵軍團,卻使天罰降臨草原上。頭髮花白的老兵們,還是鼓起勇氣整齊地站在昔日日系教官的面前。或許他們心中認為,在經歷了如「天罰」般的中國人的文化大革命洗禮後,他們的罪孽已經被洗清了。

從日本士兵學會了武士手法和掌握近代軍事戰略的蒙古騎兵,在日本戰敗後夢想著與北蒙古成為統一國家,卻因大國之間擅自簽訂的《雅爾達協議》而遭分裂。1958年,中共號召蒙古騎兵參加青藏「剿匪平叛」,無數西藏人因而遭到屠殺,煽動了兩族對立,落入中國「以夷制夷」的陷阱。文革期間,蒙古騎兵幾乎全部遭到肅清,被殺害的蒙古人超過十萬,這段歷史被他們自視為殲滅西藏人的天罰,亦意味著對民族自決權宣告了死刑。

南蒙古出身的作者,以多視角的歷史觀及實地調查的第一手資料,再現這段以「日本洋刀」和「騎兵」編織的西藏人和蒙古人的時代悲劇。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 楊海英
Photo Credit: 大塊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