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幽閉空間撒下陽光：黃進的電影與《一念無明》

1988年出生的香港新生代導演黃進，去年才剛滿30歲，已兩度獲得金馬獎提名，《一念無明》更在去年獲得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2011年首度執導的短片《三月六日》，描述香港在2011年夠過網路號召的抗議行動反財政預算大遊行，其中被捕的113人中示威學生不在少數；該片以4位被捕學生為主角，在與警察錄口供之中的言詞交鋒，帶出港人追求民主政治的渴望，更在結尾揭露其中一位警察與示威者的親人關係。全片主要場景設定在警局偵查室，透過被捕學生與警員間交錯的臉部特寫鏡頭，揭露兩股力量的抗衡，快速地剪接讓偵察室內的對峙氣氛封閉而緊張；其中示威者的弟弟與國家機器替身（警察）的哥哥，也在抽菸的對談中化解歧見。

在香港獨立電影《十年》所掀起的集錦電影熱潮下，黃進的第二部短片《Good Take》2016年收錄在由5位導演、5個故事組成的集錦電影《Good Take》，源自於澳門政府支持的《澳門街》短片計劃。故事背景位於澳門的巷弄空間，一棟老公寓中，遭逢妻子過逝的老演員，在悲傷欲自殺的時刻，意外以成熟演技搭救受黑道挾持的鄰居妻兒。這個黑色幽默的巧思，突顯了對社會邊緣人的同理之心，也透露編導想藉影像改變社會的熱情。

從以上兩部短片的佈局來看，黃進的電影角色總是在陷入僵局後急欲脫困，這不難讓人聯想到在近年來香港社會面對越來越緊縮的輿論自由空間下，影像創作者總藉邊緣人的發聲，表述衝突批判的力道。

《一念無明》是香港第一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作品之一（另外兩部分別是張經緯《藍天白雲》與陳志發《點五步》），作為黃進第一部長片可以說是企圖心十足，在僅僅200萬港幣（約800萬台幣）的製作經費與16天緊湊的拍攝期，精準掌握演員表演、場景美術與現場調度下，這部長片延續了前兩部短片中邊緣人物的心理刻畫，採用大量臉部特寫鏡頭，更試圖接近角色當下的情感變化，演員細膩的演繹讓本片達成角色為主的變異「家庭通俗劇」。

Photo Credit：甲上娛樂

在通俗劇類型中，家父長制度一直是必要條件，並在兩代衝突中總是佔上風者，維繫家庭倫理的傳統意識形態。然而，《一念無明》不僅在角色設定上，先瓦解了父親（父權）的形象，譬如阿東父親黃大海（曾志偉飾）是個拋家棄子女的中港計程車司機，而劏房（在香港，有些房東把普通住宅細分小房間出租）隔壁住著的余師奶則是一位沒香港居留權的大陸婦人，丈夫不知去向，一個人帶著小學兒子相依為命。父親不在家，或是失責的父親，導致男主角阿東（余文樂飾）一方面肩負母親（金燕玲飾）生前癱瘓的看護之責；一方面被未婚妻規劃下的購屋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來，這個家在崩解後重新搭建起的空間，只能在城市邊緣找個搖搖欲墜的蝸居之處。

劏房成為《一念無明》最重要且不斷重複的實景，如同《三月六日》的審問室，或是《Good Take》的澳門公寓，對於黃進的影像世界來說，港澳的生活空間就如幽閉空間，沒有窗、沒有天際線；無法伸展肢體、沒有自由的囚室之喻。《一念無明》裡，位在九龍西北的深水埗不足100平方呎的劏房，既是黃大海與兒子阿東重新出發的「新家」，也是香港貧窮率高居第一，又是劏房密度高的區域（近日調查深水埗的劏房每戶居2.8人）。當大海帶兒子離開青山醫院回到自己住處時，攝影機除了中景捕捉兩人於侷促空間的比例，也切到天花板俯瞰鏡頭，揭露香港高度經濟發展下另一面的貧困景觀。

一個曾親眼見到母親意外辭世、又有躁鬱症病史的阿東，是整部片亟欲脫困的主角，如同一位在公路電影失意的旅人，他處處碰到各種社會「邊界」的限制，譬如隔壁的劏房住戶們、以前的公司同事、教會的虛情假意、女友尚未諒解的眼神、身在美國的親弟弟，乃至於那些沒有臉沒有名字的與論大眾，甚至是精神病患家屬支持團體，總是建議阿東再回到精神病院。其實，阿東始終沒有離開精神病院，在被父親接回家之後，父親仍依照醫院的囑咐監視與規訓阿東；劏房的「新家」，只不過是另一個精神病院，彷彿只要待在那裡不出門，就會讓「正常社會」繼續運轉。

Photo Credit：甲上娛樂

於是片中的場景都圍繞著劏房，影像中觀看的眼神都成為監視的觀點，無論阿東去前同事的婚禮、前女友的教會、劏房外的公共空間、醫院診療室等等，阿東的身體繼續被監視著，而過去失責的大海則誤以為能透過照顧兒子成為「正常」的父親形象，殊不知這落入了父權優位的倫理體系，繼續惡化著緊張的父子關係。

這樣的衝突情節可能是編導的企圖之一，因為阿東這般邊緣人，身處一個極度壓抑、高轉速、高密度東亞大都會裡，又要如何獲得救贖？對黃進來說，阿東的救贖不會來自宗教（這在《Good Take》裡其實已經玩過一次），所以《一念無明》裡阿東與隔壁劏房小朋友的情誼，則成為黃進對這位悲劇人物所投射的希望。

整部電影中看得到天際線與陽光的場景，就是劏房頂樓的天臺，片尾阿東和隔壁小男生的對話中，體現對香港未來的希望。當小男孩說：「為什麼我們種的花都枯死了？」阿東回答：「可能這裡不適合他們生活」小男孩回答：「那我們將這裡變得適合他們，將這裡變得更好吧！」這段對話顯然是對香港近年來對於民生問題與民主議題的解答。也許，黃進生長於悲傷的時代，卻不是一位悲觀的青年，《十年》之後，黃進又開啟一個熱血叛逆、勇敢發聲、公民不服從的香港電影新世代。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