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代本土潮流文化崛起,與香港公民國族意識的萌發

一九七○年代本土潮流文化崛起,與香港公民國族意識的萌發
Photo Credit: Ian Rees's fatherCC BY-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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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七○年代起,香港人物質生活豐盛,社會迅速走向現代化。一般香港人的生活習慣與生命歷程,和深圳河另一邊有天壤之別。香港普羅大眾便視香港人為一個獨特的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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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承恩

普羅香港國族主義與潮流文化想像

自一九七○年代起,香港人物質生活豐盛,社會迅速走向現代化。雖然政制不民主,但至少政治不會如國共兩黨那般興起文字獄,而政府也至少會在表面上回應民意。香港承傳來自廣東的粵語文化,這套傳統文化於廣東因北京政權文化改造以及推行普通話而逐漸失真,只有香港、澳門及其他海外華人社會保存得好。一般香港人的生活習慣與生命歷程,和深圳河另一邊有天壤之別。香港普羅大眾便視香港人為一個獨特的命運共同體(Baker 1983)。香港人可以在國民黨及共產黨以外,以效忠本土為第三種選擇。如此又使香港能形成一個自由、無拘無束且百花齊放的社會環境,造就了一個富有香港特色的民間社會(呂大樂,二○一二)。

港中兩地之不同發展,使香港發展出一套全新的國族文化,這樣於一九七○年代末才來到香港的中國移民,在這座城邦中顯得格格不入。據人類學家蕭鳳霞觀察,於此時到香港的中國移民,與早前的戰後移民有著根本上差異。這些新移民與香港的親屬關係較疏離,甚至在香港舉目無親。而長期於共產中國生活,亦使他們難以適應現代化、國際化、本土化而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社會。這樣他們便難以在香港找到好工作,並作上向社會流動。

這群新移民日後若能夠發跡,多是因為他們於一九七○年代末至一九八○年代重返故鄉,把握開放改革所帶來之機遇。如此令這些新移民缺乏融入香港社會的動機。有部分於香港中資公司或中國駐港機構任職的中國移民,更是活在其小圈子之中,無意與主流社會有任何交集。而出於文化差異以及來自經濟發展的優越感,香港人普遍視新移民為他者,甚至產生種族歧視之心態。新移民與被稱為「左仔」的親共派,就成為活在城邦中的陌生人,香港人則透過與這些群體的種種差異,界定香港國族獨特之身分認同(Siu 1996)。

在香港人之身分認同日趨清晰之際,香港政府亦收緊移民政策,為香港國族之獨特意識帶來法理基礎。政府於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日實施新人口登記制度,規定於香港連續住滿七年的居民,可享永久居留權,其身分證上會蓋上黑印,而未居滿七年的則無永久居留權,並無權利享有如公共房屋等社會福利,他們的身分證則會蓋上綠印。政府此舉變相確認了香港土生土長者之公民身分。到一九八○年十月廿六日,政府更進一步廢除抵壘政策,自此所有來自中國之偷渡客被捕後都會遞解出境。雖然讓中國移民合法居港的單程證制度,其審批權一直都在中國公安部,但在大部分情況下,香港人與中國人儼如兩個不同國家之國民(鄭宏泰、黃紹倫,二○○四)。

自成一國的香港亦於此時出現本土導向之潮流文化,粵語流行曲與港產粵語片大受歡迎,香港甚至成為東南亞潮流文化之主要輸出地。各種潮流文化成為香港人集體關注的話題,而享受娛樂亦因而成為儀式化的集體經驗。這些文化產品又多從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想像中取材,長期透過大眾傳媒潛移默化,塑造香港人深層次的本土身分意識(吳俊雄,一九九八)。粵語樂壇殿堂級詞人黃霑(黃湛森)之名作〈獅子山下〉,頗能反映香港人當時開始產生歸屬感、且因自己白手興家而自豪的普羅國族意識:

人生中有歡喜
難免亦常有淚
我地大家 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

人生不免崎嶇
難以絕無掛慮
既是同舟 在獅子山下且共濟
拋棄區分求共對

放開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誓相隨
無畏更無懼
同處海角天邊
攜手踏平崎嶇
我地大家 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而歌詞最後一句,在初稿為「香港千秋萬歲」,反映詞人對其香港人身分深感自豪(《蘋果日報》,二○一五年七月三日)。

而各種潮流文化之中,又以電視文化之影響至鉅。早期電視訊號要以銅線傳輸,市民要收看,既要交安裝費,亦要交月費,能負擔得起的並不多。到一九六七年,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開始播放無線電視,市民購置電視機和天線後,可以自行安裝,之後就可安坐家中享受免費娛樂。到一九七三年,麗的電視亦改以無線廣播。電視文化自此風靡全港,到一九七六年香港已有逾九成的家庭安裝了電視機。電視節目收視率高,比其他媒體之傳播更有效率,而電視節目中的文化成見(stereotype)亦能在短短幾年間塑造香港人之自我認同。當中以一九七九年無線電視的劇集《網中人》最為經典。

廖偉雄於劇中飾演新移民程燦,他一直都未能融入香港的生活,被標籤為愚昧、貧窮、落伍的化身。程燦與香港人之文化差異,以及其適應新生活時遇到的挫折,則是該劇主要笑點。而由周潤發與鄭裕玲飾演的男女主角,相對上則是聰明、能幹且入時。周潤發飾演於程燦孩提時代即來港成長之兄弟程緯,他本是大學畢業生,卻因為要替母還債而身陷囹圄。出獄後程緯身敗名裂,卻仍能靠著其聰明才智於商場絕地反擊。這或多或少反映了香港人的自我想像:他們的先輩是曾經風光的廣東遺民,雖然因為中國內亂而失去一切,但最終仍能憑才智和努力,於香港這座城邦東山再起。電視文化中這種自視為比中國人優勝的文化想像,令普羅大眾集體重新確定其獨特身分認同(馬傑偉,一九九六)。

此時香港的潮流文化,固然有不少以中國為題材的產品,但要留意的是這些文化產品都未有涉及當時的現實中國。這些產品又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古裝片,這些產品部分是以歷史為題材,但有更多是在描述虛擬的中國武俠世界。第二類是描述民國初年的產品,比如是一九八○年由杜琪峰編導的《京華春夢》,以及同年由蕭若元策劃的《大地恩情》,不過這些故事的篇幅多不會涉及一九四九年中國易幟後的事。故事中的鄉愁,乃寄托於一個不復存在的國度,與共產黨治下的政治中國無關。最後,有少部分文化產品有論及當代的中國,但多以海外華人社群為背景。有一些產品則論及一個於虛構時空的中國,比如倪匡編劇的《中國超人》,那實質上可稱為時裝版的武俠故事。

香港電影之中,以一九七○年代的李小龍電影最為國際知名。這些電影多有「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一類充滿中國國族主義情緒的符號。但實情是多部李小龍電影均沒有對現實中國流露感情。《唐山大兄》與《猛龍過江》的背景設定在羅馬的華人社群。《龍爭虎鬥》則設定在一個虛擬的中華武術世界,而該虛擬世界相當國際化。而值得玩味的是李小龍於片中與英國特務合作無間。《死亡遊戲》原本的構思,亦設定於虛擬武術世界,以表達李小龍的武術哲學。李小龍忽然離世後,編導重新安排劇情,將故事設定於香港。

只有《精武門》的劇情是明確地發生於中國,但背景卻設定於中日戰爭前夕的上海租界,嚴格來說這是關乎殖民地華人的故事,而非關乎中國人的故事。這些電影所指的「中國人」,並非政治中國的國民,而是相對於日本人和西方人的華人,意識形態充其量只能算是大中華文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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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Johnson LauCC BY-SA 2.5

觀乎電影中的華人,不是身處殖民地,就是身在海外,不涉及國共兩黨之政治,與香港政府亦關係友好。我們可以相信當片中李小龍指自己是「中國人」時,指涉的其實是「海外華人」,甚至是在暗示自己以身為香港人為榮。伯頓(Pierre Berton)於一九七一年的訪談中,曾問李小龍是否視自己為中國人,李明顯認為他是超越中國民族認同的世界公民:

你知道我會想如何定義自己?是人類。因為,我的意思是我不想像「子曰」那樣(I mean I don’t want to be like “As Confucius say”),但在天空之下,在天堂之下只有一個大家庭。只是剛巧人之間有差異而已。

這樣,香港從政治、經濟到文化均能別樹一格。各階層的香港人都有著自豪的身分認同,這種普羅本土認同視香港為獨特的命運共同體,已經稱得上是香港國族意識。只是他們其於政治正確的理由,仍然囿於大中華文化主義的語言,亦未有進一步撰寫香港國族主義論述。而部分前衛抗爭者之行動,以動員香港人參與民主自治為目標,已有公民國族主義的影子。雖然香港政府高官多為英國人,亦非以民主方法組成政府,但其行事作風常常不惜與宗主國作對爭取自主,施政亦大體上以服務香港人利益為前提。

此時香港這座工業殖民地,已可算是一個準國族國家(quasi-nation state)。將會在未來出任港督的英國外交部官員尤德(Edward Youde)於一九七四年如此描述香港政制發展的困境:

另一個問題是北京會對此立即有所反應,因為他們都知道如果香港可以作主,它會選擇獨立而不是回歸。(呂大樂,二○一二)

香港國族意識於一九七○年代已經成形,而政府各種制度都有著獨立國族國家的影子,香港人在其獨特的領域中,享有自由、幸福和尊嚴。香港之所以未有成為名正言順的國族國家,部分原因是因為不少市民仍然食古不化,死抱大中華文化主義不放。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始終不肯放棄竊取香港的野心,而中國之國力與國際地位亦與日俱增。

香港的黑霧

雖然香港於一九七○年代進步神速,但我們並不應過分美化這段時期。雖然香港社會氣氛比一九六○年代放鬆不少,但香港仍然奉行殖民地制度,市民之公民權利並未有確實的保障。香港人享有之人身自由,乃是出於政府的恩賜,並非來自法律的保障。一九七九年四月,日後成為立法局議員的革命馬克斯主義聯盟成員梁國雄多次遭當局政治逼害。四月一日他在用紅色油漆寫示威標語後,被當局以非法張貼標語為理由檢控,終被罰款兩百五十港元。五日他與其他革馬盟成員到灣仔中國新華社外示威,隨後被控以非法集會罪,最終於六月五日被判入獄一個月。

一九七八年,疑為同性戀者的警官麥樂倫(John MacLennan)與一位華人青年性交。該青年的家人得知此事後,向警方舉報。當時同性戀仍屬非法,麥樂倫亦因而被控八項粗獷性行為罪。一九八○年一月十五日,麥樂倫被人發現倒臥於何文田警察宿舍內,身中五槍,並已經斷氣。律政司祈理士(John Calvert Griffiths)堅稱麥樂倫是自殺身亡,但這明顯不合常理,而之後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仍然附和此說(Yang 1981)。從今日之觀點而論,麥樂倫顯然是因為其性取向而遭當局歧視以至是逼害。這些人權遭侵害的事件,顯示當年的政治制度仍未有充分保障民權,而建制中人的態度亦異常保守。

一九七七年發生的警廉衝突,充分顯示麥理浩改革之脆弱,因為在殖民地制度下,執法人員仍然有著死抱特權的思維。當時廉政公署的行動多針對警隊內部的集團式貪污,各警署均有警員受到牽連,部分涉貪警員因看不開而自盡。輸打贏要的警員代表於十月廿六日在九龍城警署召開「反逼害」研討會,隨後前往九龍警察總部請願,要求在協助廉署調查時,要有高級警官在場。被控警員應得到法律援助,並容許他們的同僚籌款協助。此外,他們亦要求當局准許設立員佐級人員協會。同日晚上,黃大仙警察宿舍亦舉行香港警察伸張「司法公正」座談會。警員次日於旺角花墟球場發起集會,現場人士紛紛聲討廉署針對警隊的行動。

警員代表於廿八日遊行往軍器廠街警察總部,期間部分警員聲稱要自首,糾眾衝往和記大廈的廉署總部。廉署職員見狀欲關上大門,身為執法人員的暴徒卻動手襲擊廉署職員,打傷了幾位職員,並將門外之招牌毀壞洩憤。而未有參與事件的警員,則幸災樂禍地暗示將要拒絕履行職責,以此威逼政府對他們之貪腐行為視而不見。

一連串討價還價後,港督麥理浩於十一月五日晚宣佈特赦令,決定不再受理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前警察貪污的投訴。不過,若相關警員之前已被接見、通緝或仍在潛逃,又或者是涉及嚴重罪行,則不會獲得特赦。政府亦委派簡悅強成立委員會,處理對廉署的投訴。港督重申不會再對警員進一步退讓,立法局、市政局與多個社會團體亦表態支持政府。最終廉署叫停了八十三宗案件之調查,但仍有三百零三宗於一九七七年發生的案件未獲特赦。而多名帶頭鬧事的警員,亦成功被檢控(葉健民,二○一四)。

事件顯示香港執法人員欠缺為民服務的公僕意識,亦眷戀著昔日濫用特權收受賄賂之風光。港督頒佈的有限特赦令,固然令香港盡快回復穩定,但同時亦忽略了反貪過後轉型正義的問題。

香港「諮詢式民主」制度要正常運作,首決條件是在位者要重視香港人利益,並且於香港境內未有持有利益。這樣以民為本的領袖便可以透過盡用諮詢體系,收集各方民意,再按市民利益及意願制訂政策。問題是這並非真正的民主制度。要是執政者心術不正,又於香港有利益衝突,同一套諮詢體系可以淪為對少部分支持者的政治酬庸,並成為阻止市民參政、維護少數精英特權之架構。香港一九七○年代的善治,乃建立於浮沙之上,只要執政者換上不稱職之人,香港可隨時返回昔日政府人員貪污濫權的時代。

而新興的香港國族意識,亦有先天不足之處。香港人此時的身分認同,有一定程度上是基於經濟發展帶來之成就感,以及對中國人之種族偏見。也就是說,這種本土認同很可能只是一種消費主義的選擇(Matthews et al. 2008)。只是所有國族皆有盛有衰,香港國族亦不會例外。若然香港人之身分認同只是建基於富裕生活與種族偏見之上,那麼香港陷入不景之時,他們或會像那些盲目追捧強隊的勝利球迷那樣,放棄對香港效忠。

另一個令人憂慮的事實,是當時的香港公民國族主義,不論是公民意識還是國族認同,皆未成熟。當時香港人多嘗試以個人手段透過家庭支持解決問題,這種現象被社會學家劉兆佳稱為功利家庭主義。一九七四年於美孚新邨進行的調查,有三分之二受訪者贊同各家自掃門前雪之說法。而一九七七年的另一項調查,有百分之卅六受訪者認為家庭利益大於社會利益,而認為社會利益更重要的只有百分之九點六,曾參與志願團體的,則只佔受訪者的百分之十九點六。有百分之四十一點八的受訪者表示願意居於社會穩定而欠缺公義之地,有百分之五十七點三受訪者認為政府的首要責任是確保社會穩定,並有百分之八十一點六受訪者希望能保持現有制度(Lau 1982)。

這也許是因為香港人信任政府,並且滿意其施政,但這同時亦反映香港人個人中心且政治保守。除此以外,香港人仍未完全擺脫大中華的意識形態,他們心中知道自己有異於深圳河以北的中國人,卻仍然與中國藕斷絲連,未有明確主張香港國族自決。香港人公民意識未成熟,又未能放下心理包袱去成為獨立自主的國族,那他們又會否為香港國族將要面臨的不公義、為了香港人的自由、幸福和尊嚴,挺身而出團結抗爭呢?

在一九八○年代,新生而脆弱的香港國族即要面對前所未有的衝擊。香港國族要維繫下去,必須先要經歷一場痛苦的蛻變。也許每一個獨特的國族,在茁壯成長前均要經歷強權壓迫的洗禮。唯有這樣,他們才會從甘於受他人宰制的順民,進化為掌握自己命運的公民。

相關書摘 ►兩個性格廻異的國族:移民香港,本質上就是拒絕中國的集體經歷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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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承恩

自認為業餘香港研究學者的徐承恩醫師,撰寫《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為的就是要抗衡香港人缺席的主流史觀,並確立香港國族的歷史地位。從史前寫到2017年特首選舉前,徐承恩表明無意要「公正持平」地回復歷史的原貌。他認為在香港的處境,歌頌中國帝國主義的歷史書寫實在太多,西方既有的香港史論述亦未能避免東方主義的迷思,令香港人的立場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視。

面對不對等的權力,具社會關懷的歷史書寫就不是要追求中立,而是要奮力為歷史中無法自我言說的弱勢者仗義執言。惟有完全站在無權勢的一邊,歷史的真象才有可能於正邪的辯證中逐漸浮現。徐承恩主張,身為香港人、讀書人,在此亂世中有種責任,都要盡一己之力書寫自己之歷史。而他的立場就是要為備受強欺壓的香港人作辯護士,為屢遭打壓的香港國族說該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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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